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范老初识于2001年，已有近十年的交往情谊。范老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十年的交往，范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茶会友。范老家住北京万寿路，在他家不远，有一座清香茶楼，这便是范老经常会客会友的老地方。我每与范老相约，范老总是说“茶楼见”。远远地，你会望见一位老者，花白的头发，宽宽的大脸，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茶楼门前停下，落锁，走进茶楼，他就是范老——大名鼎鼎的当代大文豪范敬宜先生。若是下雨了，或是下雪了，路滑，范老多是打着一把伞，步行着由家里来到茶楼。有多少次，我说，范老，我用车去家里接您，他总是婉言谢绝，依然骑着自行车来、骑着自行车回去，搞得我毫无办法，只是感到愧疚。每一次，我望着范老回去的背影，一种钦敬、敬仰之情便油然而生。

 

    范老吃茶会友，一律是清茶一杯，抽支烟，缓缓地谈来。偶尔要一盘话梅，也是慢慢地品。若没有重要的事情要谈，范老会滔滔不绝地向你讲起他的往事。范老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有许多传奇般的故事，很是感人。讲起他在辽西下放接受改造时的情况，范老总是不无自豪地说，“我是在接受改造时入的党，这很少见”。艰难岁月的磨练，养成了范老的豁达和没有架子，造就了范老看似平凡的不凡。长久以来，我总是难忘范老骑车来往于茶楼会友的身影，刻骨铭心地难以忘记。

 

 

　作者简介：高述群，男，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范老的为人处世，在我看来，一向是十分的低调。但唯独一事，他却显得十分的“张扬”，这就是他非常愿意表明自己是范仲淹的第28代孙，而且以此为自豪。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其一生的作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我曾记得，范老在多个场合，都主动地讲述自己祖籍在苏州，为范仲淹的28世孙，且不厌其烦地讲述范仲淹在家乡办“义学”的许多故事，言语间充满了对先祖的景仰。他娓娓道来，间有激昂的情绪，真是“如数家珍”。他讲，范仲淹去世后没有归葬故乡，而是遵其遗嘱葬在了洛阳东南的伊洛之地，位于现今从洛阳到登封之间的高速路旁。2008年我去洛阳出差，曾专程拐到伊洛之地去祭拜范仲淹。那天车一出洛阳城，我就瞪大眼睛看着路的两旁，生怕错过去。远远地有一尊汉白玉的高大站立像出现，即为范公范仲淹的雕像。雕像距离高速公路不过百米，但要近前祭拜却要绕很远的路，而且是崎岖不平。车下了高速公路，转入农村小道，询问老乡，答曰范庄据此有20里路，范仲淹的墓地就在范庄附近。沿着小路前行，刚下过雨，甚是难行，有一两次差点难以过去。终于来到范仲淹的雕像前，像很威武，足令人肃然起敬。由雕像北行，过一小桥，有一处院落，远远地望见墙上有四个大字：“范家祠堂”。心想，这就到了。进入院落，不曾想遇到了范老的一位同宗，约莫五六十岁，在此守护墓地和祠堂。我问您可知范敬宜？他一听是问范敬宜，就忙说，那是我的叔伯，便赶紧拿来家谱指给我们看，上面果然有范老的照片。老者说，范敬宜在北京做大官，是我们范家的骄傲。我当即拨通了范老的手机，请他和他的同宗通话。范老很高兴，询问了范家的许多情况，老者一一作答。我在范家祠堂照了很多照片带给了范老。范老说，他没有来过范家祠堂。

 

    在我的记忆中，范老最崇敬的当代人物是邓公邓小平和广东省原省委书记任仲夷。范老常说，正是任仲夷，在广东最先领导进行了改革开放，蛇口工业区、深圳特区都是任仲夷率先搞起来的，任仲夷曾对中央说，给我政策，让我“杀出一条血路来！”在《敬宜随笔》中，范老专门写了任仲夷。他对任仲夷的钦佩，可谓是英雄惜英雄。

 

    我常把范老与范仲淹作比，自觉不自觉地通过范老来认识范仲淹，又通过范仲淹来认识范老。范仲淹一生清正为官为民，范敬宜一生也是清正为官为民。范老范敬宜的一生颇似范公范仲淹的一生，二人相隔虽千年，却有许多相似乃至神似之处。

 

    范老范敬宜不愧为范公范仲淹的后世子孙。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我与范老交往所留下的记忆中，范老最喜爱的古典文学作品乃是其先祖范仲淹所作的《岳阳楼记》。每每地，他会情不自禁地用他那桐城派的诵读艺术来唱诵或哼起《岳阳楼记》。这种演唱式的诵读经典的艺术，在范敬宜去世后恐怕已成为绝响。2002年秋，海峡两岸学子在曲阜孔子研究院举行首届文化经典诵读活动，范敬宜应邀登台用他得自真传的桐城派诵读艺术唱诵了名篇《岳阳楼记》，一时引来许多粉丝。台湾来的柳先生夫妇就对范敬宜的诵读倾慕不已。柳先生夫妇在台湾率先教孩子们诵读中华诗词，从学者达三万人之多，这次经典诵读，柳先生带着学生一同来圣地表演，他的夫人则是主持。那种感人的场面，至今回想起来仍是让人激动不已。范敬宜的魅力，柳先生夫妇和他们学生的魅力，成为这次海峡两岸诵读活动的精华。

 

　　范敬宜喜爱书法，他的书法作品，其内容，多是《岳阳楼记》。有一年夏，范老身为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来孔孟故乡视察文物保护工作，先是住在邹城（孟子故里）的择邻山庄，后是住在济宁的运河宾馆。大文豪来到文化圣地，求其字者甚多，范老难却盛情，写得最多的仍是《岳阳楼记》。范老后来回忆说：“那天天很热，第二天要离开，晚上，我便关上房门，光了膀子写，写了总共有上百幅吧，整幅《岳阳楼记》写到夜里两三点钟才算完成。”这就是范敬宜，一个讲信义、讲感情、又具有真性情的高官和文人。我感觉，范敬宜的感人之处就来自于这些极其平凡的生活小事。有一次，我对范老说，“范老，我想请您给我写幅《岳阳楼记》”。“好哇,过段时间来取。”不久，范老来电话，“字写好了，可来取。”后来，范老的夫人吴老师告诉我：“老范为了给你写这幅字，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换了几张宣纸才写成。”听后，让我久久感动。每每想象范老写字的样子，我就想到了范老极可珍贵的人品。如今，这幅字已成为范老留给我的最好教诲。

 

　　我常想，范老为什么会如此地喜爱《岳阳楼记》呢？固然，作者范仲淹是其先祖是一个原因。固然，《岳阳楼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美文，也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我想，可能是范老对下面几段有极深的感触和感悟：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然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自幼就有“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抱负。文中“先忧后乐”的济世情怀和“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宽阔胸襟，我想，恰正与范老的人生志向和追求相一致。范老写、诵《岳阳楼记》，实际是用《岳阳楼记》来陶冶自己，涵养那份达观、济世的高尚品节。观范老的一生，恰是履行了《岳阳楼记》的真精神。

 

　　——高述群

　　　　

 

　　范老是孝子。范老对他母亲的感情，总是难以言表的一往情深。范老给我讲述过关于他母亲的几个故事，让我对这位母亲也是景仰的不得了。范老自幼体弱多病，八岁读过一年级后，即养病在家，没有上过小学、初中、高中，范老早年的学问，包括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均来自于母亲的倾心教育。范老十五岁时，有一天，他母亲对他说，“我给你报了无锡国专，你去试试”。不想，几乎没有上过学的范敬宜，竟然考上了无锡国专。范老深情地说，“这都是得益于我母亲的教导”。“母亲是一位很有骨气、很有胆识、很有正义感的知识女性。” “母亲是一位老师，曾冒死救过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很是了不起。母亲很少提起此事。”范老一向很听母亲的话，但有一事却“违”了母亲的意愿。1951年，范老18岁，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毕业，他母亲的心愿是希望他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而他的志愿是当一名战地记者，当时朝鲜战争爆发，范老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到东北去工作，母子俩第一次发生矛盾，为了说服母亲，范老给母亲说是去北京工作，而他实际上还是登上了去东北的列车。我问，老太太知道不会生气吗？范老说，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后来，范老的母亲还是原谅了儿子。她是一位识大体的了不起的女性，秉承的是“忠孝不能两全”的文化观念，懂得“为国尽忠”高于“在家尽孝”。许多人，早年均由于母亲的特殊培养而成为时之俊杰。最有代表性的孟子。“孟母三迁”，目的就是为了养育一个成器的儿子。这成为许多母亲的楷模。有一年范老去拜谒孟庙，在一块碑前伫立良久，这块碑上写四个大字：“母教一人”。后来范老专门写了一篇“母教一人”的文章在报上发表，为的就是表达对孟母的敬意，也是对自己母亲的一种怀念。范老能够成为一代人杰，因为范老有一位如孟母一样的母亲。

 

　　愿中国后世能够有更多这样伟大的母亲！

 

　　——高述群

　　

 

 

　　许多人不知道，范老范敬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最早最直接的领导人之一。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范老作为“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委员，主持组委会日常工作，曾亲自领导了中华文化标志城从发起到论证再到向中央领导报告的全过程。2001年7月，范老原本作为考察团团长带队到山东济宁进行考察——此行考察的目的就是对在孔孟故乡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进行选址等科学论证，范老因临时有重要任务而未能成行，就专门给山东方面和考察团写去了一封表达自己意见的信。同年的8月，范老和张伟超代表“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专程到济南与山东省领导韩喜凯、韩寓群会面，形成了共同推进中华文化标志城工作的六点意见，并得到了山东省委吴官正书记的支持。2002年6月，吴官正书记还专门为此致信“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表示感谢。2003年下半年，为就中华文化标志城工作向中央领导报告，范老亲自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邢贲思、张伟超、李靖、高述群参加，就征求专家学者意见等具体工作作了部署。会后，范老负责向有关领导报告并取得支持，组委会秘书处负责起草报告和征求部分专家学者意见。2004年1月，许嘉璐副委员长将报告上呈中央领导，同年3月中央领导就中华文化标志城做出重要批示。这标志着中华文化标志城进入了中国最高决策视野。这其中，范敬宜居功至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枢作用。

 

　　中华文化标志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工程，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自始至终都是这样几个字：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这样定位的工程，古今罕有。20世纪80年代末，“全盘西化”思潮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造成了巨大冲击。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现代话语下首次关注“文化标志”与“文化凝聚力”的关系，亨廷顿描述了前苏联等地因“文化标志”更改而造成“民族文化凝聚力下降”的情况。这引起了中国学界、政界的关注。在中国版图内，台湾的李登辉则在实际上搞起了“文化本土化”，“文化台独”开始浮出水面。这是一个企图割断台湾与大陆“文化脐带”的严重信号。2005年1月，江泽民主席发表对台关系八项主张，其中在第六项中提出了五千年中华文化是凝聚全体中国人“文化纽带”的鲜明主张，首次旗帜鲜明地肯定和颂扬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作用。同年，中央五中全会提出了“增强凝聚力”的战略任务。1998年8月，在钱其琛副总理倡导下，我国八个民主党派等共同组织实施“华夏文化纽带工程”，范敬宜受命主持该项工程的日常工作，李靖为组委会秘书长。1999年初，钱其琛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为“华夏文化纽带工程”而作》，首次阐述了研究和推广“文化标志”的重要意义和时代的紧迫性，肯定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为此所开展的工作。2000年初，“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在光明日报公开征集“文化标志”图案，将研究论证中华文化标志城提上议事日程。在此过程中，选址聚焦到了孔孟故乡。2001年7月的大型考察团得出结论：在孔孟故乡基础上“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和可行性。

 

　　2008年网络出现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质疑后，范老十分关心该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在范老领导和指导下，从2000年开始，地方政府就加大了孔孟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调整发展战略以更好地守护好这片祖宗留下来的属于全球华人和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十年来，通过举办孔子文化节、海峡两岸同祭孔、联合国孔子教育奖颁奖典礼、世界儒学大会等工作，孔孟圣地的文化凝聚力得到了显著增强。2009年，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了纪念孔子诞辰的特殊决议。2010年，首届世界文明论坛在孔子出生地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克娃致信祝贺，世界进一步认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影响，孔孟圣地即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区成为全国“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最快的地区之一。

 

　　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有其自身的规律，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探索其特有规律的有益尝试。中华文化标志城实际是一项民族文化的传继工程，推动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范老晚年“济世情怀”的集中体现。将来，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每一步成绩，都是对范老在天英灵的告慰。

 

　　范老因中华文化标志城与山东省和济宁市的领导和同志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范老去世后，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和济宁市委、市政府发来了唁电，沉痛悼念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和领导，感谢他对中华民族和孔孟故乡人民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范老英魂远去，谨以此悼念敬爱的范老！

 

　　——高述群

　　

 

 

　　说来也巧，在范老驾鹤西去的时候，清华大学的精神象征——清华学堂突然间也失火了。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清华学堂与范敬宜晚年供职的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以及与我就读的——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大楼，三座建筑共同享用一个院落。清华学堂的失火增加了清华人的哀挽之情。当范老去世和清华学堂失火的消息同时传来时，我的心灵和许许多多清华人一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样一个偶然事件让清华人更加难以忘记范敬宜院长谢世的日子。

 

　　范敬宜到清华执教虽然很晚，但根据网上范敬宜学生的回忆以及范老给我讲述的他在清华教书的情况，我也同样认为范敬宜身上具有某种令人向往的大学精神。他给我讲，他都是非常认真地备课，不是一个教本用几年，而是每个学期都要重新备课，而且还要给学生亲自批改作业。他说，我这个院长不是“挂名的”，而是实打实的去干。他讲过许多他在清华教书的乐趣，像一个孩子乐在其中，每当这时，他脸上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的执教精神，一如我的清华老师一样的严谨和可亲。出于好奇和崇拜，有一次我专程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去找他汇报工作，他的办公室非常之简朴，他没有听我说话，而是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在学校的情况，我感觉他是一位真正的教授，他热爱这份工作，他热爱清华的他的学生和同事。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讲话，我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回到了在清华读书的美好岁月，仿佛又有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清华老师。

 

　　范敬宜总是像一粒种子，落在哪里都会生根发芽，做出一番不同寻常的事业。1957年，他26岁，风华正茂的年龄被打成“右”派，20年的时间，他成为新中国“右”派入党第一人。这是多么的不易啊。他总是任劳任怨、荣辱不惊，总是本色地做人、做事。他的精神和人品，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弥足珍贵。

 

　　清华学堂可以修复，范敬宜的清华精神也应该得到讴歌和弘扬。这同样都是清华人的义务和责任。

 

　　——高述群

　　

 

 

　　范老一生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以为是喜欢与普通人打交道、交朋友，愿意与普通人混在一起，而与权贵、显赫者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尽管他本人就是一位正部级干部。这可能源于他下放到农村的20年的特殊的经历，但我更认为这乃是他固有之本色与心性之所使然。他与普通人在一起，如鱼得水般的欢愉，那份畅快，让人羡慕。在农村，他喜欢与农民在一起，喜欢听农民讲述劳作的辛苦和生活中的轶闻故事；他的书法作品，上到高官、教授、外宾，下到门卫、司机、酒店服务员，只要有所求，他都一视同仁地答应，认真地写给他们。有一次我到清香茶楼去见范老，看见他正在和一位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谈得正欢，范老看见我进来，示意我先找个地方坐下等他，约莫过了许久，待那人走后，我问范老，“这是谁啊？”“一个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刚认识，希望我指点他的书法作品。”“小伙子基础不错，我给他谈了我的意见，希望他努力半年后再来见我。”这就是范敬宜，对待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都是这么地认真，一丝不苟，我由衷地敬佩其眼前的这位正部级官员。在人民日报社，他敢于把读者来信发在头版头条；在清华教书，他可以为了一个学生的作品而亲自给国家总理写信推荐；为了给一位有前途的作者的书写序，他乐于夜以继日地读完几十万字的书稿。他去世后，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在网上自发地纪念他、怀念他。他看上去是那么地平凡，但整体地树立起来却又是哪么地不同凡响，哪么地感人至深。昨天我去见了范老的夫人吴老师，我说，我和范老约好要帮他写传记的，现在他老人家走了，我感到很愧疚，希望能够补偿。吴老师说，这件事我知道，老范给我说过，他不希望写什么传记，只是他生性不好回绝人，所以就当面答应了，实际他的本意是不愿意写传记，他的一生有些传奇色彩，许多人希望帮他写出来，老范都没有同意。“我们不要违背他的意愿，他不希望写。”

 

　　事情就这样戛然而止了。正如范老的生命，他的传奇的一生，喜欢与平凡人交往的一生，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范老，真就这样了吗？”见过吴老师之后，我克制不住希望与范老再作长谈、再作交流，希望他讲述他与更多普通人交往的故事。

 

　　 ——高述群

 

 

 

　　范敬宜是官员，但更是文人。他有中国文人的情怀、品行与担当。他是一位行走在生活中的儒者。他虽不治儒学，但却是一个真正的儒家信仰的践约者。他的品节、风范，实堪与其先祖范仲淹式的人物比肩。中国文化的命脉，实赖这些人物的传继与光大。中国古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即所谓真正的儒者，如柳宗元、范仲淹、海瑞、谭嗣同辈，是中国文脉传继的脊梁，其历史作为不仅是靠其学说，而更多地是靠他们卓越的实践和表率作用。譬如当代，有些治儒学者只是把学问当作混饭吃的营生，根本不把儒家的教导当回事。正如许嘉璐先生所警言，儒学一旦仅仅成为一门需要“研究”的学问，中国文脉的传继就危险了。这是振聋发聩的警示之言。而范敬宜这类人物的作为，我以为是承继了古代“士人”的真基因，是中国文化真正发扬光大的希望。

 

　　范敬宜的一生可概况为三个特点。一是发自内心地关注普通人的遭际与命运，他的哭和笑完全和普通人浑然一体，是真正地“关心百姓疾苦”。二是以天下为己任，超越自身利益、自身社会地位地为天下人着想，是真正地“未敢忘国忧。”三是日复一日地用行动而不是用豪言去做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一样地达观，一样地照着本心去做事和做人。范敬宜18岁奔赴东北抗美援朝的前沿工作，26岁因言获罪，下放边远农村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再次因言而获重用，一路高歌猛进，贡献了自己的才华，施展了人生的抱负，作为一个中国文人，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范敬宜不愧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一位真正的中国文人，一位真正的中国文脉的传继者。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更多范敬宜式的人物，需要更多的行走在生活中的儒者。

 

　　 ——高述群

　　

 

 

 

　　范老是天生的新闻人。范老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创办”报纸。大约是八九岁的时候，范老就把邻里的一些事情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传给小朋友们看，于是他们的家长就找到范老的母亲提出“抗议”，说你们家的孩子这么顽皮，把我们家的事写出来传给别人看。范老说，我当时只是觉得好玩，没有想那么多。这就是范敬宜做“新闻人”的起点。

 

　　人这一生，难得是做上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范老是一个幸运人，他一生做了喜欢做的新闻，他曾说，下辈子还是希望做记者。范老做新闻极有天赋。你看他的成名作《主流与非主流莫把开头当过头》，主题何其鲜明和抓人眼球。他善于抓生活中的小事，以小见大，显示出一种“新闻性”。他又善于把握大局，在惊涛骇浪中看到事物运动的正确方向。他先做《经济日报》主编，继之在62岁那年出任《人民日报》主编，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能力的肯定和信任。范老，何其幸也。

 

　　范老做新闻，是他实现人生抱负的最佳方式。许多人有抱负，但苦于职业不对路。范老不是这样，他是有抱负，职业特对路。范老，又是何其幸也！范老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我能贡献我的一点能力是我的荣幸。

 

　　党培养和造就了范敬宜。党因有范敬宜这样的干部而愈加伟大。中国因有范敬宜这样的文人和官员而文明永昌。

 

　　今天上午，11月21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首都各界人士送别范老范敬宜，为这位不凡的中国人的人生划上完满的句号。范老，您老在九泉之下可以安然地安息了。我作为您的忘年朋友，将永远视您为人生的楷模。

 

　　 ——高述群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