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批评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初八日丁亥

           耶稣2017年10月27日

批评，批判，广义上是中性词，评论、评判、判断义。这里用其狭义，指对错误的思想或言行提出意见和批驳否定，批评与批判是近义词，批判只是较为严重的批评，故本文论批评，亦涵盖批判。

一、破除一个误会

国人习于乡愿乡讪、苟同苟异久矣，苟同则阿谀谄媚歌功颂德，苟异则诋毁诬蔑攻击中伤。所以，很多人将正常的批评也视为对人的不尊重。这是论批评之前必须破除的一个误会。

文化人和政治家应该明白，虚赞虚夸、苟同苟誉乃是伪尊重，名为尊重，实为轻蔑。真语直言才是对人最好乃至最高的尊重。

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臣子能责难为之事于君，使其勉力而为，叫做恭敬；臣子能为君开陈善道，禁闭其邪心，叫做尊重；臣子认为吾君不能从善和有为，那是贼臣。

责难于君，春秋责备贤者也；陈善闭邪，格君之心、导君于善也；吾君不能，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施仁政行王道，不可教也。可见儒家虽倡忠君，自有特色和特定要求。朱熹集注引范氏言：

“人臣以难事责于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

这个标准也适用于师友之间。李二曲说：“责难陈善，不特事君宜尔，即事师交友亦然。”对待老师朋友也应该如此。世人多不喜听真话，不喜他人批评异议、纠误指正。殊不知，真话直说，责难陈善，意味着视对方为愿听真话的君子人，是对对方真正的尊重。

二、非正常的批评

批评有正常和不正常、健康和不健康之别。正常健康的批评，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居心良善，与人为善；二是正确正义，如理如实，否则就非正常。《论语·阳货篇》记载：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孔子厌恶的人有：宣扬别人坏处的人，身居下位而诽谤上位的人，勇敢而无礼的人，果敢而不通事理的人。子贡厌恶的人有：剽窃而自以为聪明的人，不逊让而自以为勇敢的人，揭人之短而自以为正直的人。

其中“称人之恶”、“居下流而讪上”、“讦以为直”都属于非正常批评。朱熹说：“称人恶，则无仁厚之意；下讪上，则无忠敬之心；勇无礼，则为乱；果而窒，则妄作。故夫子恶之。恶徼以下，子贡之言也。徼，伺察也。讦，谓攻发人之阴私。”（《孟子集注》）

对于君主，责难闭邪，谓之恭敬。但如果对君主动机不是与君为善，批评不能如理如实，那就非正常，就会沦为讪上沽名，讪君卖直。

讪君卖直与犯颜直谏，形似而神异，性质迥然不同。两者的区别，不仅动机存心而已。君子五谏，犯颜为下。即使犯颜直谏，也尽量不让人知晓，君若听从，归功于君；君不听从，引身而去。这才是事君之道。而讪君卖直者有两大坏：一讪，不能实事求是；一卖，不能为君掩过，甚至为了成己之名，故意搞臭君上。

《礼记·少仪》说：“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颂而无讇，谏而无骄。怠则张而相之，废则埽而更之，谓之社稷之役。”为人臣下，可以谏诤不可讪谤，可以躲避不可怀恨。赞扬君上的正确但不要谄媚，谏诤君上的错误但不要骄傲。君上怠惰就给他鼓励帮助，君上废政就给他扫除积弊更新气象。“社稷之役”就是孟子所说的社稷之臣。

对于《少仪》所言事君之道，鄂尔泰《日讲礼记解义》解说：“为人臣下者，君有过则当谏争而无讪谤，谏不从则当逃去而无疾怨。将顺则颂而无謟，匡救则谏而无骄。君徳或怠，则必张大其志而助成之；君政或废，则必埽除其敝而更新之。此之谓社稷之役。盖以安社稷为悦者也。”

很多人知道谄君邀宠、长君之恶可耻，但不知道讪上卖直、谤君沽名同样可耻。民国大量知识分子包括某些大师，对儒家和孔子肆意诬蔑攻击，对蒋先生亦恶意讪谤诋毁，不仅无礼不逊而已。所谓民国知识分子风骨，大多经不起检验。利口辩给，沽名钓誉，逢民之恶，讪君卖直，是不少名家的拿手好戏。

孔孟称那种处处讨好别人的是乡愿，杨雄称那种处处诋毁讪谤别人的人为乡讪。这种人与乡愿，殊态同贼，居之似清高，行之似正义，众皆敬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中庸之道。百年来启蒙派就惯于乡讪，惯于堕政府之权威，毁领袖之名节，沽自己正直之美誉。

启蒙派中流行一个观点：知识分子应该是永远的反对派。此言似是而非，与“凡事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异曲同工。民国知识分子喜欢讪君卖直，与此有关。无论对谁，针对任何政府政党，都应该站在公道、正义的立场上，该反对固当反对，该支持就应支持，惟道是从，岂能为反对而反对？

三、慎于道德批评

批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道理批评，重在思想理论；一种是道德批评，侧重于行为品德。

两种批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时候可以双管齐下，例如，对于恶人恶势力，道理批评和道德批评具有一致性。有时候观点与品格虽有一定关联，但不涉及正邪善恶。有时候观点与品格并无关联，需要将两者严格地区别开来。例如程朱和陆王，观点不同而无关德性。

对于儒门同道、儒家学者、老前辈和有功于儒家事业者，如果观点不同，可以异议辩异，也可以求同存异，一般不宜进行道德批判。若确有必要，也须慎之又慎、从宽从薄并有凭有据，铁证如山，以免误伤君子。

对于君子，只能尊崇，不能毁伤。如果君子有过，思想之过，可以公开明批；道德之过，可以暗谏婉劝，任何时候都不能人身攻击。

两种批评宽严有别：道理批评可从严，茧丝牛毛，辨析精微，关键处可以寸步不让；道德批评宜从宽，隐恶扬善，小德出入可也，与其洁不保其往。在此总原则下又有三个关于道德批评的分原则：

其一、严于己而宽于人。律己、责己从严，待人责人从宽，对自己高标准，对他人低标准，对自己可以一点小过错都不放过，对他人只有大问题才予以批评。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

孔子又说：“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礼记表记篇》）意谓仁德难成很久了，唯君子能够成就仁德，因此君子不用自己的长项苛责别人，不用别人不能做到的讥笑别人。

其二、严于官而宽于民。律官从严，春秋责备贤者；责民从宽，礼不下庶人。孔子说：“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又说：“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礼记表记篇》）意谓圣人制定行为标准，不以圣贤的标准来制定，而是使民众有所努力，知愧知耻，以实践其规定。君子论述道德从自己开始，制定法度从人民出发，以普通人所能实行的程度为标准。

“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君子个人修养，“圣人制行，不制以己”和“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是政治道德，是恕道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与“礼不下庶人”一脉相承，体现了儒家政治对民众的宽厚。

董仲舒说：“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这种做法恰好与《礼记表记篇》说的相反，责己从宽，责民从严。宽于己是为礼不敬，怠慢；严于民是居上不宽，苛刻。

其三、严于内而宽于外。就家庭家族而言，对家人族人从严，对普通民众从宽；就国家民族而言，对本国本族从严，对异国异族从宽。先齐家后治国，就是先对家人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董仲舒说：“《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凡此者，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仁义法》）

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就是对内从严、对外从宽之意。《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词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王道最终目标是道援天下、天下大同，故“王者无外”，但王道之运行有一个由内向外不断扩展的过程，德教必须先近后远。

以上三点是儒家道德的特征，也是道德批评的原则，是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个恕道推开来的。恕道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政治。

四、与儒友们共勉

道理批评，可以原理不原迹，不问对方事功业绩，只论理论高低对错；道德批评则必须“重迹而轻理”，要有事实依据，不能悬空推理。

例如，关于君子小人之辨，就有很多标准，有的标准不适宜用来对具体个人进行评判。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学问》）论理绝对正确，用以衡量、评判某个具体人物，就大不宜，会涉嫌人身攻击。

动辄将道理批评上升为道德批评和人身攻击，已成为一种流行病。东海对此深有体会。不仅西派北派道门佛门，儒门中人对我也时有误会攻击。因持主权在民论，就曾被一儒生斥为“孔孟之罪人”。这为我“学儒也会学傻”的高论提供了鲜活的证明。儒学重道德，但若悟道不深，执德不弘，也会疏于事理，所知成障。

随着儒家逐步复兴，儒门中思想争鸣会越来越多，对同一事物会产生各种不同看法。例如，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如何对待日本、美国和外来宗教等等，必会人言人殊。如果动辄将观点争论上升为道德批判甚至人身攻击，那么，儒门将不成其为儒门，与诗圈武圈自由圈就没啥两样。

各种圈子往往充斥着大量鸡毛蒜皮而又你死我活的矛盾争斗，将观点争鸣上升为道德批判是常态。如诗圈中有人将平水韵和新韵之争升级为正邪之争，有人认为“凡是不讲诗词的国学都是偏邪的伪国学，凡是不讲诗词的国学大师专家都是伪大师伪专家”云，皆可发一噱。我们当引以为戒。

谨以此文自勉并与广大儒友共勉。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