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诸儒论刘邦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7-03-12 16: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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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论语点睛》《春秋精神》《四书要义》《大人启蒙读本》《儒家法眼》等。

诸儒论刘邦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二月十三日丙申

          耶稣2017年3月10日

 

 

 

 

苏轼将汉高祖与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相提并论高度赞扬:“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续资治通鉴长编》)同时,苏轼认为汉朝是“取之以诈力”。他说: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诸葛亮论》)

 

朱熹则“以私罪汉”,从心术动机上立论,认为汉高祖私意过重。他说:

 

“高祖斩丁公,赦季布,非诚心欲伸大义,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盖欲示天下功臣。是时功臣多,故不敢杀季布。既是明大义,陈平信布皆项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诛之?(《朱子语类》卷一三五)

 

叔器云:“如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之类,做得也似好。”曰:“这个是它有意无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朱子语类》卷一三五)

 

对此王夫之有不同看法,认为“集注以私罪汉,未合于时措之宜也。”他说:

 

“文王当商命未改之时,犹然受商之鈇钺以专征,故无图天下之心,而后为大公无私。若孟子所以期当时之侯王者,则异是。周德已讫,而民之憔悴甚矣。天命须是教有所归,斯民须是令之有主,此亦有广土众民者义之所不得辞。则但行文王之政,不必心文王之心,而已无愧于文王。

 

况乎汉高之王汉中,秦已亡而天下裂,义帝之在郴南,初未尝正一日君臣,如夏、商世德相承之天子,为汉之所必戴也。至项羽之稔恶已盈,固不足以为盟主,分汉王于汉中,非所宜顺受之命。使汉君臣不以天下为图,徒保守一隅,养民致贤而一无所为,为之,则一吴芮、尉佗而已矣。集注以私罪汉,未合于时措之宜也。

 

到廓然大公处,却在己在人,更不须立町畦,自贻胸中渣滓。上审天命,下察人心,天理所宜,无嫌可避。使文王而当七雄、秦、项之际,上无可服事之故主,下无可推让之邻国,又岂得不以天命不可旷、民望不可违为大公至正之道哉!

 

七雄之不仁,项羽之不义,既恶剧于崇、密而必不可北面事之;苟有其德,允当其位,而当此两不相下之势,如项羽之不并天下不休者,又岂如四海乂安,仅保一 方之三苗可舞干而格?则以天下为己任者,“勿贰尔心”,而夙夜以期乎必济,正以其身为天下用,而不徇小名小义以自私。藉令汉高而忘天下也,膜视此中国糜烂瓜分于项氏之手,又岂文王之所忍为乎?

 

乃若汉高之德愧文王者,则其所致之贤非伯夷、太公、颠夭、宜生之属,两生、四皓终不见庸,而滥以天爵施及哙伍;其养民之政,因陋就简,使五帝、三王强教悦安之大德斩焉不传于后世,斯以为周汉醇疵之差别尔。若其图天下于秦项之手而往必求济也,则与尧舜汤文何异道之有哉?”(《读四书大全说》)

 

王夫之认为,汉高祖取天下,与尧、舜、汤、文一样无异,用苏轼的话说,就是“取之以仁义”的,不打一点折扣。如果说汉高祖之德有愧于周文王的地方,不在取天下,而在所致贤才不如文武集团,政治上因陋就简,未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更未能制礼作乐。

 

张栻(号南轩)对汉唐宋取天下的评价,不高也不低,说“考其始所行亦必庶几有合于仁者”(《孟子说卷七》:“后之取天下而立国差久者,考其始所行亦必庶几有合于仁者。不然则虽得土地于一时,而乱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适以速其灭亡之祸,乌乎得哉。”

 

但王夫之认为张栻如此说汉,还是太苛,“庶几”两个字多余。王夫之说:

 

“南轩云‘后之取天下而立国差久者,其始亦庶几于仁’,立论太刻。若汉之与昭代,岂但可云‘庶几’也哉!

 

 夫仁之用在爱民,而其体在无私。南轩所疑者,有爱民之用而不足于无私之德尔。乃如汉高入关,除秦苛政,释子婴而不贪其财物子女,亦岂非私欲不行,闲邪复礼者哉!倘以荥阳交争之日,或用权力以取机会,为异于汤、武之养晦以俟天命,乃暴秦已殄,怀王已弑,天下无君,向令汉高不乘时以夷项氏,宁可使山东之民涂炭于喑恶叱咤之主而不恤耶?

 

纣虽暴,固天下主也。武王一日未加兵焉,天下固有主也。项氏之子起于草泽,既非元德显功之后,承世及以有其故国,而又任情废置,安忍阻兵,尚欲养之,将无为天下养痈耶?使鸿沟之割,汉且守硁硁之信而西归,羽力稍完,其能不重困吾民以锋镝乎?率土之滨而有二天子,害且无穷,而岂天理之正哉!

 

故武王克殷,不更推戴禄父,亦以奉天下之公理,不得复守一己之私义。是唯唐、宋之有天下为有歉焉,而非可论于汉。汉之德无愧轩辕矣,而况昭代之拯人于禽者哉!”

 

朱熹、张栻、王夫之都是大儒,然儒眼看刘邦,结论大不同。在“取天下”这个问题上,我与王夫之。苏轼关于汉朝“以秦之所以取取之”的看法有误,朱熹“以私罪汉”也不对,都过于苛刻了。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对苏轼的评价也非常严厉苛刻。他说:

 

“夫能乱德而自以为是,必其于道若有所得,而立言制事亦自有其始终。求之宋代,则苏学、浙学,真乡原尔。观苏子瞻所以非笑二程,及陈同父所答朱子书,则与乡原之讥狂獧,而云“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自以为是而悦于人者,真古今一轨。叶正则、陈同父说来卤莽,天下宗尚之者幸少。苏氏之学盛于北方者几二百年,而其作为文章,滑熟圆美,奄然媚于后世,乃使人悦之而不知尧舜之道者,至于今而未艾。是真乡原也,是真德之贼也。其源始于韩退之,而其流祸之深,则极于焦竑、李贽。呜呼!游于圣人之门者,可无厚为之防哉!”

 

苏轼才大于德,可以说他立足不稳,德行有偏,与二程相比大为逊色,非笑二程,更显轻薄,然此君不乏正义感,不失为一个优秀的文人,大文人。斥之为乡愿过分了,东海期期以为不可。船山先生论政论史论事论人,巨眼如火,明察秋毫,然有时未免过苛也。

 

2017-3-8

余东海于南宁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