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中国社科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大陆官方和民间公开祭孔，再次使儒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因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而引发的“国学大讨论”，当为2005年最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这次国学讨论，在思想层面上是去年“读经大讨论”的继续，但在内容深度、参与广度、影响程度上，则较去年更进一层。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于今年五月发表《重估国学的价值》文章，宣布将组建国内高校中的第一个国学院，顿时引发媒体、网络、学界的热烈讨论，赞成者甚众，反对者也多。虽然此间因“脊续”、院长人选等问题引发激烈的言辞之争，但各方争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国学的含义及其意义上。

因纪宝成宣称国学“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并认为此乃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对国学的这一定性和价值重估，招致袁伟时、徐友渔、薛涌等学者的批评和质疑。徐友渔指出双方的分歧出在“倡言国学时，其目的、宗旨、方向应不应该和一种保守主义的甚至复古主义的文化立场联系在一起，甚至让这种立场支配、主导我们当前的全部努力”。

辛亥革命前章黄学派开始提倡“国学”。章黄学派作为古文经学流派，是广义国学的组成部分，与邓实等人提出的国学概念虽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但可以肯定，它们在问题意识、学术路数和思想诉求上都大不相同。

邓实等把国学作为国魂之所系（所以有“国粹”之说），是在中西文化激荡中的中国性（chineseness）问题，跟文化认同等联系在一起，所重在“国”，故属于思想史序列。而章黄学派提倡的“整理国故”，集中在知识层面，所重在“学”（甚至只是乾嘉考据学），故属于学术史序列。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这已经改变了所谓国学问题的发展轨道。实际他本人对于“中国性”问题并非没有意识——例如鼓吹排满等，只是学术话语与文化诉求之间尚未形成通透的了解与明澈的领悟。

在我看来，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来民族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冲击时，其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决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当然，这不意味着对其知识层面意含的否认），其首先具有的乃是一种调动生存勇气和能量、自我确证迎接挑战的意义。汤因比说文明是在不断的“挑战－应战”轮回中产生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结合所谓软权力（soft power）概念，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今天当然首先应该从这样一个思想或者思想史的视角理解对待今天的国学问题。与邓实等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问题意识是“救亡”、“自卫”，因为当时民族处于全面性危机之中。他们意识到了国学与国魂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国学的阐扬来维护“中国性”，而对国学本身的理解却沿袭着前人的思路、没有表现出因应时变的开放性和创造性。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全球化不断推进、现代性日渐深入的时代，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诸内外问题交织在一起。根据国学的精神，在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解决中，继承国学、改造国学。对于邓实的“国学者国魂之所系”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对于现实，则是一种文化创造和文化复兴的运动。

现在那些国学的提倡者，基本都还局限在“国故”的层次。相对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文革的“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看不到“国学”的要义是“本国之学”、看不到今天的文化挑战对于“本国之学”的双重意义，看不到自己所占位置对于这一问题的责任，那么，他们的工作如果不是对于国学的糟蹋、伤害，至少也是对于人、财、物的浪费。

在我看来，儒家在历史文化中的主干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客观的事实；国学以经学为核心，也没错，难道还以佛典、敦煌学为核心吗？问题是在今天讨论国学时，我们应该对这一切作何理解。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基本经典。所谓轴心时代，就是作为人类生命和生活基本范畴诞生的时代，而它们就是记录体现在这样的基本经典里。强调经典的意义是必要的，但现在有些儒者似乎有些过头，譬如提出要“以中国解释中国”，按照古代的“师法”、“家法”解经读经，似乎少了些开放性。

“国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教条教义，而是民族生命与生活意义的有效提供者，而生活与生命是发展开放的，所以它也应该是发展开放的。提“以中国解释中国”可以一定程度遏制那种把传统文本放置到西方学术框架里去彰显意义评估价值的流行倾向。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理解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后一个中国是指古代经典的话，那么前一个中国则应该是指具体情境中中国人的问题和需要。儒家的东西是文化，而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文化是一组解决生活问题、存在性问题的方案。它可以分解为“圣人之法”与“圣人之所以为法”。显然，更为重要的是“圣人之所以为法”。它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抽象封闭的概念原则，而应该理解为一种愿望情怀，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责任感和创造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是这个意思。况且，既然把儒学视为民族精神的表征和寄托，它就自然与民族的生命贯通、与现实的生活互动。与民族生命贯通，意味着对生命承担有塑造和表达的功能；与现实生活互动，意味着保持理论的开放性，在对世事的因应中与世推移与时俱进。

国学有知识和价值的不同层面。知识层面是可以交流的，而价值层面的交流则是另一回事。例如，我们跟西方，科学技术、甚至哲学可以也需要交流以学习提高或互相促进，但是神学、教义学就未必了。那是一个无法化约的“诸神”的问题、意义的问题，所谓的交流只是一种沟通、对话。有些情况复杂一点，譬如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说是历史研究，别人则说是民族主义，没法对话。但总的来说是“说起来很复杂，做起来很简单”。因为多少年来一直就这样过来了，能交流的交流，能对话的对话，该争论的就争论，如此而已。

在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的现代学术分类架构下，作为一个文明体之核心部分的国学确实在形态学上发育得并不完善。譬如，西方就有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人文学以及神学等，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对应，且都在近代以来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要做的并不是突破什么西方学术规范的制约，而是在确立中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明体的前提下，从人性的相同相通出发，去寻找各个学科的功能对应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展开对话交流；缺什么则补什么。这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大前提或方法论问题，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就会出现鸡同鸭讲、张飞战岳飞的混淆和错位。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领跑，占有强势地位，国人在救亡图存的焦虑中，不仅对自身文明的完整性失去清醒认识，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也十分功利、片面。在按照西方的学术分类和教育制度去理解经、史、子、集的时候，不加反思的将经部与哲学对接是其典型症候之一，并且后果严重。

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儒学的宗教功能和属性、意识形态功能和属性、伦理价值功能和属性等等，均需要具体分疏其脉络、意义，而不能整体主义地将其全幅简化为希腊式的知识、希伯来式的宗教或者伦理学、政治学甚至某种哲学的某个流派。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结果是什么？用现代的说法叫意义遮蔽，用古代的说法叫“七日而混沌死”――中国文化整体性和内在性的丧失、消亡。

对西方学术架构简单排斥拒斥是不智的。但同时也必须清楚，其对于国学理论系统、研究方法、学术标准的意义只能是参考性的。这不是基于什么后现代理论的说法，而是因为国学的主要功用是帮助中华民族好好生活。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孔子他们在把中原及“四裔”当成天下时所提出的思想同样有普世意义。

“本国之学”不是“中国之学”（sinology），所以国学绝非汉学。究竟有何不同？看看北美和欧洲对考古学的分类就清楚了：在欧洲考古学属于人文性的历史学，在北美却属于科学性的人类学。为什么？在欧洲挖出的东西属于自己的祖宗，在北美挖出的东西属于印地安人的祖宗。跟自己的骨血有没有勾连意味着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简单说吧，就是一个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的区分。古人说，数典忘祖将无后。这一点，洋人似乎比我们做得要更自觉也更好一些。

在这次国学之辩中，自由派学者多持批评否定的态度，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则在对国学院的成立表示肯定和期待的同时，也对国学院主事者的相应观点和办学方针表示疑虑和反对。

邓实在《国学讲习记》里说，“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所以，国学绝非如国学院课程设计者所声称的辞章考据之学、诗词歌赋之学或者琴棋书画之技。按照经史子集的划分，它应是经部之学；按照考据、词章、义理的划分，它应该是义理之学。按照西方学术，它是人文学甚至神学！它所关涉的是生命意义的问题，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政治价值原则的问题。

国学能热多久？国学院能走多远？从目前情况看，我不敢说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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