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典籍中的庶民家教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313期

作者：朱凤玉（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初一日庚辰

          耶稣2017年10月20日

从广义上讲，教育贯穿人的一生。如果根据接受教育的内容和环境来划分，我们一生的教育可分为三阶段：孩提时代的家庭教育、青少年期的学校教育、成人阶段的社会教育。“家教”是人一生中最早、最直接也最亲切的教导，大抵以基本的伦理道德和举止礼节为主要内容。

父母是子女“家教”的第一责任人，正如童蒙读物《三字经》所言：“养不教，父之过。”中国自古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诸如“孟母三迁”之类的典故不胜枚举。实际上，中国古代士族子弟读书，意在科举取功名。庶民百姓除农作必需的知识、技能外，所需的书本知识有限。佛教在东传过程中，为了便于民众接受，往往采用通俗平实的语言叙述教义和道理，将艰涩玄远的佛教义理与浅近日常的生活道理结合起来。如敦煌变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言“男女渐长成人子，一一父娘亲训示”，“自小阿娘抬举，长成严父教招”。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来看，与大量佛经一起面世的还有《太公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等训蒙通俗教材。这些文献成为我们了解当时普通大众如何教育子女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古代，性别差异带来的男女社会、家庭角色及道德要求泾渭分明。因此，家庭教育的内容亦体现性别差异。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是“言传身教”，即知识、经验、道理的传授者为履践者本人，即“父教子，母教女”。如敦煌写本中既有以母亲口吻编撰的《崔氏夫人训女文》，也有以严父口吻编成的《新集严父教》。

敦煌写本《新集严父教》，现存计有英藏S.3904、S.4307、S.4901V、S.10291及法藏P.3797五件。采用五言韵文，凡九章，每章六句，计270字。第一章以“家中所生男，常依严父教”，开宗明义地训诫男子应以“严父教”作为日常行止的依循；强调家中有子除了抚养之外，还得教育，这样才是有教养。之后每章首句均先列举一桩日常生活的事例或场面，如“遇醉客”、“逢斗打”、“争人我”等，而后叙述应对原则和方法，最后以“寻思也大好”结尾。总体来看，“严父教”训诫男子要以谦让恭顺、正直守礼为处事和修养原则。如“路上逢醉人”，需要“抽身以下道”，即尽量避让；“忽逢斗打处”，要做到“叉手却陪笑”；“学经纪”需做到“斗秤莫崎岖”；虽出身贫寒，但“宁乞勿盗”（“三乞胜一偷”）。此外，该文还教育男子勿“酗酒忤人”、尽量避免“夜行”而遭非议等。由此可见，“严父教”的指向性非常明显，所列举的事例大多属于社交性场合，这与“男主外”的传统伦理完全契合。

在传统社会，女子的一生大致分为“为女”与“为妇（母）”两个阶段。就时间与责任而言，女子为妇为母的生涯更加长远而重要。因为从待字闺中到嫁为人妇，不仅是身份与生活环境的转变，也意味着承担相夫教子、恪守妇道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女子不仅要时刻接受姑嫜的挑剔与监督，夫家对其表现的评判直接关系到女方家庭的声誉。因此，针对女子的家庭教育，重点往往集中在教导女儿如何做好媳妇的“本分”。敦煌写本存有S.4129、S.5643及P.2633三件《崔氏夫人训女文》，以母亲告诫训示待嫁女儿的形式，阐述如何成为称职媳妇的“锦囊秘诀”。

“训女文”全篇为32句七言韵文。以“香车宝马竞争辉，少女堂前哭正悲”起首，描摹出一副“悲喜交加”的婚礼场景。接着“画风”一转，以“吾今劝汝不须哭，三日拜堂还得归”一句，将文脉导入“少女”之母“崔氏夫人”规劝训导的语境。这位母亲首先告诫“少女”需认清即将从“惯娇怜”到“作他妇”的“现实”，此后不能如“在家时”一样挥洒“本意”，一言一行必需“守规矩”。在母亲看来，“欲语三思”、“少语莫言”乃新媳妇务必遵守的“第一要务”，而且要“外言莫向家中说，家语莫向外人传”。无论是面对“姑嫜”还是“小郎”应答说话要注意“音量”（“应低声”）。除此之外，女子还需照顾全家的饮食起居，与妯娌上下和睦共处。饶有趣味的是，母亲特意嘱咐“少女”，侍奉夫婿要恭顺周到，特别是丈夫醉酒归来，不仅不能“人前辱骂”，还要“含笑”服侍，扶持安眠。在母亲看来，如果“少女”做到以上所有要求，定能成为公婆眼中的“模范儿媳”（“若能一一依吾语，何得翁婆不爱怜”）。

这篇古代“女训”性质的作品，题名署作“崔氏夫人”，显然是托名当时居甲族四姓之首的“崔氏”。但《崔氏夫人训女文》的流行不完全因为借名，其内容简明扼要，文辞通俗，笔调活泼，将严肃抽象的大道理置于切近具体的生活场景，并加以形象地呈现，使得在封建社会谨奉“无才是德”的女子亦可通晓掌握。因此该文深受欢迎，以至书商印刷贩卖，这从敦煌写本P.2633尾题“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一本”的记录中得到证实。

民间家庭教育除了训导儿孙恪守道德规范之外，也以“孝道”激励他们立身出仕、光耀门楣。如台湾民间曾流行一种《训蒙教儿经》，全篇以588句七言韵语成编。开头说：“居家一本教儿经，上古传流到如今；若是人家有一本，兴家创业人上人。桩桩事儿说得好，句句言语皆是真；有用儿孙听此教，无用儿孙不留心。说起人家养儿女，有了儿女望长生；乳哺三年娘受苦，移干就湿卧娘身。”结语说：“若是有人知书事，后来一定人上人；奉劝人家教儿经，子子孙孙万年春。”这是以闽南民间最流行的“七字仔”来弹唱，念诵朗朗上口，语义浅近通俗。

需要注意的是，探讨传统社会家庭教育需注意良莠之分。上述“严父教”，其教训男子谦逊退让似乎已“过犹不及”，如“君子有思穷，小人贫窃盗。三乞胜一偷，寻思也大好”，前两句似源自《论语》“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但“宁乞不偷”的内在逻辑与“造次颠沛”必不违仁、“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所体现的不屈不挠精神仍有差距；而“不用争人我，但依严父教。能得几时活，不久相看老”一句亦显得过于消极，似乎与佛教思想的民间渗透及其与儒学思想的融合亦不无关系。至于“训女文”所追求的家庭和睦，固然有着超越时空的伦理价值，但其体现的男尊女卑性别观，更需要我们警惕和思考。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