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发展的重心回到故乡 呈一体两翼态势

作者：颜炳罡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十三日辛未

           耶稣2016年4月19日

颜炳罡教授主持传统文化公益讲座

【导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遭遇连续天灾人祸的中国农村，悄然刮起一股清新之风，以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彭禹廷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将救国的重心投向农村。他们认识到，“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故发起成立了诸多类似今天NGO的社团组织，不仅筹划救济活动，更着眼于从农技改良、工商扶助、文化教育、乡村自治等方面，进行建设性地改造。有统计显示，这一时期南北各地先后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机构600多个，各种实验区上千处。这场由知识界发起、汇成时代潮流的运动，被称作“乡村建设运动”。

在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中，没有出国喝过“洋墨水”的梁漱溟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激进“排外主义者”。他对“欧风美雨驰而东”深恶痛绝，说“西方功利思想进来，士不惟不以言利为耻，反以言利为尚”，认为近代中国农村沦陷的根因是风俗败坏、社会失序、文化失调。因此他将乡村建设作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阶段，提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举办识字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改造活动，将解决广大农民教育问题放到了救国之首位。1930年梁漱溟在河南辉县创办“村治学院”，次年深入山东邹平、菏泽搞实验，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试图从乡规民约到重建伦常，从改造农村到改造社会，从恢复中国社会形态的文明理性到恢复中华文明的自信。

尽管这场昙花一现的运动，很快被残酷的战争以及激荡的社会改造大潮所淹没，但这群一百年前的“90后”知识精英的济世理想，依然启发着后来者。

有意思的是，时隔80年，还是在梁漱溟先生做乡村建设实验的山东，自2013年初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义工讲师的身份下乡讲授儒学。他们的主要组织机构，是尼山圣源书院。他们的活动半径，从孔子诞生地尼山延展到全山东省；他们的“义工讲师团”成员，从大学教授扩展到乡村教师、乡镇干部乃至普通农民。他们多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对新时期乡村文化的荒漠化问题、对乡村社会的传统人伦瓦解问题有着切肤之痛。他们希望在孔子故乡借助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并通过半个月一开课的定期教化，让留守农村的民众回归纯朴厚重的公序良俗。而这场新的乡村建设运动，有一个更为儒雅的名字：乡村儒学。

短短三年时间，从市县到乡镇社区，“尼山书院”、“乡村儒学讲堂”、“百姓讲堂”已经遍及全山东，乡村儒学运动（“运动”二字为笔者所加，有别于三十多年前的政治含义）成了闻名全国的现象级社会改造典范。

这场“乡村儒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发起人和力行者，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哲学的教学研究，并热心于大众儒学、民间儒学的传播。他在山东大学义务开设“四书原典”公益讲堂16年，不设学分、公益开放，来者不问、往者不究，每周一次、从不间断，被山大师生尊誉为“颜四书”。而他的介绍栏中，还有一条：复圣公颜子第七十九代孙。

2016年3月29日清晨，利用一个会议的前隙，颜炳罡教授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的独家专访，畅谈了他对乡村儒学的社会实践、中国儒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以及比较热闹的海峡两岸“新儒家”之争等问题的思考。（文|柳理）

颜炳罡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主编柳理专访（图|曾繁田）

【精彩回放】颜炳罡：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乡村儒学落地需“三化”

凤凰国学：我看过您主编的《国际儒学发展报告》，2012和2013年的，其中的一些调查结果让我很震撼。能介绍一下做这份报告的初衷吗？你们发现当前儒学发展有什么很重要的问题吗？

颜炳罡：因为《国际儒学发展报告》是国家教育部的一个项目，我们一开始是本着做项目的心态去做这样的国际儒学发展报告。当然今天，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对儒学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做出当下的整理和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预估。其一，它可以给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当下人、在场者的立场，对儒学发展的观察；其二，它可以成为未来世界儒学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其三，当然这个报告最基本的设计，是为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一种咨询服务。儒学的发源地在山东，它的核心区域、它的力量，可以说在中国，除了北京，像研究儒学阵容这么庞大，队伍这么整齐，社团这么多，期刊如此多，投入这么大，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山东比肩。所以山东这个地方研究儒学有着特别的地缘优势。

如果说在儒学发展报告的编写、整理、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什么的话，我觉得发现两个问题：

一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儒学发展的重心回到了它的故乡，回到了它的源头，更宽泛地说，是回到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儒学发展声势最为浩大，官、学、民、企全方位互动，儒学研究体系最为完善，儒学出版作品最多的一个核心区域。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地区，儒学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今天不能再用传统的“儒门淡薄”这个词来进行描述它，这是我们的一个发现。

二是我们发现中国人心目中的儒学与西方人心目中的儒学不同，或者说外国人心目中的儒学，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儒学，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世界，他们是把儒学当作一种材料，想看儒家的东西和当下的实际能不能结合，从儒家的思想资源中能否找到解决当下伦理、环境，乃至医疗、生物、女权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方案，看看这些东西有没有可以接榫的地方，发掘儒家的资源为当下服务。

大陆儒学研究是怎样呢？大陆乃至华人世界、包括港台地区的儒学研究，我觉得分成这么几个层面：一个是文献方面的整理挖掘，这两年非常的热闹，大型资料的编撰非常多，其中包括是地下出土文献的研究，这是基础性工作。第二方面就是儒学史的研究，包括儒家制度史、儒家思想史、儒家人物、儒家命题、儒家概念等等，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热闹，这是学术性的。第三方面就是儒家应用性研究，这几年也呈现出非常好的一种态势，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统与现代化的讨论、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儒学与当下一些社会现象的讨论、儒学与自由主义的讨论、儒学与现代生态、儒学与文明对话等等，都非常好看，这是儒家的应用研究。

第四方面，是儒学的传承、理论创新。近一个时期，儒学不仅是一种研究对象，大陆的好多学者乃至民间学者，有一种传承儒学、让儒学重新走向民众生活的这样一种期盼，或者说有这样一种愿望，有这样一种诉求。儒家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遗迹，也不是我们今天仅仅把它作为工具和资料来运用，最起码不完全是这样的。儒学是一种还在不断发展、延展的文化生命体，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存在、精神存在。大陆，包括港台区域，不少学者都有种“为往圣继绝学”的期许，我认为，这是传统儒者的道义担当；而面对当今世界，这一道义担当应该由少数学者转换到全体民众，应由“为往圣继绝学”转换为“为往圣开新学”，让儒学重新回到民间，回到公民社会，成为华人世界的生活方式，乃至华人世界的精神信仰。许多学者都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总结近期儒学发展，2014年，我概括为“大陆新儒学发展的主流意识已经显现”，我说的“主流意识”其实就是民间儒学的兴起。在回顾2015年儒学发展的时候，我认为中国大陆儒学乃至华人世界的儒学呈现出“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这“一体”就是民间儒学、大众儒学、草根儒学的蓬勃发展，民间儒学的兴起在我看来是二十一世纪儒学发展的主流，这是主体。“两翼”一是“应用性的儒学”，儒学与现代政治、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儒学与商业伦理——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儒商”概念，儒学在企业当中的运用，以及儒学与教育资源的开发，这些研究与活动都是应用儒学，在大陆可以说呈现出比较大的发展态势；另一翼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大陆讨论比较热闹的“政治儒学”思潮的发展。这一思潮在社会上存在，这种存在通过媒体放大产生较大较强的影响力。

但我必须指出，不少人对“大陆新儒家”的认识与评价存在着一个误区，一个误导。现在中国大陆新儒学的发展，国际人士也好，媒体也罢，以为大陆一派宣扬“政治儒学”的人就是“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全部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有人认为当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就是“政治儒学”，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导。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学的发展是多面向的、多元的，进入21世纪可以说是蓬蓬勃勃的。

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他一直在致力于民间儒学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层面的落实；苏州大学的蒋国保教授一直在做儒学世俗化的工作，希望儒学重新回到市民社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四川大学的舒大刚教授，他在带领他的团队整理与编辑儒家文献的同时，还从事着大众儒学的实践与理论诠释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法生教授是乡村儒学实践与乡土精神的重建工作的倡导者，廖晓义先生“乐和家园”的实践直接秉承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文化血脉而来，牟钟鉴教授、陈来教授等新仁学的理论探索工作，浙江儒学会的吴光教授也提出儒学发展的新建构想，等等，不一而足。如此大的学术群，都不在“政治儒学”范围之内。

凤凰国学：抱歉打断您一下，您所界定的民间儒学，它的范畴是什么？

颜炳罡：我说的民间儒学一方面是和官方儒学相对应的，就是说它不是官方化的意识形态的，它是民间的、平民的；另一方面我说的民间儒学是和精英儒学相对应的，它不是纯学术的，不是精英的，而是大众的。与官方儒学相对应，民间儒学是儒学的民间生存样式，它不排斥权力，也不依附于权力；它不追求走入权力的中心，更不追求成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将儒学成为民众的生活向导是它的追求。实际上，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再到汉初等那个时候的儒学，说到底就是民间儒学。

乡村儒学讲堂活动现场

凤凰国学：能不能这么理解，换句话说，民间儒学它更多的是注重个人的修行与社会基层的建设？

颜炳罡：应该说，民间儒学更多关注的是让民众过一种儒家式的生活，让儒学成为民间的、大众的、可以化知为行的精神信仰。我把民间儒学界定为“四化”：草根化、大众化、生活化、实践化，这“四化”是民间儒学最基本的特征。

一是草根化。它是草根的，草根紧贴地皮，植根于地下，民间儒学可以没有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但不能没有“绿色”。作为遍及天涯海角的小草，既使千足踏，万车辗，只要有阳光，只要有点雨露，它就生长，而不会灭绝。

二是大众化。我曾说过，儒家从来不是少数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学术研究的奢侈品，不完全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它是民众生活的向导。

三是生活化。“生活化”就是它回到生活状态中去，它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就是我们百姓的人伦日用。儒学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品，它就像粮食、水、蔬菜，看起来不珍贵，但是我们每天都要消费它，都在使用它，都靠它来支撑起我们的生命，支撑起我们一切的行为，给我们提供能量。道家和道教，它是一种保健品，这个保健品有时很牛很好，很名贵，但没有它也不打紧，照样可以生存；佛学是一种药品，这也不是我说的，太虚法师早就说过，佛家就是个大药铺，佛就是一种大药丸，就是大药师。而儒家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生活化。

四是实践化。它一定是实践的、身体力行的，是知行合一的。它不是让别人去做，它是要求自己去做，你自己不要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拒人千里之外的存在，说我的学术超离于民众之外的，超离于儒学之外的，好像这套理论知识只用来限制别人而不能用来限制自己。儒家人物本身就要落地，你就是尘埃当中的一粒尘埃，你是众多小草当中的一棵小草，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作为儒学的倡导者，应该身体力行，应该去实践。（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