国家对国民的保护是无限的吗？

——中国公民国外传教遇害事件浅议

作者：齐义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

时间：西历2017年6月16日

两位中国公民由于在巴基斯坦传教而遇害的新闻已经好几天了，但网络上就此事的讨论热情似乎并没有减退。概括一下无外乎两种声音：

一种是反躬自省心态。

认为凡事皆前有因后有果。虽然恐怖分子杀人必须谴责，但那两人也绝非完全无辜。他们在韩国人的雇佣下，到伊斯兰教国家传播基督教，本身就涉嫌违法，具有强烈的宗教挑衅意味，其危险性是可以预见的，完全属于咎由自取。

好比一个水库，警示牌明明已经提醒有危险了，有些人还要执意下水游泳，那么被淹死又能怨谁呢？怪政府施救不及时吗？但政府立警示牌就已经免责了呀。人虽死但错误不容逃避，如果涉嫌违法，更不宜隐讳，这样才能警示教育国民出国注意自身安全。

另一种则是护犊子心态。

认为两名中国人毕竟是我们的同胞，又是被恐怖分子杀害的，故只可谴责恐怖主义，不可指责死者的错误，否则就是蔑视人权、没有仁心、丧尽天良。

已退休却不甘寂寞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这次也跳出来了，给儒家扣上“法家心肠”的大帽子。孔子讲君子有智仁勇三达德，智是排在第一位的。似这种不问是非曲直、只管撒娇任性的道德绑架主义，不过是妇人之仁，跟傻白甜一根筋的白左实际上处于一个智商水平。

而且他们还宣称，不管国民做了什么事，国家对其都有无限的保护责任。其潜台词便是：国人被杀、政府失职。这种把什么事最后都能归咎到政府的逻辑可以说是公知的一贯套路，为此甚至不惜违背他们所信仰的自由主义原则。

问题是，国家对国民的保护是无限的吗？用自由主义的话说，国民是否具有优先于国家支配自己生命的自由权？

比如，一个人想要自杀，国家是否有阻止的权力？美国一人欲自杀，其母报警，警察来后警告无效遂将其击毙，瞬间自杀变他杀。似这样的国家权力不是很讽刺吗？

另外医学上的安乐死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国家也许有提醒国民珍爱生命的义务，但对于自杀者至少并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生命固然可贵，但首先要自己负责，而不是把一切责任都甩给国家。

这两天，新闻报道一位四川老人投河自尽，民警营救反被勒脖子，要被拉着一起死。像这种人，国家还有必要去施救吗？去巴基斯坦这种国家传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与自杀同样的性质，基督徒甚至会把这种作死视作伟大的献身。既然求死得死，又焉得怨？

基督徒之所以热衷于传教，因为在他们的教义里，传福音是有高额回报的。这有点像传销组织，发展的下线越多，自己的积分等级也就越高，将来更有可能获得上帝的拣选，进入天国。

说到底，传教就是以拉别人入教的形式来为自己积分，是一种典型的“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自私行为。这与伊斯兰教里那些为了天堂72处女不惜做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是一路货色。不在个人修为上下功夫，老想着进行信徒数量的扩张，这还只是一种很低端的宗教形态，更是宗教冲突的根源所在。

历史上在西方由于传教曾经导致数次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一神教如果不能改掉这个令人讨厌的臭毛病，将来还会把灾难引到中国。

外来宗教之中国化首先就是要入乡随俗，改革不合时代和国情的极端教义，如此才能和平发展，引导人向善。

宗教在当下中国存在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如果不能适应那就要面临被取缔或驱逐的后果。而且信仰自由不等于传教自由，喋喋不休的传教骚扰恰是对个人自由选择信仰的干涉。

为了落实公民个体信仰自由的宪法性权利，有必要对各个宗教的传教行为进行法律上的约束和限制：外国人不得来华传教，中国人也不应该出国传教；传教仅限于宗教场所，不得出界；宗教信仰只能个体化，自主选择，不能族教捆绑，从小入教，否则皆属违法。

对于那些高喊着要求国家营救的人，我很好奇他们可有具体的办法？在确认人质被杀害之前，人家绑匪既不要赎金，也不跟你谈判，国家该如何营救？难道要派军队出国去剿匪吗？可巴基斯坦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呀。

即便要赎金，这个钱应该由谁出？家属、教会还是国家？他们个人的错误，凭什么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买单？

空喊口号的圣母婊最好当，也最容易为自己赢得爱心人士的声誉，但一点用也没有，不过是虚伪的道德自我标榜罢了。

这些传教士往往宗教认同大于国家认同，经常会为了宗教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这次韩国人雇佣中国基督徒去传教，就是利用了中巴友好、签证便利的优势，但反过来却会损害中巴关系。

如果巴方因此而改变对华的签证便利政策，受牵累的将是全体中国人，这个损失是那两个传教士承担不起的。

中国近代曾经饱受西方传教士之害，站在巴方立场，我们对这些外来的文化入侵者理应感同身受，岂可假借国家的外交资源为其非法的传教行为保驾护航？

国家真的对国民负责，那就要事先教导民众，自己信教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传教要受法律制裁，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与其事发之后替其收尸，不如及早立法教之在先，这才是仁民爱民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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