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辉：学者应如何参与政治

受访者：李明辉

采访者：腾讯文化李大白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原载于腾讯文化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十二日癸酉

            耶稣2015年10月24日

 [摘要]学者要有自知之明。现在台湾媒体就有一批“名嘴”，往往是学者出身的，可是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有意见，所以他们就从“公知”变成了“公害”，变成祸乱天下的根源。

从年初讨论至今的“陆台新儒家”之争，主要集中于大陆正在出现的“政治儒学”。

9月27日，“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上公布“近年儒学研究十热点”，“陆台新儒家之争”、“‘政治儒学’渐成气候，‘新康有为主义’浮出水面”分列二、三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正面肯定儒学，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引起空前关注；而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亦日趋深入。

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发展与政治的变化总是互相扭结，而近代以来，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对话也是儒学无法回避的问题。实际上，港台新儒家与自由派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便进行了激烈论战，而台湾及东亚诸国亦曾在政治层面倡导儒家价值理念。

港台新儒家之学术观点对大陆儒学复兴有何借鉴与教训？为此，腾讯文化专访“陆台新儒家”之争之台湾代表人物——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港台新儒家代表牟宗三的弟子李明辉，以下为访谈实录（二）：

一、港台新儒家的政治观点已落实于台湾的政治建构

腾讯文化：你曾经说过，港台新儒家的政治哲学观点，实际上在台湾的政治建构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

李明辉：让我举个例子，台湾的民主化有一个前提，就是1947年在南京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后来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但一开始国民党并没有要完全实施这部宪法。这部宪法是谁拟订的？就是张君劢。后来张君劢写了一部《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就是在说明这部宪法的根本精神。而且张君劢自己也组织了一个政党——中国民主社会党。这个党后来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但开始在国共斗争最厉害的时候，台湾无法马上实施这种“全面的民主”。因为当时台湾的局势风雨飘摇，摇摇欲坠，美国打算要放弃台湾，这时要国民党完全实施民主，大概也有点强人所难了。

台湾《中华民国宪法》拟定者——张君劢（图源网络）

张君劢事实上不满意蒋介石在台湾的独裁统治，所以只于1949年到过台湾一次，以后就周游列国，一方面宣扬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所以，张君劢不只是一个学者，同时还是制宪者、政党领袖。这部宪法后来成为台湾民主化的一个基本架构。如果没有这部宪法，台湾后来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后来的反对党民进党就要求国民党兑现这部宪法，要求国民党实现宪法里面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因为国民党当时借临时条款冻结了民众的一些基本权利，而实施譬如党禁、报禁。

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只有两个在野党，一个是左舜生领导的中国青年党，另一个就是张君劢的中国民主社会党，国民党不允许新的反对党成立。但这两个党基本上没什么力量，被称为“花瓶政党”，因为国民党限制它们的活动，只是用它们装点门面。这是所谓的“党禁”。至于“报禁”，是以节省纸张为由，停止新报纸的登记。所以当时台湾人民的一些基本权利是被限制的。1986年解严前夕出现的民主进步党就要求国民党落实宪法，宪法成为他们同国民党斗争的一个很有力的武器。这是新儒家的功劳，因为新儒家并没有像蒋庆他们那样，说台湾的国情不适合实施民主，而是主张儒家与民主结合，这就等于从理论上支持了台湾的民主化。

腾讯文化：除了张君劢呢？其他新儒家与政治的联系多吗？

李明辉：我听到有位大陆学者说港台新儒家是“书斋中的学者”，这句话完全背离事实。徐复观前半生都在政治圈里，他原来是蒋介石身边的机要人员，到了台湾以后才脱离国民党。他绝对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他后来在香港的《华侨日报》写社论，批评国民党多厉害﹗

 钱穆在新亚书院讲学（图源网络）

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师生（图源网络）

另外，留在香港的有钱穆和唐君毅。他们那时候为了中国文化跟英国的殖民政府斗争，怎么是书斋中的学者呢？201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花果飘零——冷战时期殖民地的中文大学》，作者周爱灵在书中详细描述当时钱穆、唐君毅等人怎么跟英国殖民政府斗争。当时英国殖民政府要收编新亚书院，钱穆、唐君毅虽然同意让新亚书院加入香港中文大学，但坚持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所大学为什么叫做中文大学呢？因为香港大学是用英文来教学的，它是为了英国殖民政府培养官僚而设立的，中文大学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则用中文来教学。

二、学者应该以“顾问”的方式参与政治

腾讯文化：现在台湾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李明辉：在台湾，你不要轻视“书斋中的学者”，因为他们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官员。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跟我同一辈的学者江宜桦。他原来是台湾大学政治系的教授，马英九执政没几年，江宜桦就成为行政院长，去年在“太阳花学运”中下台了。在台湾，“书斋中的学者”很有机会当官。此事是好是坏很难说，不一定是好事。

腾讯文化：这可能会导致学术与政治的合谋？

李明辉：两者拉得太紧，不一定是好事。马英九政府的官员是全世界博士比例最高的，叫做“博士内阁”，这有利有弊。学者从政有他的好处，这叫“专家治国”。但是学者也有他的盲点。你看民进党里面的那些人都是选举出身的，他们对民意的掌握比这些学者还准确。学者离民众太远了，他们有理想，但是在现实政治的层面，他们推不动政务，这时他们就会被牺牲掉。去年的太阳花学运导致国民党在年底的国会选举中大败，江宜桦只好下台。其实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人品也没问题，可是他在“政治竟技场”里面就没办法生存。

腾讯文化：学者从政，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李明辉：我认为学者参加政治要有条件。第一，学术和政治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是所有的学者都适合去参与政治，学者要有自知之明。有些学者根本就不是这块料，他们去参与政治，对自己、对政治都不是好事。我自己就不是这块料，如果现在要有人邀请我去当“部长”，我也不会答应，因为我根本没能力与兴趣去进行政治斗争。损失了一个好学者，增加一个坏政客，结果两头落空。但学者进入政府，在西方的民主政治里面也非罕见，比如美国的政府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有时学者进入政治之后，自己也会腐败。台湾就有这个例子，原来有一个所谓自由派的学者，台大法律系的李鸿禧，他在戒严时期严厉批评国民党，以自由派为标榜。可是陈水扁当政以后，李鸿禧却为陈水扁的贪污辩护，这怎么是一个自由派的学者该做的事情呢？他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偏见，觉得陈水扁做什么都是对的，哪怕是贪污，也是对的，都可以原谅，还替他辩护，那就等于出卖学术良知。用传统的话来讲，这种人就是御用学者。这不难理解，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现在有不少学者都是这样，到后来就变成政党的啦啦队了。你根本就不能想象他原来是个学者，因为他的发言十足是政客的口吻。这就是一个很坏的例子，因为学术被当作工具了。

学术和政治都是一种专业，不能玩票。你做一个学者，就要把它作为一个专业。我想大陆和台湾在这方面都有类似的问题，就是有些学者心不在学术。其结果是学术变成了敲门砖，学者想利用学术去争取一个官位，这就坏了，因为他绝对不会好好研究学术。说来可笑，我们这些专心研究学术的人也常被人指手画脚地批评：你们这些儒家都不关心社会，你们对社会也没什么影响力。我在社会上的确没什么影响力，可是我在学术界有影响力就够了。

在西方当学者，社会不会要求你这么多，你做好一个学者的本分就行了。可是台湾的不少学者升了教授以后，就不做学术研究了，参与政治也是玩票，这对政治绝不是好事。当他们在政治圈玩不下去了，就回到学校去。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与国会明年要改选，现在就有一批学者跳出来组新政党，要去参选。我觉得他们玩政治也不会玩得多好，可是现在他们也不做学术研究了。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本来学术跟政治是两个不同的专业，你怎么可以在中间跳来跳去？参与政治也需要专业，是不是？一个学者并不容易承担这种专业。

腾讯文化：学者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参与政治呢？

李明辉：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方式是用“顾问”的身分去参与。我是台湾“教育部”与“科技部”的顾问。他们有一些审查的工作，需要学者来参与。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中央研究院，但有些跟学术相关的事情，我会参与。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因为我的重点不在政治，但是我可以把自己的学术知识提供给政府参考。我们也可以采用一种借调的方式，比如说我可能有三年的时间到政府当一个主管，三年以后就回到学术界。这也是把我的学术专长贡献给政府机构，但跟我跳下去参与政治是不一样的。

腾讯文化：你赞同学术和政治是作为两个专业来分开的，从制度上来讲更有利于发展。

李明辉：对。当然还有一种“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根本就不去当官，而是在舆论上去批判政府。这是学者参与政治的另一种方式。

腾讯文化：徐复观先生认为，学术对国家直接负责的手段应该是通过教，而不是政，因为教是在自由中进行，政治总带有强制性。

李明辉：我想他的意思跟我刚刚讲的应该差不多。因为徐先生前半生是政治中人，他后来为什么急流勇退，退到学术界，就是因为那种现象看多了，所以他有这个想法也不奇怪。因为只有这样，学者的主体性才能保得住。我们这一代有不少学者后来去当国民党或民进党的官，你会发现一个现象：这些学者本来都是很好的学者，可当他们去当官时，你就会发现你好像不认识他们了，他们尽讲一些蠢话，你不能想象这么聪明的人会讲这么愚蠢的话。他们被政治环境污染了。可是当他们一退出政治，又开始讲人话了。学者处于那样一种环境，就会不由自主，无法保持学者的本色，所以学者从政的代价其实是很高的。

三、学者要有自知之明 不要“公知”变“公害”

腾讯文化：你觉得思想家的边界在哪儿？

李明辉：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更重要，因为现代社会比传统社会复杂太多了。杜维明先生喜欢讲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现在社会，必须拿捏分寸。要拿捏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一个反面教材，就是你们都认识的李远哲。李远哲在80年代得到诺贝尔奖，回到台湾时，他的形象非常好。当时大家敬佩他，还因为他放弃美国籍，回到台湾。他不像有些人脚跨两条船，因为台湾是容许双重国籍的。那个时候他比较谨慎，可是他回台湾做的第一件事，我觉得就错了。那个时候是1987年，他提出一个“教授治校”的口号。他要把美国的那一套制度搬到台湾，结果台湾学界到现在还在深受其害。

原来国民党在大陆时吃了学运的亏，到了台湾后就要掌控大学，深怕校园失控。譬如台大哲学系要聘一个教师，国民党可以干涉，让反对政府的人不被聘用。李远哲就主张“教授治校”，由教授投票来决定聘用什么人。这个办法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李远哲当时没考虑到一个问题：台湾当时有不少教授就是靠党政关进入大学的，他们本身就不是很有资格的教授，现在把决定权交给这一批人，会更好吗？

李远哲离开台湾太久了，不了解现实的情况，“校园民主化”的结果就是民粹，一切都要诉诸投票。西方大学的系主任很少是由全体教师选出来的。例如，在德国大学里，教授很少，但权力很大，这些教授说了算，其他不是正教授的教师并无发言权。可是德国的制度运作得也不错，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当系主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大家轮流当。台湾的“教授治校”后来就成了民粹，一切都靠选举。选出来的系主任可能没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他的当选可能只是派系妥协的结果。其次，选出来的系主任也不能做什么，比如发生了性骚扰、抄袭，他也不敢处理，因为他可能是某个派系支持的，涉案的人可能是他这个派系的人。真正有能力、有声望的教授未必能选得上系主任，因为他可能跟派系的生态不合。

李远哲当时随便讲一句话，就危害台湾的大学到今天。现在台湾的教育改革搞得一塌糊涂，李远哲也要负很大的责任。他的动机无疑是好的，但是他只懂美国的那一套，而不懂台湾的现实状况，所以一厢情愿。他被造神运动捧得很高，就自以为无所不知。

李远哲只是个化学家，如果他留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美国政府不会特别征询他的意见，因为该校的诺贝尔奖得主可多了，他也不特别了不起。可在台湾，他是唯一台湾出身的诺贝尔奖得主，所以被捧得很高。他后来被捧得忘了自己是谁，对什么都有意见，可是所有的意见都是有问题的。

学者要有自知之明。现在台湾的媒体就有一批所谓“名嘴”，他们往往是学者出身的。他们已经不做学术研究了，可是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有意见。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无所不知，所以他们就从“公知”变成了“公害”，变成祸乱天下的根源。

四、警惕出现“儒家沙文主义”

腾讯文化：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提倡儒学的复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李明辉：是的，我比较担心大陆儒学界有关“政治儒学”的学说，特别是它对大陆学术界和舆论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这种说法在文化的领域可能会造成一种“儒家沙文主义”，这个是我最担心的。在两岸关系上，儒家应该是统合两岸民心的一个桥梁，可是当大陆新儒家刻意跟港台新儒家对立，而唯我独尊时，它就会变成两岸统合的障碍。

放大来讲，日本、韩国、越南也有儒家传统，如果大陆儒者搞沙文主义，他们怎么去跟日本儒家、韩国儒家对话？现在连同属一个文化的台湾儒家，他们都要排斥，这不是很愚蠢吗？除了满足自己的虚荣之外，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千方百计要扩大儒家的地盘，他们却千方百计要把它缩小。

在90年代出现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后来又出了一本《中国还是能说不》，是一批留美生合写的论集。这些人当中，有拿傅尔布莱特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有些人还入了美国籍，却写了这样一本书。这种声音现在换了一种形式，又重新出现了。

2013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何为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学论普世价值》。在我看来，这是新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但是它代表一批儒者的声音，影响很大，一直再版。但问题是，现在再讲“中国可以说不”，有什么意义呢？在70年代以前，中国同时向美国与苏联说不，甚至同它们打仗，够强硬了吧﹗难道中国现在还要走那种路吗？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西方文化目前是强势文化，现代的中国人其实都有面对西方的不愉快经验。在大陆还没对外开放之前，台湾人就已跟西方交流。西方的一些学者，特别是汉学家，姿态很高。他们往往没保留西方文化的优点，却学会了中国文化的缺点，这些我们都见识过。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要怎样做到不卑不亢？

过亢，实际上就是过卑。自卑和自大是一体之两面。西方文化强盛是事实，我们要向它学习，但我们不一定照单全收，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去选择。我们现在面对西方人，既不需要自卑，也不需要自大。

腾讯文化：牟宗三先生将民国以后的儒学称为“第三期儒学”，杜维明把这个说法发扬光大了，新儒家现在能不能被看作是与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有同等地位的学说？它还是一种具有原发力的思想吗？

李明辉：当然可以。他们所说的三期，第一期是先秦到两汉，是儒家从开创一直到两汉制度化的过程。第二期是宋明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化面对佛教的挑战，经过几百年。第三期是近代及现代，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

第三期儒学不只是新儒家要面对的问题，所有的研究儒学的人都要面对，蒋庆也要面对。他也要面对西方的挑战，只是他的方式可能跟人家不一样而已，他拒绝西方的影响，拒绝西方的价值，但是他也是在面对西方的挑战。现在有些人反对“第三期儒学”的说法，我不知道他们在反对什么，这有什么好反对的？儒家现在能不面对西方的挑战吗？

在阿拉伯世界，有没有知识分子扮演新儒家在中国的类似角色呢？我相信一定有阿拉伯知识分子也认为伊斯兰文化跟西方的民主政治并不冲突，可是好像没有成气候。如果阿拉伯世界有这样一个强大的知识传统的话，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IS这种恐怖组织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IS这种组织基本上是反文明的，可是为什么在阿拉伯世界获得这么多的支持？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这到底要怎么去解读呢？相形之下，新儒家的角色就很重要，它可以把中国的传统跟西方的普世价值结合起来，你为什么一定要对抗普世价值呢？

抗拒西方价值难道是好事吗？而且严格说来，所谓的普世价值是否一定是西方的价值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普世价值让给西方？当然儒家学者也应该发挥儒家本身的普世价值。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