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听说过宋朝有文字狱？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三十日庚辰

          耶稣2017年8月21日

1、问：为什么没听说过宋朝有文字狱？

答：这个问题得先看我们怎么定义“文字狱”。如果将文字狱界定为以文字获罪入狱，那必须承认，宋朝其实也是有文字狱的，比如北宋的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比如南宋的江湖诗案。

但是，如果我们将文字狱理解成以思想迫害为特征的恐怖统治，那应该说，宋朝是没有这样的文字狱的，而明清时期，则出现了这样的文字狱。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宋朝的诗案与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会发现它们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1）、不管是乌台诗案，还是江湖诗案，毕竟都没有杀人，苏东坡只是被贬到黄州当一个闲官。而明清的文字狱却动辄杀头、灭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苏轼生活在明朝的朱元璋时代，或者生活在清朝的乾隆时代，肯定难逃一死。

2）、宋代的诗案只是偶发的个例，而明清的文字狱却遍地开花，清乾隆时期更是形成了“文字狱”的一座历史高峰。有人统计过，据统计，乾隆时期文字狱一百三十多起，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文字狱的总和。说起文祸之烈，罪孽最深重者，莫过于乾隆。

3）、宋代的诗案都有着党争的背景，不过最后的定罪却未泛政治化，在制勘过程中也严格遵守宋朝司法的程序。反观之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情况恰恰相反：哪怕是鸡毛蒜毛的事情，也要无限政治化，上不封顶，下无底线，寻常的文学修辞可以上升为“大逆不道”的政治重罪。你去看清代“文字狱”档案，会发现清廷使用最多的罪名便是“谋反大逆”。

所以准确地说，宋朝有文字狱，但没有像明清时期那样的文字狱。至少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宋朝比较文明，而明清比较野蛮。

2、问：宋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宰相专权的现象？

答：宋代没有出现宰相专权的现象？谁说的？实际上，宋朝可谓权相辈出，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盛产权相的一个朝代。这也是宋朝政制的一大弊病。——虽说我是一名宋粉，但我还是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晚清学者郭嵩焘说过一句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郭嵩焘所说的宋朝奸臣，主要便是权相。而且南宋比北宋更盛产权相。

那么宋朝出了哪些权相呢？从北宋末的蔡京，到南宋初的秦桧、南宋中后期的史弥远、韩侂胄与贾似道，都是大权相，他们执政的时期，就是宰相专权的时期，直接导致了南北宋政局的败乱。

宋朝权相有个共同的特点：执政之时，独揽朝政，而且专权的时间都很长。蔡京数度为相，专权的时间加起来，超过10年；秦桧专权近20年，权倾朝野，“法寺禁系公事，并不遵用法律，唯视秦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一切希望（秦桧）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韩侂胄独揽朝政12年；贾似道独揽朝政15年。

最后总结一句：两宋三百余年，除了开国的太祖、太宗不论，从未出过一个强势、独断的君主；却权相迭出，从王安石、蔡京到秦桧、史弥远、韩侂胄、贾似道。这似乎说明，宋朝的政制有效地解决了皇权专制的问题，却不能很好地解决宰相专权的问题。

许多人出于成见，老是说什么宋朝强化了皇权专制、相权被削弱云云。扯蛋，那是睁眼说瞎话。

3、问：相权真能制约皇权吗？

答：相权能制约皇权吗？我看其他人的回答，都说相权不能制约皇权，甚至不认为传统君主制存在权力制衡的制度。这个看法受成见影响太深，有失偏颇。实际上，汉唐宋的权力结构中，尽管皇权很大，但制度性、结构性的皇权与相权的分权是一直存在的。我以宋代为例，简单说说。

宋朝的君主当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最高的权威，不过从宋真宗朝开始，宋代出现了君权象征化的趋势，并渐渐形成了君主“统而不治”的惯例。具体的治理权归宰相机构执掌。宋代的宰相机构包括中书门下（元丰改制后为三省）、枢密院，时称“二府”。宋人又习惯将副宰相“参知政事”与枢密院长官“知枢密院事”通称为“执政”，又跟宰相合称为“宰执”，是为整个执政集团。

宋代宰执团队的议事、决策机构为“都堂会议”。这是大宋的权力中枢。“祖宗朝，宰相、执政员数稍多，每有所施设，必都堂聚议，参订可否而行之。”若都堂会议未能达成共识，可付百官集议，“朝廷有疑事，则集官议定以奏”。那些达成共识、需要形成诏令的事项，则进呈君主，奏请下诏，君主名义上虽有否决大权，但通常都依宰相之议而行。

君主制下，最大的权力莫过于制诏。诏书名义上皆出自君主，但实际上，诏书表达的通常是政府而非君主自己的意志。宋代的诏书大致有两种，一是宰执进呈、君主认可的意见，一是君主直接的授意，不管是哪一种旨意，诏书的起草、颁发，原则上都需要经过宰执机构，所谓“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

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为朝廷的正式政令。诏书若无宰相之副署，则不具备法律效力。宰相也可以运用这个“副署”的权力，对他们认为不合法理的诏书，拒不签署，拒不执行，这叫做“执奏”。

顺便我想纠正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有掣肘，都分割了，这显见是相权之低落。相权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权提升。”宋代宰相的权力确实不如汉唐宰相那样集中，但整个执政团队的法定权力跟汉唐宰相并无不同，更重要的是，宋代宰执团队的权力远比汉唐宰相稳定，汉唐的宰相法定权力常常被帝王或其非正式代理人（如皇帝近臣、宦官、外戚、后妃）侵占，而这样的事情在宋代则几乎没有发生过。

现在，你认为相权能不能对皇权构成制度性的制约？

4、大理寺相当于现在的什么机构？

答：许多人都说了，大理寺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这个回答其实是不十分准确的，如果要准确地说，唐宋时期的大理寺才相当于最高法院，明清时期的大理寺，并不是最高法院，因为明清时期的大理寺并不具有司法审判权，只负责复核各地刑案，最高审判权归刑部，换言之，明清时期的刑部才更像高最法院。

下面详细介绍宋代的大理寺。

元丰改制之后，大理寺设卿一员，为寺之长官；少卿两员，分领“左断刑”与“右治狱”两个法院。凡天下疑案以及命官、将校犯罪案，归“左断刑”审断；凡事涉在京百司的案子、诏狱、系官之物应追究者，归“右治狱”鞫勘。

作为一国最高法院，“左断刑”与“右治狱”的组织规模都相当庞大。“左断刑”以断刑少卿为首，配有大理寺正、大理寺丞、司直、评事等专职的司法官，以及主簿（相当于行政秘书）二员、吏人（办事员）五六十名；下设开拆司（相当于立案庭）、表奏司（相当于办公室）、知杂司（杂务处）、法司（相当于法律研究室）、分簿案（相当于秘书处）、宣黄案（相当于行政审判一庭）、磨勘案（相当于行政审判二庭）、详断案八房（八个刑事上诉庭）、架阁库（文书档案室）。

“左断刑”的全体法官又分别组合为两个司：以评事、司直、大理寺正为“断司”，负责详断案件，有点像审判委员会；以大理寺丞、少卿、卿为“议司”，负责复议“断司”审断的案件，类似于审判监督庭。凡大理寺受理的案子，庭审之后，例由“断司”先作出初步裁决，然后送“议司”复议，最后由大理寺卿审定。

“右治狱”以治狱少卿为首，配有大理寺正、大理寺丞、检法使臣、都辖使臣等法官，以及监门官（相当于驻守门岗的法警）二员、吏人三十余名；下设开拆司、表奏司、知杂司、驱磨案（掌涉案物资的调查）、左右寺案（相当于执行庭）、左右推（掌刑案的“事实审”）、检法案（掌刑案的“法律审”）。

但元朝时，大理寺被取消。后来朱元璋虽然恢复了大理寺的设置，却未能恢复大理寺作为最高法院的职能，大理寺只有复核之权，而失去了审判权。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