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军作者简介:曾海军,男,西元一九七六年生,湖南平江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四川大学哲学系《切磋集》系列书系主编,著有《神明易道:〈周易•系辞〉解释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晚周哲学论集》(巴蜀书社2017年)。 |
你还能否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在最后一堂中华文化课上的发言
作者:曾海军
来源:微信公众号“钦明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三十日甲申
耶稣2016年12月28日
同学们好!看着不少素未谋面的同学纷纷出席,我就知道,我们的中华文化课又走到了最后一次课堂。多年来,我从不在课堂上点名,是因为我希望努力用课堂吸引你们,而不是用分数强迫你们。可是,我的努力跟不上同学们的任性,同学们就是喜欢爱来不来,我多年来的希望从未成为过现实。当然,我依然没有放弃希望,决心继续努力下去。这至少说明,我还能坚守着一份理想,但在这个任性的时代,你还能否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
我并不认为,相比于现在,在我成长的八十年代就有多么好,不过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至少是要盛得多,读书人都喜欢谈人生、谈理想。我们的教室里挂的是雷锋叔叔、张海迪姐姐的画报,嘴里唱的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口里喊的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作贡献,书上写的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抱负。我们还在作文里不断地编着拾金不昧、乐于助人的故事,不断地回答长大后成为什么什么家,不断地许下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承诺。在九十年代初读高中的时候,班上同学还经常争论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虽说现在来看,当年班上那些争资本主义好的同学进了党校,而争社会主义好的同学却移民了,可这并不意味着当年的理想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这个时代似乎不再需要理想了,或许以为那都是些不切实际的东西。要么说得高大上,专门迷惑人;要么说得高精尖,专门欺骗人,反正是与大家想要的高富帅没有关系。这固然是对理想的极大误解,但也未必不是这种理想观念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比如为大家所熟悉的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发展的某社会,这种理想观念的问题是,难道低级阶段的人注定只能是理想的垫脚石?而高级阶段的人就都持有了理想的优惠券?这种观念影响还是很深的。前阵子有老同学跟我说,他很后悔年轻的时候那么拼命地投入到中学生的教学中。我知道他一向很痛恨现在的教育体制,认为体制要是不改,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意义。我也在中学教过书,知道体制有多么糟糕,相比之下,大学的教学空间是要好得多。然而,我却发现,在大学教书不但同样得秉持一份坚定的理想,而且实现起来也是一点一点地十分艰难。如果以为只要制度理想了,所有的一切都会跟着理想,这种观念就是错误的。
我们今天要想重谈理想,必须得先澄清理想的观念。理想之为理想,当然是要高于现实,但更重要的是本身就具有现实性。理想就是用来实现的,而且是时时刻刻都保持着一种可实现性,却又不能一次性完成。打个比方说,想跟土豪做朋友就不能当成是理想,因为它虽然现在高于现实,也具有现实性,但肯定不是时时刻刻都具有可实现性,而未来有一天果真实现了,又意味着完成了,也不再高于现实了。能够完成的就不会是理想,而是目标。目标完成了就得制订新的目标,理想则没有完成的时候,而是永远处于不断地实现过程中。换句话说,理想不是一套“全家桶”,不能一劳永逸地成套购进,更不能打包带走而后慢慢享用。
如果理想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我们有理由怀疑它只是迷惑人的手法;或者理想竟是一次又一次的空想,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它只是欺骗人的把戏。今天的这个时代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谈理想,恐怕不只是风尚使然。然而,如果澄清了错误的理想观念,可能又会发现,理想其实是每一个人内心里割不断的祈盼,或者是挣扎,哪怕只是一点点。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不如意的时候,你必定会心生祈盼。师生之间的猜忌,同学之间的误会,朋友之间的争执,恋人之间的决裂,亲人之间的伤害,这一件件、一桩桩,一定会让你在内心呼唤着——为什么碰上这样的老师、撞上这样的同学、交上这样的朋友、找上这样的恋人、遇上这样的亲人?当你在内心里痛苦挣扎着的时候,其实只是很真诚地在乎对方,这种真诚无关乎权贵和财富,而只是对身边的人包含着一种祈盼——为什么不会更好一些呢?这样一种期盼身边人的好,就是理想的苗头。
无论是老师、同学、朋友、恋人还是亲人,在这诸多的人伦关系当中,总有可能在某些时候的某些事上处置得非常恰当,以至于如果重新有机会再回到那个时候,你依然很愿意与你身边的亲人、恋人、朋友、同学或老师再同样地经历一次,而不觉得需要有更好的期待。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找得到这样的经历——与某人在某时某地经历了某事,如果过后回过头来想,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了,那这就是理想的实现。难道不是这样吗?理想不就意味着高于现实的期待吗?如果在某时某地的某事上,对于与某人的经历不需要有更好的期待了,不就是理想的实现吗?
所谓理想,就是这样可以一点点实现的东西,而不是那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制度再健全、国家再发达,也可能遇上各式各样遭心的事、恶心的人而感到不痛快。制度肯定是有好坏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争取更好的制度,但更多的时候是每一个人在人伦日用当中经历的好好坏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能意识总有可能在某个时候不需要有更多的期待,那也不能甘心于这种理想的实现,就像夜空中划过的彗星,只是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一闪而过。我们不难察觉到,如果能遇上一个好朋友或一个好老师,与他们相处或应事会有更多的这种理想的时候出现。这可能也就意味着,朋友一伦在与这一位朋友相交上,或师生一伦在与这位老师相处上,比与其他人的人伦关系要更理想一些。这样来看,理想的实现就是可以期待的,可以一点点地变为现实的。
理想是合于“理”的“想”,也只有“是否合于理”才是可以“想”以及值得“想”的。因为现实是不容易合于理的,所以需要不断地“想”;又因为“想”是容易陷入天马行空或狂妄自大之中,所以需要合乎“理”。世上的朋友多了去了,在与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如果你不能时时抱有一种高于现实的“想”,则很容易沦为狐朋狗友;如果你不能让这种“想”合于“理”,又很容易陷入狼狈为奸。你希望作为朋友能在危难之中帮你一把,这是可以想的;你希望朋友在危难之中能帮你多少,这是不可想的。前者期待的是朋友的人品,后者期望的是朋友的实力。不是说人品就比实力更容易实现,也不是说想跟土豪做朋友就不可能,关键是期待人品呼唤的是德性,期待实力只是基于欲望。基于欲望的“想”一定会由于欲壑难填而陷入到妄想之中,即便有土豪做了你的朋友,朋友的实力又怎么可能跟得上你的贪念呢?当每“想”一次变为现实的时候,激发的一定是你后悔为什么没有多“想”一点呢?况且天有不测风云,头一天的土豪可能就是另一天的流浪汉,这是你可以想的吗?只有基于德性的“想”才是合乎“理”的,才有机会让你体会到不需要有更多的期待了。因此,只有是否合于“理”才是可以“想”以及值得“想”的,舍此则别无所谓“理”“想”。
当然,你很有可能常常会生出理想的苗头,却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了。如果缺乏一种文明的塑造,这些苗头就容易跑偏,甚至被扼杀。你跟家人闹别扭,原本是祈盼他们变得更通情达理一些,可转念一想,你要是生在权贵之家,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你跟恋人闹分手,原本是真心希望他或她能善解人意一些,可转念一想,你要是个有钱人,他(她)还能在你跟前这么得瑟吗!——理想的苗头就是这样被扼杀的,原本只是“想”你的亲人或恋人变得更好一些,却一不小心“想”到富贵上去了,你就是这样慢慢失去理想的。当你陷入凡事就拿富贵来衡量的时候,也许你还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却再与理想无缘了。
如果是坚持期待父母或恋人变得更好一些,这就与自身的人品息息相关。所谓“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你不能不多想想自己到底做得怎么样,以及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才可能期待于父母或恋人。这必然要求一种德性的自觉或文明的熏染,将你的精神性树立起来,才可能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否则,即便想坚持这样一种期待,也未必成全得了,反而容易陷入自怨自艾或怨天尤人之中而无法自拔。这就让理想的苗头跑偏了,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
我之所以有这种信心来告诫各位同学,也是基于我的亲身经历。我有同仁高老师和丁老师一起共事近十年,这些年下来给我的一个深刻感受就是,在我与两位老师的共事过程中,无论做什么事,我一旦能确定该怎么做就会怎么做,不会花任何心思去臆测两位老师会怎么想。我若做好了,两位老师必以为然;我若没做好,两位老师必不起疑心。彼此没有心机、没有算计,没有揣摸、没有猜忌。这种同仁关系好到什么地步呢?这些年来虽大事不成,小事却不断,事情虽多由我做,可但凡有那么一点点功劳可言,我都心甘情愿归功于两位老师;可不管有过什么样的功劳,两位老师都一点不剩地保留给了我。有同仁如此,复夫何求!我真是再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同仁关系需要期待,理想于我而言,至少在与两位老师的同仁关系上在不断地实现出来。可见,理想怎么会没有实现的可能呢!而且,理想的实现绝不在于来世,不在于彼岸,就在此生此世之中!
可能有人会表示很疑惑,果真是这样吗?两位老师学校无权、学界无名,既呼不来风也唤不来雨,其人微言轻如此,作为共事者居然敢说想象不出更好的期待?说出来谁信呢!其实这又回到了想跟土豪做朋友的逻辑上来了,可见理想是多么容易受到侵蚀。理想就是你对身边的人和事一点一点变好的期待,又一点一点努力地实现出来,只要不受那权势和财富的沾染,就足够具有理想性了,足够一个人一辈子孜孜以求。不需要人类社会阶段性的更替,也不要等待国家制度的全盘革新,更要拒绝彼岸的承诺、来世的妄想。而你,只要你有这种用心,一定还能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
谢谢大家!
丙申年冬月廿二于文星花园
冬月三十改定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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