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面对一个烂摊子，该怎么建立新制度？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廿一日庚子

          耶稣2017年11月9日

后周显德六年（959），赵匡胤“黄袍加身”，被将士拥立为帝。他从后周之手接过来的盘子尽管不太差，但放眼中国，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无论政治现状还是政治制度都混乱不堪的烂摊子。

就现实层面而言，且不说当时北方有大辽国虎视眈眈，周边尚有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诸多割据政权，单说赵宋立国之基的中原大地，也是藩镇拥兵自重，兵变习惯性发作，五十年间已经走马灯一般换了五代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如果宋太祖不能在立国创制上表现出过人的智慧，则很可能大宋将成“后宋”，五代凑为“六代”。

就制度层面而言，赵宋接手的政制也是如同一团乱麻，三省六部旧制、使职差遣制、各路军阀私自设立的私制，交织在一起，良莠莫辨。后世学人总结的“唐宋变革”，在晚唐时已拉开序幕；残唐五代更是制度乱变之时，朱温建立的后梁，废除旧唐之繁文缛节，焚毁前朝之《律令格式》，修订新的律法制度；取而代之的后唐则以恢复唐朝旧制为标榜。

当此政制与时局均变动不居之际，“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当如何收拾烂摊子，建立大宋王朝的基本制度？

摆在赵匡胤面前的，似乎有两条路径：

一是完全推倒唐—五代乱糟糟的政制，另起炉灶，重新设计一套全新的制度。但即便人有天纵之圣明，也是理性有限，如何可能设计出完美制度？考中西诸史，设计理想制度的冲动集中出现于“轴心时代”，在西方有柏拉图之《理想图》，在中国有托名周公创制的《周礼》。《周礼》并非现实制度之汇编，而是先哲基于理性想象设计出来的理想制度蓝图。历史的经验表明，将人为设计之理想制度强行施之现实，必致祸乱，新朝王莽仿《周礼》托古改制而天下大乱，便是深刻教训。可知优良、合宜的制度，并非源于完美设计，而是来自传统的损益演进。

一是因循承袭既有制度，萧规曹随。但如前所述，唐—五代之政制杂乱无章，为乱世产物，又如何能够维持长治久安？

赵匡胤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承认既成事实，沿用唐—五代形成的整体制度框架，并在内部作渐进之改良。

唐朝的经典政治制度为《唐六典》。《唐六典》规划出一个整全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三省、六部、九寺、五监，权责分明。但中唐之后，这一经典官制已为临时差遣所动摇，“省、部、寺、监之官备员而已，无所职掌，别领内外任使，而省、部、寺、监别设主判官员额”，比如户部尚书并无执掌户部之权，而由另一位领有“判户部事”差遣的官员管理户部。本官与职事发生了分离。

赵匡胤立国，官制袭用唐旧，官与差遣两套系统并行，“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但若仅仅如此，则不可言太祖有立制之智慧。赵匡胤的高明之处，是运用官与差遣相分离的唐朝旧制，巧妙化解了晚唐—五代的积弊。

自晚唐—五代以来，中央权威丧失，方镇、武臣控制了一地军政、民政、财政与司法大权，此为五代祸乱之源。建隆二年（961），赵匡胤曾问计谋臣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但如何“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也是一个问题。

许多人都知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但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这么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宴会，尚无定论；即使真有“杯酒释兵权”，也仅仅是解决了侍卫亲军统官的权力隐患。五代积弊又表现为地方节度使权力太重——唐时节度使本为使职差遣，后逐渐坐大，成一方诸侯。赵匡胤的策略是继续保留节度使的建制，“伪署并仍旧”，同时又将节度使的差遣性质转为荣衔性质，“节度、承宣、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俱无职任，特以为武臣迁转之次序”，朝廷另遣知州、知县治理地方。知州、知县均为宋朝差遣。

于是唐—五代遗留下来的节度、观察诸使，仍得以保持尊贵之地位、优厚之俸禄，权力却收归中央派遣之知州、知县。这是太祖对唐—五代制度遗产的不动声色的改造，如此，新旧交替，自然过渡，不用推倒重来，避免了大破大立可能诱发的政治动荡。

但官与差遣两套系统并行，也有毛病，即宋人诟病已久的官制“紊乱”。司马光曾猛烈批评这一制度：“今之所谓官，古之爵也；所谓差遣者，古之官也。官所以任能，爵所以酬功。今官爵浑淆，品秩紊乱，名实不副，员数滥溢，是以官吏愈多，而万事益废。”今人说起宋朝官制，也以“繁复”、“混乱”相形容。但晚清的康有为却独具慧眼，提出“宋官制最善”，其中一个依据便是宋代实行“差遣易官”之制。

康有为论证说，“官职以治事也，事惟其才，则能者任之，其义在用也；爵位以酬勋旧年，德也，所以尊显之，其义在报。故有治事之才者，不拘资格可以任官，然未有积累之功，不必加尊显之爵位也。有爵位者任事未必其能称职，故不必用之当官。两者各有所宜，当并行之而不可合一。”宋朝的官与差遣相分离，其实就是康南海所说的爵位与官职并行。康南海认为，在宋朝官制下，“事权轻重视其差，恩荣轻重视其位，两不相蒙，各有所得。才贤争效其职，大臣不怨遗佚，权贵不至尸位”。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西方议会制国家中，首相卸任之后，有时又会被新一届政府委任为内阁部长。其实这种“能上能下”的纵向流动在宋朝也很常见，如富弼于至和二年（1055）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差遣，即宰相），治平二年（1065）判扬州；文彦博也于至和二年拜相，后判大名府；至和二年还有韩琦拜相，神宗即位后，又出判相州。

这便是官与差遣相分离的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秩轻而高才者，完全可以通过“参知政事”的差遣获得副宰相之权；宰相下野之后也可以保留崇高秩位而出任比宰相职务低的差遣（如知州），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丢身份的降职。难怪康有为宣称：“善哉！复古之制，未有如宋祖者也。”当然准确地说，宋太祖并未复古，只是承袭唐旧、略加改造而已。

司马光批评的“官爵浑淆，名实不副”，也确实是宋代官制的弊病，比如某人官授“吏部侍郎”，但他的职务可能完全与吏部工作没有关系。所以方有后来的“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以《唐六典》为本，使官名与职务名实相符，如吏部侍郎得治吏部事。但差遣制的“官阶—职位相分离”精神还是保留了下来，那就是寄禄官与职事官（含差遣）并行、分立，寄禄官用以定官品和俸禄，职事官（差遣）“仍不拘品位以任事，宋祖之良法仍存焉”。朝廷按寄禄官之官阶高低发放俸禄，又依职事、差遣补贴职钱。

宋太祖对唐—五代官制的继承与改造，体现了宋王朝定制创法的一贯思路：陈陈相因，推陈出新。曾有人跟朱熹说：“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朱子纠正他：“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

另一位宋朝儒者吕中也说：“善革弊者，非必尽变前人之法，不过修举其大纲，而节目随之。……国初继唐末五代之后，此正制作之一机，而我太祖创法立制，不务名而务实，不变其法而变其意，一转移之间，事体顿异矣。”换成现代的说法，这便是渐进主义的改良进路了。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