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妙芬著《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出版暨序、导论   

书名：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

作者：吕妙芬

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7年9月7日

【作者简介】

吕妙芬，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专研明清学术思想史。著作包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2003）、《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2011），并有数十篇论文刊载于国内外期刊。

【内容简介】

以明末清初理学文本与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重探明清之际思想转型的重大议题。从儒者的生死观、工夫论、舜的圣人形象、孝行与家礼、夫妇之伦、人性论等主题，分析明清之际儒学如何在历史发展及反思中自我修正与转化，建构一个能兼顾个人道德修养与家庭社群人伦，能对治晚明学风之弊，并在日用人伦中重建社会秩序的思想体系。

吕妙芬新作《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锁定明清之际（以十七世纪为主）的理学为主要研究范围，试图以更丰富而新颖的史料、新的研究议题与视角，来探讨明清之际儒学的发展与转型，也试图回应一些过去学者提出的看法。

吕妙芬在本书里认为理学的信念在清代仍是支持政治与社会的价值体系，理学的议题也仍是士人关心的问题，清代理学思想与话语也不尽然因袭旧说，而有其推陈出新之处，只是这方面较未被充分探讨认知。

《成圣与家庭人伦》一书也强调当时儒学是在高度宗教对话的语境中发言，调整自我义理内涵，书中亦论及儒学宗教化与庶民化的现象，及对过去启蒙论述的反思。

本书共分三部，第一部「成圣、不朽、家庭人伦」包含三章，主要探讨明清之际儒学发展的延续与变化，并标出「成圣」与「家庭人伦」为核心议题。第一章〈生死观的新发展〉探讨明清之际理学话语中，是否出现类似个体灵魂的概念？是否有关于死后想像的论述？第二章〈儒门圣贤皆孝子〉延续了上一章的讨论，主要根据的文本也相近，焦点则转到清初儒学与晚明儒学的差异。第三章〈圣人处兄弟之变〉考察明清士人对于《孟子》记载舜、象兄弟故事的不同诠释，说明士人对于舜的诠释反映了他们对儒学理想与圣人形象的思索。

第二部「血脉与道脉的双重认同」包含两章，内容则离开思想观念的分析，转而探讨万里寻亲、居家拜圣贤两种实践行为，借此说明家族血脉与儒学道脉在儒家士人心目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第四章选择与宗族文化密切相关的万里寻亲孝行为主题，支持此类孝行的理念正是儒家的孝道思想，以及「家」作为永恒归属的观念。第五章讨论明清士人在家拜圣贤的礼仪实践。明清时期祭拜儒家圣贤之礼，除了在孔庙、乡贤祠、学校和书院中，或在某些民间宗教的寺庙中举行外，它也以一种坚持儒学正统、不与其他宗教混合的方式，走入士人家庭。

第三部「宗教对话语境下的儒学论述」共有两章，分别讨论夫妇之伦、人性论两个主题。第六章探讨儒学在夫妇之道的神圣性与戒淫之间的张力，以及因发言语境之差异所形成关于夫妇之伦的不同论述面向。第七章是针对明清气学人性论的探讨。结论部分则分别就「从晚明到清初学术思想的延续与创新」、「儒学的宗教关怀与庶民化倾向」、「再思17世纪儒学转型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三方面，总结说明本书的主要论点。

【目录】

序

导论

一、以理学文本为主要史料

二、核心议题

三、重视宗教的面向

四、反思过去的论点与分析架构

五、各章简介

I  成圣、不朽、家庭伦常

第一章 生死观的新发展

一、道德修养决定死后情状

二、圣贤会聚的「天堂」意象

三、结语

第二章 儒门圣贤皆孝子

一、自古无不大孝之圣人

二、家庭伦职与成圣工夫

三、结语

第三章 圣人处兄弟之变

一、《孟子》的记载

二、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何为圣人之心？

三、舜「封」象有庳

四、向善转化的象：以庄存与的诠释为主

五、质疑《孟子》

六、结语

II  道脉与血脉的双重认同

第四章 万里寻亲的孝行

一、万里寻亲的孝行实践与相关文化生产

二、万里寻亲故事的叙述模式与意涵

三、故事的另一面

四、结语

第五章 在家拜圣贤的礼仪

一、礼仪实践个案

二、礼仪实践的意涵

三、结语

III  宗教对话语境下的儒学论述    

第六章 夫妇之伦

一、论述夫妇之伦

二、广嗣与寡欲的夫妇生活

三、结语

第七章 人性论述

一、气学性论的两个主张

二、辟二氏的发言语境

三、天人关系

四、比较天主教灵魂论

五、结语

结论

一、晚明到清初儒学思想的延续与变化

二、儒学的宗教关怀与庶民化倾向

三、再思明清之际儒学转型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参考书目

【序】

在我心目中，明末清初的思想史是一座难以攀越的高峰。这个领域的著作太丰富，名家辈出，更不乏许多早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我从硕士班在何佑森老师的课堂中开始接触相关的讨论，尔后又在不同的机缘中向学界前辈们学习，深受启发，但也不免有困惑。无论明清之际思想转型或学术典范转移有多么明显，多年以来，我总是觉得理学持续构成清代儒学的重要内涵，晚清以前儒学的思想基调并没有发生大变化，义理和考证、道德和知识多半不是互相对立，而是交织融合地被论述与运用。而那些高扬科学、重视启蒙的问题意识，总不能令我心动，这应是个人习性使然。这本书的研究大概是带着上述的「感觉」出发，摸索着进行。

另一个让我决定以清初理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由，则是比较务实的。相对于晚近明代理学、阳明后学的研究，清初理学仍较少被关注，不仅许多思想家和文本未被深入研读，学术发展的整体轮廓也较不清楚。对于研究者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契机。我虽然花了约7年的时间完成此书，但心里深知这仅仅是理解明清之际儒学的一个面向，还有太多的文集，我没有读过；其他重要的议题，我也没有触及。因此，即使书将出版，我其实没有完稿或攀越高峰的感觉，更像是行旅中的驻足休憩，希望能在学术山林中，酝酿再一次出发的灵感。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我除了要感谢中央研究院提供优良研究环境外，也要感谢科技部连续多年的支持，以及我的助理们欧姗姗、徐维里、瞿惠远、陈胤豪、吴冠伦协助搜集史料和校稿。我也感谢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支持「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史再探」计画，让我有机会与许多海内外学者交流。

本书部分的研究成果，曾经受邀在国立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等地演讲，部分章节也曾发表于中研院近史所的学术讨论会、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美国历史学年会，以及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复旦大学、中研院近史所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与会学者的批评和意见，都帮助我进一步修改书稿。本书第一章曾发表于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近世中国的儒学与书籍：家庭、宗教、物质的网络》，第二章曾发表于《清华学报》（新44卷4期） ，第四章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8本2分），第五章发表于《台大历史学报》（57期），感谢这些期刊提供专业的审查与编辑，让文章内容获得修正。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本书两位匿名审查人的宝贵意见，以及联经编辑提供的专业协助。

本书讨论清儒对于为学的看法：家庭是修德的场域，人应在自我追求与家庭人伦中寻找统合的理想；人生总带着命定与限制，人应努力在日用人伦中成长与进步。这是平实而宝贵的人生智慧，我也愿意再次将我最深的感谢献给陪伴我成长的家人，特别献给我的父亲，他在去年寒冬离我们而去。

【导论】

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史是学界热门的议题，从梁启超（1873-1929）提出清代学术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以来，环绕着明末清初学术延续或变化的讨论便不绝如缕。胡适（1891-1962）承继了理学反动说的基本看法，重视清代考证学的科学精神；钱穆（1895-1990）说治近代学术当始于宋，他更强调清初学风与宋明理学的接续；余英时从中国历史上的智识主义和反智识主义两个传统，解释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钱新祖（1940-1996）则从气一元论对程朱学的挑战，看到了某种儒学重构的迹象，以及明代理学与清代学术的关联。虽然学者们的看法不同，但他们的问题意识颇接近，均欲追溯清代新学术典范产生的原因，以及两个时代主流思潮的异同。张寿安提出「以礼代理」、张丽珠强调「清代新义理学」，也是在类似的问题意识下试图说明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的关系，虽然他们主要研究的是乾嘉学术。上述各家研究都是以主流学术思潮为焦点，借着分析著名学者的思想勾勒出明清之际儒学思想发展的大趋势。

描述或解释明末清初学风转变的著作十分丰富，尤以经世学风的兴起最受瞩目，著作亦最多。学者除了从制度、沿革、职掌、财赋实政、舆地实测等各方面说明经世之学日趋重要外，思想史常见的议题尚有：对晚明阳明学之批判与修正、明中叶以降持续发展到清代的气学思潮、尊崇经史之学、重视形下器物、强调实践力行、肯定人欲与功利等，学者更借此论述中国近代启蒙的历史，也引发不少对所谓启蒙的反思。上述各方面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除了气学思潮等少数研究课题紧扣着理学讨论外，大多数的研究则是以「理学衰微」为前提，以探究清代新兴学风为主要问题意识。简言之，既往学界对明末清初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新思潮、新方法、新学术社群的形成，是学术典范转移的问题。加上清代理学又如钱穆所云是「脉络筋节不易寻」、「无主峰可指」，故相对受到忽略。因此，尽管此时期留下的理学文献并不少，但目前针对理学的研究成果仍然有限。

事实上，理学在清初仍有重要地位，程朱学受到朝野士人的重视，是清代官学，主导了科举考试与教育的内容，也是当时普遍被社会接受的核心价值。因此，以理学衰微为前提的问题意识可能会错失许多重要的历史观察。若我们不先主观地认定清代理学没有创意，愿意更开放地去研读那些尚未被充分研究的理学文本；若我们把研究的视角稍微转换，不再只注意学术风气的创新，也同时考量延续性的经典诠释，及一般士人的阅读经验、想法与实践；或者不仅重视科学和实证学风的表现，也愿意留心日常生活与宗教关怀在历史中的作用，我们对于理学在清代社会上的持续影响力及其内部的自我创新，可能会有许多新的认识。这个想法是本书研究的第一个发想。

我在思考明清学术变化的现象时，多受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一书的启发，该书讨论西方社会从1500年以降五百年间的重大变化：基督教从人们唯一的宗教信仰变成现代多元宗教中的一种选择；宗教信仰从政治社会的公共事物变成人们私领域中的个人追求。这些事如何发生？泰勒不采取「科学取代信仰」的解释，也不满意只从知识菁英的学术变化来诠释这段历史；而是试着描述西方世界从16世纪以降，一系列宗教改革对全民教育的提升，科学发展与启蒙思想对基督教的刺激与影响，政体变革、工业革命、商业及消费革命所导致政经条件与知识系统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生活之冲击与形塑，并试图在这种具全体社会的宏观视野下来思考基督宗教信仰变化的过程。泰勒指出基督教并不是简单地被科学所「取代」，它甚至在科学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督教也没有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完全被扬弃，它本身与时俱进的变化甚至参与了「世俗化」的过程。而所谓的「世俗化」概念也需进一步说明，至少作者认为过去人们在宗教中所追求的一种对生命福至圆满之感，并没有在世俗化或现代化过程中消失，只是人们对圆满的要求与感受，及所撷取的资源，有了相当的变化而已。

泰勒的研究对于我思考中国明清以降的儒学与社会的变化有相当启发，至少提醒我：研究明清学术思想发展与变化，不应停留在思想的线型发展，或简单的彼此取代关系描述上，也应留意儒学普及化或庶民化的现象，及其与整体社会的关系。钱穆所谓「理学本包孕经学而再生」也有类似的眼光，汉学与宋学并非壁垒分明、互相排斥的两套学说，它们不宜被化约为对立的关系，所谓的汉宋兼采也未必是妥协或杂乱拼凑，而可能蕴含深刻的思想创新。

本书主要抱持上述的想法，认为理学的信念在清代仍是支持政治与社会的价值体系，理学的议题也仍是士人关心的问题，清代理学思想与话语也不尽然因袭旧说，而有其推陈出新之处，只是这方面较未被充分探讨认知。基于此，本书锁定明清之际（以17世纪为主）的理学为主要研究范围，试图以更丰富而新颖的史料、新的研究议题与视角，来探讨明清之际儒学的发展与转型，也试图回应一些过去学者提出的看法。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