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

作者：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8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七月十六日丙申

       耶稣2017年9月6日

近年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会议频繁，论著多多，课题不少。其间，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主要内容、历史作用、现代价值等方面都有相当广泛的探讨。但是，从学术研究的理性来省察，无可讳言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换言之，何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论者凭什么断定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其价值尺度是什么，对此没有切实的分析论证。这种情况，无疑影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践行，也影响到研究质量，需要正面给予回应。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类别划分式和内容列举式理解

何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些年学术界主要是从两个路径进行表达，一是类别划分式，二是内容列举式。

类别划分式，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划分为若干类别，而把其中某些好的类别判定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中华民族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之类，自然列入“优秀”之列，通过对这些类别的文化的精神价值的阐发，表达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特质的理解，并通过对其特征的揭示而阐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评价标准的看法。

在类别划分式的表述框架中，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而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有的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推动作用的一种活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优秀传统”、“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有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核的，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等方面。人文精神是对人之所以为人在理论上的探讨和在实践中的回答，是对民族文化的兴衰存亡的“终极关怀”和自觉奉献，是对高尚的价值理想和道德情操的自觉追求。在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仁民爱物、修己安人、义以为上、天人合德、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基本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在近代文化中，人文精神包含并表现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等最为基本的价值观念。在当代中国，民主法治意识、契约观念、公平正义思想、权利意识等，都是新型人文精神的表现。而“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属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积极成分，属于优秀文化传统的范畴”。总之，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都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既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学术界从诸如上述类别划分而概括出的优秀传统文化，论题相对集中，具有基本共识，争议不大。

从按照人文精神、民族精神、文化精神等类别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著看，尽管论者尽力从思想理论上给予提炼，并从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的层面挖掘其价值，使读者对这些价值理念在历史上的正面价值和在当代社会的时代意义产生认同，但这些论说仍然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没有明确提出并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尺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弱点、一个遗憾。

与类别划分式的阐释相辅而行，对于何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列举式划分，论说最多，见解繁复，有的难以达成共识且争议较大。

从已出版的相关论著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定义表述式给出的，而是内容列举式展现的。例如，蔡尚思先生在《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通过200多个中国文化人立身治学的经验，阐发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之所在。其中，善疑好问、厚今薄古、坚持真理、信史直录、实事求是等，都是“中国文化精华的一部分”。张岂之先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包含：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等十二个方面。张岂之先生指出“会通”精神、天人之学、和谐理念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人文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邵汉明主编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本质上是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层面进行探讨，认为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或精髓”，“本书所论中国文化精神主要是从积极的意义进行阐述的”。书中着重探讨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道教、佛教等流派的文化精神，并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人本精神、和谐意识、道德意识、理想主义、实践品格、宽容品格和整体思维几个方面”，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抓住这七个方面，也就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李申申等人认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宇宙人生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其二，道德伦理观——民本、和谐、德行仁善……其三，社会价值观——承担责任、自强不息、爱国奉献”。吴毅等人在《中华人文精神论纲》中，把以人为本、以和为本、以礼为本看作“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而列举并阐释了中华人文精神的诸多方面: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仁政德治的民本精神、威武不屈的爱国精神、与时偕行的创新精神、尚文敬贤的文明精神、修齐治平的责任精神、孝悌友爱的伦理精神、贵和中庸的处世精神、笃学致用的求真精神，等等。在他们看来，人文精神是“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的精神”，“人文精神是由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而“中华人文精神就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种文化现象所蕴含的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优良品格”。显而易见，上述著作中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说，都是内容列举式的，而不是概念分析式的，也不是定义阐释式的。

 有趣的是，与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专著相互发明的，是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单篇论文。各级各类报纸上，也发表了海量的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章。这海量的文章所涉及的具体内容范围，和杂志上的相应文章差不多，甚至更为宽泛，绝大多数缺乏学术含量。关键的问题是，缺少对于何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衡量标准的正面阐释。

平心而论，关于何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类别划分式和内容列举式表述，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质、范围和内容，具有积极的认知作用。类别划分式的论说，能够着眼中华民族文化长期发展的贯通性、整体性特质，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层面开掘其精神支撑的价值源泉；内容列举式的辨析，能够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切入，阐发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特质及其历史作用，彰显民族文化的优长之处，提振文化自觉意识。就其现实的文化建设价值而言，无论类别划分式还是内容列举式，都展示了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觉认同，对于当代精神家园的构建，对于价值整合，对于新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都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能够从理解的层面肯定上述类别划分式和内容列举式探讨的正面价值，但确实应当看到，这么多的专著与论文，几乎没有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尺度或评价标准做过充分的探讨。在我看来，之所以存在这样的不足，既有相关研究的实践进程的限制，也有我们学术研究的思维缺陷和方法论缺陷的影响。1980年代因热切追求现代化而激发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文化研究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影响迄今。传统思维中的综合性思维、整体性思维、直觉思维，长于综合弱于分析，重视整体而轻视个体(局部)，偏于感悟直觉而疏于细致绵密的逻辑论证，喜欢并且善于标榜价值评判而轻视事实判断本身，在没有搞清是什么的情况下，就直奔怎么样的价值选择，等等，这些不足现在也未必敢说已经完全矫正。这说明，需要很好地反省我们的学术研究思路和思维惯性。这也更加表明，我们需要很好地论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的问题。否则，某些人不知所云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论，特别是良莠不分、以劣充优、以劣代优的所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说，还会蔓延。这几年的儒教立国论、以古非今论、封建迷信论沉渣泛起的怪相，便是明证。

衡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尺度

自1980年代文化研究热潮兴起以来，学术界对于“文化评价的标准”有过认真的探讨。大致说来，提出的主要标准有：其一，政治标准、科学标准、艺术标准的统一。政治标准是求善，科学标准是求真，艺术标准是求美，三者结合是真善美的统一。其二，艺术标准与道德标准。其三，生产力标准。其四，以人的解放程度为标准。显而易见，这里的“文化评价的基本标准”论者具有清醒的价值尺度意识，显示了文化研究中的理性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论者讨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评价的标准”，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更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陷。当然，“文化评价的基本标准”论者们所提出的这些标准，本质上蕴含着“优秀”的价值指向。不过，从近些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理论需求和实践运用的层面看，上述评价标准显然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和升华。

相对于一般性地讨论“文化评价的基本标准”，学界也有个别人明确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论者提出，优秀文化传统应当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体现着民族精神的积极方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健康的精神方向。第二，能够鼓舞人们前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中，都具有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伟大作用。第三，具有民族文化认同功能。是维系全民族共同心理、共同价值追求的思想纽带，成为凝聚民族积极思想，感召人们为民族统一和社会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源泉。第四，具有继承性和稳定性。优秀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精神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人民群众和知识阶层智慧的结晶，属于深层结构的文化。第五，它是中华文化的活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经过创造性转化之后，可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现实力量。同时，从历史发展的前瞻性的层面看，它可以成为新的优秀文化传统。论者进而列举式地指出，优秀文化传统的主体内容及其在当代的主要表现是：第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第二，和谐统一的博大胸襟。第三，崇德尚义的高尚情怀。第四，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从精神价值的层面看，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能够激励人们不断进取，孕育人们强烈的自信自尊和自豪的文化心态，具有价值导向作用和民族凝聚作用以及文化认同作用。进入21世纪后，有论者提出，检验、衡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是当代实践。“确定博大宏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哪些是优秀的，根本标准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包括改革开放实践、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现实生活实践。”还有论者提出，衡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应当是“现代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的评价，所依据的衡量尺度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发展需要”和“民族需要”，而应该把“大自然的需要”、大自然存续发展的规律也同时作为“衡量尺度”不可或缺的内容，这种“现代价值观念”并不仅仅着眼于现代化目前存在的问题，更应该着眼于对评价标准、价值观念的完善。有论者提出，衡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是实践。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传统文化，“都要突出实践标准”，主要看能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和需求，能不能回应时代的课题和挑战，能不能转化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有益精神财富。这些明确提出的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自有其合理之处，值得认真总结。

根据笔者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思考，结合学术界及政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综合而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应当包括这些方面：

1.适应时代需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传统，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不是为了盲目呼应往古的回声，也不是为了制造不切实际的虚幻的未来，而是立足当下，为治国理政提供资源，为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为个人安身立命提供精神家园，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带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先秦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淮南子·要略训》)，诸子思想观点的表征往往是“言治乱之事”(《史记·孟荀列传》)，而儒、道、墨、法、名、阴阳诸家的价值追求是“务为治”(《史记·太史公自序》)。白居易在其《与元九书》中自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现实、关注时代需求的特点。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历程看，一种思想理论，一个学派，一个制度，它的存在和发展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否则就难以为继。秦汉以降，作为学派的墨家不复存在；隋唐科举制度兴起以后，汉代的荐举贤良方正之士、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人才选拔制度自然消歇；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科举制随之寿终正寝。

历史表明，任何文化传统，包括优秀的文化传统，要存在发展，要引领社会，就必须与时俱进，追随时代的步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关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重视发挥“当代价值”，是我们衡量传统文化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

今天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时代精神的核心是改革创新。我们在挖掘和阐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不能离开时代精神。凡是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传统文化，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反之，便是属于应当抛弃的传统文化。我们经常讲“阐旧邦以辅新命”，这个“旧邦”里的传统文化，应当是能够阐发出现代性，能够辅助中华民族实现其“新命”，亦即实现以现代化为追求的伟大复兴使命的优秀成分。

2.推动社会发展

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文化，衡量其优秀与否的标准之一，是看其能否推动社会发展。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便是优秀的；反之，便是落后的甚至是腐朽污糟的。从社会作用的层面考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外乎历史的维度和现实的维度。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清廉从政、为政以德的思想等，都曾经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至于现在为人熟知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传统文化，则不仅是传统中国进步发展的价值支撑，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滋养，是推动我们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的“更化”思想、“调均”思想、民本思想，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作用。“更化”是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对汉武帝策问时，针对亡秦弊政而提出的。“更化”即是改正、变更、替换。董仲舒认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汉书·董仲舒传》)“更化”是手段，“善治”是目的。董仲舒从经济入手，提出其“更化”的政治主张：“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汉书·食货志》)“更化”实行的结果，是社会矛盾缓和，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逐渐走向“善治”。这种“更化”的思想，本质上并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改革。这种传统社会的“更化”式改革，在政治的层面，对于调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对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都有积极的意义。在经济的层面，“更化”反对兼并，使得经济分配比此前相对合理，能够调动积极性，释放生产力。最终，“善治”局面的出现，就具有逻辑的必然。汉代以后，除了王朝更迭，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包括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之类的政治性变更，都是“更化”的表现。至于科举制对于官吏选拔制度的“更化”，三省六部制对中央官制的“更化”，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则更是不言而喻。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载体和典范表现的民本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能够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善治的重要思想。需要强调的是，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秦汉以降的专制社会，相对于西方中世纪的专制政治，显得比较温和，属于“开明专制”的范畴。而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有民本思想的支撑。这种民本思想，对于专制政治和专制君主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对于减轻人民受到的戕害，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3.经受实践检验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念，我们衡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尺度，毫无疑问是实践。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经得起实践检验。所谓实践检验，既包括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实践检验，也包括现时代的实践检验。换言之，经过历史证明而又能在今天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传统文化，才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从历史经验而言，古典社会的向上向善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是经过古代的社会实践检验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例如，汉代由董仲舒构建的三纲五常思想，其“三纲”是长期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思想糟粕，在追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今天，理所当然要受到批判和否定。同时，我们要看到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普遍价值理念和道德标杆的仁义礼智信，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形成价值共识、促进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巨大作用，至今还对我们的社会和人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今天，我们可以用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整、引导仁义礼智信五常，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给予创造性解释，并根据当代文化建设的需要，给予创新性的发展，使其成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有力资源。诚如有的论者所指出，我们立足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实践，创新性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忠恕之道”等向上向善的思想价值，为形成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借鉴。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传统文化，都要突出实践标准，主要看能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和需求，能不能回应时代的课题和挑战，能不能转化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有益精神财富。能够通过扬弃继承、转化创新的路径，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有利于助推社会发展的文化，有利于培育时代精神和时代新人的文化。

4.有助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对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认同，是对民族精神的自觉服膺，是对民族成员标识的由衷肯定。文化认同是联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依托，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有着别的文化要素无可替代的作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需要文化认同的支撑。对民族文化悠久历史的自豪，对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践履，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的追随，都是文化认同的基础和具体表现。仁爱精神所滋养出的仁政思想以及相应孕育出的民胞物与、四海一家的情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襟抱，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事业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诸如此类，真正体现了中国式的文化品味，彰显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无论身在何处，只要能够秉承、认可这些标识，在实践中践行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就自然而然成为地道的中国人，成为中国文化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5.促进民族团结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包蕴着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丰富的内容。其中，就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而言，团结统一是第一位的。

中华民族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共同的核心价值的凝聚和支撑，需要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相互理解、包容和支持。大一统观念的自觉认同和坚定实践，以文化的有无区分华夷，以团结统一为荣为上，以分裂纷争为耻为下，是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文化自觉意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优长之处，是在历史上对形成和维护我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平衡，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能否促进民族团结是评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准之一。

6.提供精神支撑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我们所谓中国文化，本质上是指的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部分，即思想文化。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七大以来，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共识。精神家园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平地冒出来的，而是渊源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依托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泉。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当而且能够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精神资源。诚然，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构建，首先要立足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实际，但安身立命之道的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毕竟离不开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正所谓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培育应当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升华，因此，我们应当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当代中国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给当代中国提供精神家园建设的有益资源的同时，还应当而且能够培育文化自信的底蕴。我们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更要讲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宏阔的历史视野考察，拥有历久弥新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蕴含着顽强的奋斗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息息相通。

文化自信首先表现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对于自己文化之所由来，对于其发展历程、内在特质、现实状况、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对于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关系的理性把握。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理性清理，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对以改革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光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是文化自觉的当代表现，更是文化自信的切实践行。文化自信还源于自觉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在积极地光大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能够清醒地看到民族文化的不足之处，勇于并善于积极地对其进行清理，通过文化批判为新的价值重构创造条件，是我们民族素有的襟怀和胆魄。古代历史上不同学派不同思想相互激荡，往往在碰撞中相互吸收甚至相互融合，在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引导下，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发展壮大了中华文明。文化自信还体现为对本民族文化当下状况的充分肯定和对未来前景的满怀信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大并践行“中国精神”，是我们基本的价值取向。这不仅是价值观自信的表现，更是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

7.助力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追求的伟大复兴，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在现代化的途程上经历了170多年。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宏愿，正在逐渐变为生动的现实。100多年来的追求现代化的历程，坎坷艰辛，其间虽有内部的诸多矛盾纷争，但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引领下，在家国情怀的浸润下，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民族复兴为目标，团结奋斗，最终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伟业，走向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这中间，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成为我们不断进步的内在的动力。显而易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民族复兴起的是正面的推动促进作用。因此，是否能够助力民族复兴，便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之一。

8.有益世界文明

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相连，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国家，成为世界文明图景中的重要景象。如果说，上古时期的中国以“天下”误解世界而自大，明清时期的“天子”闭锁门户自外于世界文明的话，那么，步入近代的中国面临民族存亡危机，被迫睁眼看世界，尽管是被动的但最终纳入了世界体系。通过以坚船利炮为重要标志的西力东渐的震撼，天朝上国的迷梦慢慢苏醒，先进的中国人都向西方寻找真理，企图自强自救。在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全方位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深深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优长之处，于是奋起直追，负重前进，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真正地融入了世界，成为世界文明版图的重要构成。在开放的心态下，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成为当下的文化自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要首先弘扬我们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好战必亡之类的爱好和平的思想，是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爱好和平，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并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与世界各国的平等交往中，在增强综合国力的实践和进一步和平崛起的进程中，阐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特色，让世界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互信，共同发展。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始终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这样，我们就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结语

综上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内在的价值理念的引领，有着互为关联相辅相成的思想逻辑。其间，文化价值论和文化发展观是纲领，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是考察问题的着眼点，文化的实践性是检验其价值的试金石，文化的继承性和变革性是贯通历史和现实的理论桥梁，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妥善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关系的基点。

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看，本文提出的衡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八项标准，只是一个可供讨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研究完善的思路，并不是要全部符合八项标准的，才是优秀的。实际上，完全符合八条标准固然很好，但也很难。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其实只要符合若干条甚至一条，即属于有价值的优秀文化基因，诸美皆备固然最好，蕴含一美也很珍贵。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