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大义为君陈

——姚中秋著《论语大义浅说》读后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二十二日戊寅

           耶稣2016年8月24日

《论语》大义浅说

作者：姚中秋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8月

孔子是圣人之大者，儒家集大成者：作为“圣之时者”，集伊尹、伯夷、柳下惠之仁清和诸德之大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尧舜文武之大成。故其思想言论，最为中正圆满。《论语》记录孔子言论最多，形上形下，内圣外王，一以贯之，在儒家经典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论语》古今注解甚夥，各有优长也各有不足。在以儒解儒的注解本中，古人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优，今人以钱穆《论语新解》为长。兹读姚中秋《论语大义浅说》，以为可与朱钱二书一争雄长。此书所说不浅，深入浅出，至少有五大特色或者说亮点。

其一、疏通脉络，通贯全书。

《论语》篇与篇、章与章之间，既各有独立性和侧重点，又相辅相通，相互存在着各种内在关联。《论语大义浅说》每篇前有篇旨，说明本篇大旨，及与前篇的关系；每章前有章旨，说明本篇大旨及与前章的关系，揭示了篇与篇、章与章之间的思想关系和精神联系。

其二、眼界开阔，视贯中西。

中学统括诸子百家，以儒佛道为主流，儒学又是主流之主流；西学包罗各种主义，以神本主义（神学）和人本主义（自由主义）为两大主流。作者与我一样，是从自由主义转向儒家的，对自由主义的优缺点的领会特别深刻。同时他对神学的弊端也洞若观火。作者在《学而篇》第一章谈论学习之义时顺便提及耶教，寥寥数语，揭示了儒学与神学的本质区别。作者说：

“故孔子之学实为自学，自主学习而成自立之人。此大不同于神教。其常谓人有‘原罪’或在‘无明’中，无以自明，唯有信神可以得救，所谓信者，绝对服从也。”

人性有本习之分，本性至善，习性易恶。神学只识习性无明，误认习性为本性，故有原罪之说，故不相信人类有自明的能力，更不知道本性之无量光明。唯我中道圣人，深证本性，深知自身拥有突破无明的大能，致良知明明德都是自明功夫，儒学就是自明之学。

其三、吃透精髓，把握关键。

作者说：“《论语》随后将详尽论述了君子品质，概言之，自觉、自主、自立、自强不息，不能此者，不足以为君子。”自觉、自主、自立、自强不息“四自”，是对君子品质最好的概括总结。学者，觉也。有了一定的道德觉悟，尽自天性，明自明德，自然能够独立自主，自强不息。

《学而篇》第七章。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作者说：“子夏通过揭示四伦之德，阐明孔门为学之目标：具有四德，可谓之君子矣。”提纲挈领，非常到位。关于“贤贤易色”，前人有多种解释，作者认为是对应夫妇一伦：“贤贤易色，论夫妇之伦。……君子致力于提升生命，寓求友之义于求偶之中，故当重其色而轻其色。”极为贴切。

其四、关注秩序，侧重政治。

道统高于政统，道德涵盖政治，儒学既是道德学也是政治学。但解说《论语》的学者多着眼于道德，作者则特别贴近政治，几乎每一章都侧重或涉及治理秩序，或以德论政，从道德的角度论述为政之道；或以政论德，从政治的角度论述道德的重要性。

人们常着眼于狭隘的道德规范层面论孝悌，作者则将孝悌与政治贯通起来阐说，指出孝悌是良好治理秩序之本。《学而篇》第二章作者解说孝悌之义说：

“由此可见，有子关心之首要目标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儒家不相信，单靠自上而下的权力可塑造此秩序。此秩序之达成，有赖于社会成员普遍的自我约束，行为端正。孝悌就是端正的行为，人能孝能悌，说明其目中有人，能敬爱他人；也说明他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尊重既有秩序。社会成员若普遍有此品德，彼此间就可形成并维系优良秩序。”

这就将孝悌重要性说得透彻。有子说孝悌是“为仁之本”，意谓孝悌是为仁的基础。要成就仁德，就必须从孝悌开始做起。盖内圣与外王、道德与政治、私德与公德相辅相成，一以贯之，同归于仁。孝悌属于仁德的基础功夫，又是王道的秩序根本。

其五、道眼烛理，新见迭出。

《先进篇》第一章，关于先进后进，我在《论语点睛》中的解释是，先进，指先入门者，即下一章说的“从我于陈蔡者”。其时相从者，皆孔门的前辈弟子，先进人物。后进，指后来入门者，后来接受礼乐教育者，孔门后一辈弟子。他们大多有一定政治社会地位，故称之为君子。这里的君子是就位而言。 

作者的解释是，野人，君子，就地位言。先进指“先行学习礼乐而后入仕”，后进指“先仕而后学习礼乐”。 两种解释都有训诂依据，但我现在深思细想，作者的解释应该更加符合孔子原义。非常欣赏作者这段话：

“故孔子兴学后，天下同时存在两类君子：等级意义上的古典君子，孔子以文养成、德能卓越之新兴君子。孔子志在重建秩序，眼见前者之败坏，乃庄严宣告：当道行于天下。必有地位虽卑下、但已习得礼乐之新兴士君子出于治理之责。古典时代之治理原则是：有其位者，必有其德；孔子宣告，新时代的治理原则是：有其德者，当有其位。”

《论语点睛》将来若有机会重版，当依据作者高见订正之。

一些学者好以老子的“无为而治”来比附儒家“垂拱而治”。作者在《为政篇》第一章的解说中指出两者的区别：“孔子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不同于老子之‘无为而治’。孔子以为，欲得善治，治国者必须有为”云云，然哉然哉。请看《尚书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周武王灭商之后，班列爵位为五等，分封土地为三品，以德性和能力选用各级官员。重视对人民实行五典教育，重视民食、丧礼、祭祀，淳厚诚信，彰明义理，尊崇有德之士，报答有功之臣。最后才“垂拱而天下治”。这才是真正的无为无不为，岂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无为所能望尘。

《学而篇》第三章论巧言令色。作者说：

“巧言令色者实有双重不仁：首先，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下，不自敬不自爱，对己不仁；其次，又希冀得到好处，把对方当作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不敬人不爱人，对人不仁。归根结底，因利欲而自我迷失，从而不能以人待人。”

巧言令色者双重不仁之说，发人之所未发，颇为新鲜。不过，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鲜字值得注意。鲜少并非没有，鲜仁并非完全、绝对不仁。孔子强调文质彬彬。言辞颜色属于文，儒家并不一味反对巧其言辞善其颜色，关键是要有质。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易经》强调谦德，《礼记》倡导“自卑而尊人”。孔子批评巧言令色，批评的是缺乏内在真诚的浮华之言、伪善之色。

上述五大亮点，书中时有闪烁，尤其是有不少独到之见，常能见人之所未见，道人之所未道，本文略具数例而已，欢迎读者亲自欣赏。

该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略举二例。一、《学而篇》第四章论君子三省，关于“为人谋而不忠乎”，秋风的解释是：“‘为人谋’之‘人’，即首章‘人不知’之‘人’，也就是君。”将“人”字解释为“君”， 接着第五章“节用而爱人”的“人”解为“官员”，都是有古籍依据的。“人”相对于“民”，指有一定地位者。但这里这样解释略嫌狭隘。

这里的人可以也应该泛指一般人，不论地位。经典言人，也多泛指。《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礼运》说：“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说文》：“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籒文，象臂脛之形。凡人之屬皆从人。”

二、《学而篇》十三章，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作者译为：约信合于义，承诺才可以践履。恭谨合乎礼，可以远离羞耻。依靠外人而不疏远亲近之人，也可以得人尊重了。

我以为，信近于义，不等于义；恭近于礼，不等于礼。“近于”与“合于”、“合乎”明显是有区别的。我的翻译是：“讲信用接近于义，因为诺言能够兑现；态度恭敬接近于礼，因为能够远离耻辱。所依之人只要不违背亲亲原则，也是值得效法的。”

类似见仁见智，原属学术之常。不妨各执其词，付诸同仁讨论。

与作者都曾是自由主义者，都倡导儒家宪政，在思想上颇多共鸣。记得作者曾在微博上发出“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呼吁，东海大表赞同，称之为狮子吼。将鞑虏思想从宪法和课本中驱逐出去，确立儒家主体地位，是恢复中华第一重要的文化工程。

儒门中人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因人而异，有反对排斥为主的，有相当尊重、高度评价的。作者与我同属于后一种，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儒家与自由主义、仁本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想最为接近，精神颇能相通。我有无名之言曰：除了儒家内圣学，佛道两家是最好的道德学；除了儒家外王学，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政治学。

当然，要论内圣外王之全面、形上形下之统一和微言大义之中正，非我儒家莫属。个人要成就圣贤君子，政治要实现王道德治，舍此莫由。《论语》作为中道正经，中华圣经，不愧人间第一书，儒学爱好者在所必读，儒生在所必通。这次东海丛书与《论语大义浅说》一起由立品图书公司推出，丛书中有《论语点睛》一书，两书并读，当可获相得益彰之效。

2016-8-23余东海于南宁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