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政治论——准儒家时代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本文选自余东海著《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二日壬子

     　耶稣2017年7月24日

一

汉初强调休养生息，朝廷盛行黄老学，颇有道家范，后世学者便以为是道家治国了，殊不知汉初儒学也颇为盛行，虽未明确意识形态主位，然在朝廷、官场和民间的影响，与黄老之学相比，俨然并驾齐驱。

皇帝祭孔，自刘邦始。《史记》记载：

“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孔子世家》）《汉书》也说，汉十二年十一月，刘邦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

太牢，最高规格的祭礼。刘邦经过鲁地，要用牛羊猪三牲俱全的太牢祭祀孔子，不仅意味着刘邦对儒学的肯定，而且标志着官方对儒学地位的最高认同。从此，祭孔大典成为国之大典与祭天、祭黄并为“三大国祭”。陈普在《咏史上·汉高帝八首》诗中写道：“莫把溺冠轻议论，要观过鲁太牢心。”

刘邦以太牢之礼祭孔后，各诸侯、卿大夫、宰相到任，常先拜谒孔子墓，然后才就职处理政务。

刘邦对孔子和儒家的态度，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早是轻蔑无礼，骂骂咧咧，尿撒儒冠。但兵临陈留时，受到郦生教训之后，态度有所改观。郦生跟随刘邦，屡建功勋，为刘邦统一天下做出了卓越贡献。

叔孙通儒服而见，也曾受到刘邦（当时还是汉王）厌恶。叔孙通于是改为短衣楚制，才让刘邦高兴。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弟子百余人，也都得不到重用，叔孙通也不推荐。刘邦称帝后，叔孙通建议：“夫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养子共起朝仪。”

刘邦采纳了叔孙通建议和他所制定的朝仪，“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的诸多弟子也“悉以为郎”。后来刘邦又“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以儒学培养继承人。孝惠即位后，叔孙通又进一步制定了宗庙和其它各种仪法。

建国之初，陆贾常常在刘邦面前称赞儒经，刘邦就骂他：“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道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于是刘邦让陆贾总结历史经验，说明“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的原因。陆贾作书十二篇献上，每上一篇，高祖都称赞不已，号其书为《新语》。

陆贾在《新语》中举出尧舜之治，周公之政等历史经验，说明一切先圣明王都是以仁义治天下取得赫赫政绩，又举出吴王夫差、智伯、秦代依靠暴力必然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他说：

“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权，故有倾仆跌伤之祸”；“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要社会稳定，政权稳固，只有行仁义，法先圣，实行仁政王道：“尧以仁义为巢……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因而他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于无穷”（《新语·辅政》）。“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新语·道基》）。

协助刘邦制定礼仪和官制的叔孙通、奉刘邦命作《新语》的陆贾都是当时大儒，意味着刘邦的治国主导思想和朝廷礼仪制度都姓儒，即制度架构和思想底色是儒家的；惠文二帝实行“孝治”，更在行政实践和意识强化上奠定了基础。文帝立《孝经》博士，在位期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

张苍，先后担任过汉朝代相、赵相等官职，后又迁升为计相、主计，“领主郡国上计者”（《汉书·张苍列传》）汉文帝时灌婴去世后接任丞相一职，汉文帝后元元年因政见不同自动引退。张苍曾校正《九章算术》，制定历法，主张废除肉刑。值得一提的是，张苍曾跟随荀子学儒，与李斯韩非是同门，而贾谊是他的门生。

刘邦在汉十一年二月下求贤诏：

“盖闻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以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汉书·高纪》）”

可见刘邦推崇王霸事业，以周文王为最高政治典范，齐桓公晋文公次之。其选贤标准无疑以儒家为最高，其心目中的“贤士大夫”，首先是儒家道德君子，其次是尊崇仁义的管晏派法家人才。

刘邦临终前“手敕太子书”，从中可见其态度转变的轨迹和对儒家的高度推崇。他说：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尧舜不以天子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云云。

刘邦集团高干中儒学名家辈出，如郦生、陆贾、随何、叔孙通、娄敬、张苍等等，陈平张良萧何等，虽非儒家，也有一定的儒学修养。后来好儒的高官大臣就更多了，“婴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汉书·田蚡传》），兹不详论。

另外，汉初宗室和他们的亲信也有不少儒士。《汉书》记载：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汉书·楚元王传》）

“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文三王传》）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史记·五宗世家》）

“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另外，汉初儒学的民间势力和影响也很大。《汉书》记载：“参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曹参传》）曹参相齐国时，诸儒百数言治，可见当时儒生之众多，仅齐国就可以召集上百人。

《史记》记载:

“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征鲁诸生三十余人，这些人必是鲁国儒生中著名而为叔孙通所知者，可见当时名家之多。

二

继陆贾之后的大儒是贾谊。“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史记·屈贾列传》）

贾谊在《过秦论》中进一步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并且在《新书·数宁》中对黄老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当时，“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雪师之钱果巨方，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如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各种政治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并且越来越严重。贾谊指出三个重大的问题即：“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僭拟，地过古制”。

秦朝违仁背义造成的风俗败坏、宗法失序、法度松弛的问题，在黄老无为思想的影响下，愈演愈烈，社会矛盾大量产生和尖锐化，贾谊认为正是黄老无为思想造成天下这种局面，他说：

“夫无为而可以振天下之败也，何等也？日：为大治，可也；若为大乱，岂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天等也，至骨齐上也，进计者犹日‘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

儒道两家的冲突随之进一步深化。汉景帝时发生在黄生和辕固生之间的一场唇枪舌战颇具典型意义。《史记》记载：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史记-儒林列传》）

有必要强调一下争论双方的文化立场。辕固生是齐国治《诗经》的大儒，黄生则是黄老学者，他认为上下有别，汤武革命，以臣诛君，大逆不道。辕固生的反驳极为有力：照你所说，高祖诛暴秦建汉朝即天子位，岂不成了乱臣贼子了吗？

这场发生在儒道两家之间的争论，很显然是辕固生赢了。但是，这个问题太敏感了。景帝支持哪一方都不行，只好利用皇帝权威急忙阻断。（于此可见景帝的道德水平。如果是儒家圣王贤君，毫无疑问会支持辕固生，明确承认汤武革命的正义性）

辕固治诗的大专家，当时与伏生、胡毋生、董仲舒等等大儒齐名。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辕固师徒繁衍，“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窦太后崇尚黄老，好读《老子》，招问辕固，辕固直言不讳地说：“此家人言耳。”

家人，指平民。颜师古：“家人，犹言庶人也。”

窦太后听后大怒，命辕固与野猪搏斗。幸亏汉景帝暗中给了辕固一把利剑，辕固才杀死野猪保全性命。窦太后也只好作罢。后来，辕固离京为清河太傅，不久辞职归乡，在家授学。

汉武帝即位后，向全国各地征召贤良。90多岁高龄的辕固以贤良身份到了都城长安，他告诫公孙弘（后官至丞相）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云。

三

汉武帝之前，汉朝儒化程度不高，但并没有脱离儒家文化和制度的整体框架；黄老之学虽然受到特别重视，但并未成为意识形态主角。所以，所谓汉初为黄老政治，是道家自我脸上贴金和浮浅学者以讹传讹。汉初实为儒道并重，而且道家之经、老庄之学的“政治地位”并未高于儒家。汉初政治应该定位为准儒家政治。

经过西汉前期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建设，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恢复。政治上，在平定了吴楚七国的动乱后，诸侯王的力量进一步削弱，国家政权得以巩固。然而在指导思想上却众口异声，“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董仲舒传》）。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独尊儒术，将政治指导思想明确地定为儒家。《汉书-武帝纪》说：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孝武就是汉武帝。汉朝包括东汉，除汉高帝和汉光武帝外，所有皇帝谥号前都有一个孝字。

另复须知，道家相当于儒家的支流。道家所宗《易经》本为儒家六经之一，且为经中之王。只是道家作为支流过于偏远了，偏离源头和主流太远了。

孔子编书断自尧始。儒文化是自尧以来中华文明的主要缔造者，是几乎所有王朝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制度建设者。法家将郡县制扩于全国，然法家作为指导思想唯秦一朝。周汉礼制建设最为辉煌，影响及于今。诸子百家无论影响多大，从无取代儒家主统地位者。

道儒道两家有异有同有交集。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无为而治”等等，其实这些主张并没有脱出儒家的框架。重农抑商、轻徭薄赋、除秦苛法、约法省刑、与民休息等措施，本来就是儒家德治的特征。

有必要说明一下，所谓黄老政治，也是拉郎配。老子“不讲政治”，颇有无政府主义倾向；黄帝则“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与道家原则格格不入，完全属于儒家道统这个系列。只不过黄帝事迹传说居多，比较渺茫。儒家严谨，不像道家胆子那么大，论道统一般从尧舜起，不及黄帝。

无为之治更是儒家政治题中应有之义，舜当政的时候，一切沿袭尧制，以德化民，被称为“无为而治”。不过，这是儒家制度法律框架之下的“无为”，与道家“效法自然”、“使民众无知无欲”的无为本质不同。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