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朝廷祀典择日不受日书影响论

作者：叶国良（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来源：《现代儒学》第一辑，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 编，三联书店2016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廿一日庚子

          耶稣2017年11月9日

【内容提要】近年大陆出土不少秦汉日书，学界始知战国以来有此传统，而非源自秦汉，与西周中叶以后择日逐渐使用刚柔日者异趣，于是一时蔚为显学，研究者日众。笔者以为：此等日书，固为后世黄历之先声，影响后世朝野礼制与生活步调甚巨，然而亦不可误以为战国以来朝廷祀典悉为日书系统所取代，尤其与农林川泽蚕桑天候有关者，事关以农立国之根本，且深受传统与经书之影响，其祀典其实仍有沿袭古代择日方式者。故本文虽系针对出土文献之现象而发，并不引据战国秦汉日书之说，乃缘此之故。

【关键词】日书、朝廷祀典、郊祀、社稷、先农

前言

择日是起源极早的人文活动，不少民族都有。远从卜辞、《周易》、金文之辨吉凶，《春秋》、《三传》暨《仪礼》之择刚柔日，以至战国时期的《墨子．贵义》中日者之论出游方位，古代文献中都可看到各种择日的活动。东汉王充《论衡》〈辨祟篇〉、〈讥日篇〉等载有汉代人民生活上的众多禁忌，特别是回避特定日时的某种举措，如某干支不宜行某事之类，与占卜行为诉诸鬼神者又有不同，影响层面甚大，易言之，此亦择日行为。王充对此虽极力批判，却反映出当时习俗确有此一倾向。近年大陆出土不少秦汉日书，学界乃证实了战国以来已有日书的事实，其禁忌名目繁多，遍及冠、婚、丧、葬乃至出游、沐浴等等层面，且各派均有其理论与操作模式，[1]与春秋时代及之前选用刚柔日或特定干支之礼俗异趣，因而引出了学界前所未知的课题，研究或关怀者日众。笔者之意，此等日书当即后世黄历（今民间所传者，乃简化之农民历）之前身，对秦汉以降广大人民之生活步调影响极大，迄今犹然。但日书与黄历系统影响传统择日礼俗究竟包括那些范畴，学界似乎尚欠评估。

本文之写作，企图心不大，目的仅在指出：尽管日书与黄历影响了后世人民的生活习惯与步调，但因受到某些流传长远的传统或礼书的制约，朝廷在择日行礼时，虽有部分受到民间习俗的渗透，但仍有部分礼仪，特别是朝廷祀典，仍然依据传统礼俗行事，不受日书或黄历影响。易言之，日书与黄历对人民（含朝廷、官吏）生活影响虽大，但并未遍及于朝廷祀典，朝廷祀典仍有沿袭西周以来择日之传统者，且历时长久。下文针对此一议题，起汉迄清，择重要者分项述之，纯属民间习俗或较枝节者不与焉。

一  论郊祀多择辛日或柔日，亦有选用冬至者

近代以前，天子得兼祀天神、地祇、人鬼，天神则唯天子能祀之。郊祀乃天子祭天之礼，周天子无论矣，其可行郊祀之礼者唯夏、殷之后杞与宋，即所谓「二代」，另鲁国承周公勲劳之余荫，亦得使用天子礼乐，唯稍降等耳，即所谓「摄盛」也。[2]周初郊祭，似用丁、己等吉日，[3]故《尚书．召诰》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唯查考春秋时代以来相关文献，郊祀普遍择用辛日，且多为上辛日。《谷梁传》云：「鲁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从，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从，则止。」可见一般。《礼记．郊特牲》亦云：

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于郊，故谓之郊。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凡郊祭，其前须有预备之事，其中最重要者乃须卜日与养牲，即卜郊祀之日期及其牺牲，其事见《春秋》及《左传》者多起。〈郊特牲〉续云：「卜郊，受命于祖庙，作于祢宫，祖祖亲考之义也。卜之日，王之于泽，亲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祭之日……」下文叙述具体祭祀活动及其意涵。

至汉，郊祀仍多择用辛日。《春秋繁露》〈郊语篇〉暨〈郊义篇〉并云：「郊必用正月上辛。」征诸史传，颇验。《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诏曰：……辛卯夜有光，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朕甚念年岁未咸登，饬躬斋戒。丁酉，拜况于郊。」颜师古注：「况，赐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况，是后甲三日也。」又，《汉书·成帝纪〉：「二年春……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又，「建始二年……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续汉书·祭祀志》：「（光武帝）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又，「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以上亦均用辛日。「上帝」而有五，乃秦以来逐渐形成者，故后世郊祀有分季、分地行之者（详下文）。

但汉代郊祀亦有用卯日者，盖卯日古人亦多用之。[4]《史记．孝景本纪》：「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见五帝。」〈封禅书〉，武帝「乙卯，……射牛行事，封太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射牛，为供郊祀之牺牲也。汉人郊祀亦有用冬至者，犹先秦以来迎春之意，非战国日书之影响。《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盖朝廷更法，配合太初改历，此后汉史多载「三年一郊」之事，唯多不记干支，未能证实汉代仍用柔日郊祀的论断，但反过来说，亦无不用辛日或柔日之记载。《史记．封禅书》：「其秋，上幸雍，……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僊登于天。」』继曰：「其后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禅。」其举行郊祭，时间或以冬至，地点或在明堂，盖封禅时之特例也。

王莽摄政时，礼仪繁复，《汉书．王莽传》云：「居摄元年正月，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老五更，成礼而去。」东汉郊祀记载不多，有明确干支者尤少。《通典》卷四十四：「后汉光武建武三十年，初营明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文献通考》卷六十九：「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七年，大议郊祀制，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下公卿议。……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气，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雒阳。……（蜀汉）昭烈章武元年即位，设坛于成都武担山南，用元牡，……三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郊于成都。」以上汉时郊祀，或用辛日，或以冬至不等。

曹魏享国既短，相关记载亦不多。《通典》卷四十二云：「明帝卽位，于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祭。……十二月壬子日冬至，始祀皇天帝于圆丘。」西晋时，上书同卷云：「晋武帝……泰始二年诏定郊祀……二月丁丑郊。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祀圆丘于南郊。」则当时郊祀多用丁日，冬至则于圜丘南郊。至东晋元帝既卽位于建康，制度复依汉及晋初仪注，上书同卷载：三月辛卯帝亲郊祀。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则东晋复用辛日。

南北朝时制度不一，据《通典》卷四十二，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亲郊祀，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舆驾亲奉。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郊祭用三牛。又据《文献通考》卷七十，齐高祖受禅，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武帝建元五年正月，祀南郊。其后间岁而祀。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梁武帝卽位，南郊常与北郊间岁，正月皇帝致斋于万寿殿，上辛行事。陈武帝永定元年受禅，修圆丘坛，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则南朝以用上辛为多。至于北魏，据《文献通考》卷七十，道武皇帝卽位，二年正月亲祀上帝于南郊，后冬至祭上帝于圜丘。另据《通典》卷四十二，北齐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后诸儒定礼，圜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以正月上辛为坛于国南。北周宪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据上所述，南北朝时虽多以上辛日郊祀，但不甚稳定。

唐代之郊祀，《大唐开元礼》卷一云：「正月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立春祀青帝于东郊，立夏祀赤帝于南郊，季夏祀黄帝于南郊，立秋祀白帝于西郊，立冬祀黑帝于北郊，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盖合祈谷、郊祀为一事，规模似颇宏大。然据《旧唐书》各本纪及《唐会要》卷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凡十八帝，而亲郊者仅三十三次，或以正月，或以十一月，或以二月，或以八月不等，且用日不固定，各种干支杂见，因知《大唐开元礼》修毕之后，并未真正据以实行。

宋代，《文献通考》七十一云：「宋初，因唐旧制，每岁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亲祀则并皇地祇位。」至于南宋，《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八载：宋理宗、度宗、恭宗等凡十六次郊祀均用辛日。

辽、金、元族出塞北，文化习俗与中原不同，故无郊祀之礼，但有类似风俗，《续通典》卷四十六记辽、金、元三朝之俗云：「辽太祖神册元年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燔柴告天，即皇帝位。七年，五月癸丑，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十一月祠木叶山，十二月戊子燔柴于莲花泺。」「金初，因辽旧俗，有拜天之礼。太宗即位，告祀天地，设位而祭，天德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但似不择固定日时行之。「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但祭天之日不依汉人传统。

明代郊祀，《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六云：「穆宗隆庆元年丙寅，礼部会议典礼：郊祀之礼，国初建圜丘于钟山之阳，用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太岁从祀；建方丘于钟山之阴，用夏至祀地，以岳镇海渎从祀：俱奉仁祖淳皇帝配。又筑朝日坛于城东，夕月坛于城西，用春秋分行事，夕月亦以星辰从祀，俱不奉配。洪武十年，始定合祀之制，每岁正月，择日行于大祀殿。三十二年，更奉太祖高皇帝配。」盖郊祭用冬至、夏至，但不择固定干支，与唐、宋略同，渐失传统。

清代，凡朝廷郊祀，因并迎春祈谷，[5]与先秦郊祀、迎春、祈谷分别为之者不同，但仍依汉人传统，择用正月上辛日。《清史稿．志六十五．礼二》：「雍正八年上辛为正月二日，部臣因元旦宴，请展十日，不许。先期斋戒如故。十三年正月十日上辛，未立春，帝曰：『此非乘阳义也。』命礼臣集议，奏言：『《礼．月令》，立春日，天子迎春东郊，乃祈谷上帝。此礼本在立春后，请循例用辛或立春后上辛。』从之。」故《大清会典》卷三十七云：「岁以月正上辛祀上帝，为民祈谷。」卷八十三〈正月上辛祈谷祝文〉云：「维乾隆年，岁次正月朔，越日辛，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先谷于皇天上帝曰云云」，是清廷郊祀、迎春、祈谷仍用上辛日，恢复古来传统。

盖自汉代以迄清代，凡朝廷郊祀，用上辛日者最多。

二  论祭社稷承〈召诰〉仍沿用上戊日

社、稷，古人所重，天子有太社、太稷及帝社，至于乡里，亦各有社，各以时祭之。《礼记·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此谓祭社用甲日。然《尚书·召诰》用戊日，其文曰：

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其后历朝社祭，不论朝廷或州县，遂沿用上戊日。《通典》卷四十五言：「（后汉）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郡县牲用羊豕……。」同卷又言：「后魏天兴二年太社、太稷、帝社于庙之右，……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勾龙配社，周稷配稷。」又曰：「隋文帝开皇初建社稷，并立于含光门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黒。孟冬下亥，又腊祭之。郡县二仲月并以少牢各祭。百姓亦各为社。」《大唐开元礼》卷三十三：「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配。若如卷三十四由有司摄事，则蜡礼司行之。宋代诸里社并同唐制，金、元同之。《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三：「金章宗四年二月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元世祖二十年二月，诏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仁宗延佑六年二月改用中戊。洪武元年二月定社稷礼，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各具沿革以进，遂定每岁春秋二仲月上戊日亲祀社稷，以句龙、后稷配。宣宗宣德二年二月祀社稷，仍用上戊日。」直至清代，《大清会典则例》卷八十一犹言：「顺治元年，定每岁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太社以后土句龙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大清会典》卷八十三〈春秋上戊祈谢社稷坛祝文〉有云：「配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凡祭社稷之礼，崇建社稷坛于端门之右，……岁春祈、秋报，皆以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之神，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太社位右，太稷位左，均北向。」以上均承周礼。

三  论祭先农多用亥日

祀先农之礼起于何时？汉代以前无考，汉文帝既躬耕藉田，又祠先农，盖即沿续古代藉田之礼。[6]杜佑《通典》卷四十六云：「汉文帝……春始东耕于藉田，祠先农。后汉明帝永平中，二月东巡，耕于下邳。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于怀县。其藉田仪，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农。」是知汉代藉田用乙日，乃柔日也。

《通典》卷四十六云：「晋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藉田于东郊。……太牢祀先农。」《南齐书》卷九云：「永明三年，有司奏来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农，即日舆驾亲耕。宋元嘉、大明以来并用立春后亥日。尚书令王俭以为亥日藉田，经记无文，通下详议。兼太学博士刘蔓议礼：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于是月以元日祈谷，又择元辰躬耕帝藉。卢植说礼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阴礼卑后，必居末，亥者，辰之末，故记称元辰，注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说，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农，又其义也。……助教何佟之议，……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专施于先农。汉文用此日耕藉，祠先农，故后王相承用之，非有别义。……参议奏用丁亥，诏可。」则晋代以来祠先农用丁亥日。

《续文献通考》卷七十八：「元武宗大定三年四月从大司农请，建先农、先蚕二坛。……是岁命祀先农如社稷，礼乐用登歌，日用仲春上丁，后或用上辛或甲日。」又一百六载穆宗隆庆元年礼部会议有云：「祈谷之礼，祖宗朝原无，惟郊外藉田有先农坛，每岁上戊日圣驾亲祭先农，遂耕藉田。永乐后，惟遇列圣登极之始，仅一举行，其他岁遣顺天府官代。嘉靖九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谷礼于大祀殿。十年，以启蛰日改行于圜丘。十八年，又改行之于禁内之极寳殿，遂为定制。而先农之祭亦不废，然二祀并行于仲春，不无烦数，宜罢祈谷之礼，止于先农坛行事为当。恭遇圣主登极，则亲祀先农，并行耕藉礼，其余每岁仲春仍遣顺天府官代行。」明初祭先农用上戊日，其择日与祭社相混，已有不当。其后祈谷而在禁中，祭先农而遣官代行，其无心于国计民生可知。盖历朝相关制度，以明代最为错乱，皇帝之不勤慎，亦以明朝为最。

清代恢复传统，祭先农择用正月亥日。《大清会典》卷八十三载〈仲春吉亥飨先农坛祝文〉，其文有「维乾隆年岁次二三月朔越日亥，皇帝致祭于先农之神曰」云云。卷四十六：「凡飨先农之礼，为坛一成于正阳门外，耤田之西，岁以仲春吉亥，皇帝躬耕，帝耤于南郊，乃亲飨先农之神。」藉田虽系皇帝亲为，但奉天府既位于帝京，府尹亦须率所属配合，据《光绪顺天府志》卷六十〈典礼〉，仲春吉亥，顺天府须选耆老数十名，另农夫三十名参与。躬耕时，大要为：「顺天府府尹一人在左，（户部尚书一人在右）。时鸣赞，赞进鞭，顺天府府尹奉鞭，北面跪进，（户部尚书跪进），耆老二人牵牛，上农夫二人扶犁，顺天府府尹执青箱，（户部尚书随播种），从行工歌三十六词，唱和从行。……皇帝三推三返，歌毕，止。」然则此虽为朝廷礼典，实有皇帝、朝廷与地方官员、耆老、农夫参与。据上文引述清代藉田之礼，实亦祭祀先农。盖凡朝廷祀典，多可作如是观。

四 论祭风师仍用丑日、祭雨师仍用申日

《周礼．大宗伯》有祭风师、雨师之文，《通典》卷四十四载：

月令，立春后丑日祭风师于国城东北，立夏后申日祀雨师于国城西南。

此所谓「月令」当非《礼记．月令》，待考。《通典》同卷又曰：「后汉以丙戌日祀风师于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师于丑地，牲用羊豕。」唐以后则丑日祀风师，申日祀雨师。《文献通考》卷八十云：「（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太常奏：来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于南郊，同日立春，后丑日宜祀风师。」宋制，立春后丑日祀风师，立夏后申日祀雨师，承唐制也。辽仅祭风伯，不祭雨师。金仍宋制。《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二云：「元世祖至元七年十二月敕岁祀风雨雷师。大司农请于立春后丑日祭风师于东北郊，立夏后申日祭雷雨师于西南郊，其后仁宗延佑五年乃即二郊定立坛壝之制。」同卷，洪武六年「四月，命天下祀风云雷雨诸神。……春秋祭以惊蛰、秋分后三日。后改春秋上旬择日祭，设三神位，城隍与焉。其王国风云雷雨山川神坛在社稷西，祭仪与社稷同。……九年正月，改建太岁者神坛壝殿。……二月，祀太岁风云雷雨诸神于新坛。」同卷「嘉靖十年七月建天神地祗坛，九年更风云雷雨之序曰云雨风雷，以为天神，岳镇海渎陵山京畿天下名山大川之神以为地祇。每岁仲秋中旬择吉行报祭礼，同日异时而祭城隍于其庙。」嘉靖八年所定，则有〈遣官祀太岁风云雷雨师仪〉。至此，祭风师、雨师，不固定在丑日、申日。

但《大清会典》卷八十八云：「凡祀群神之礼，建凝和殿于紫禁城之东，以奉云师之神，岁以秋分后三日致祭。建宣仁庙于紫禁城之东北隅，前殿奉风伯之神，后殿奉八风之神，岁以立春后丑日致祭。建昭显庙紫禁城之西，以奉雷师之神，岁以立夏后申日致祭。建时应宫于紫禁城之西北隅，前殿奉四海四渎龙神，中殿奉京畿龙神，后殿奉八方龙神，以季夏旬又三日致祭：均素羞香烛，遣内府官行礼。」则仍沿用嘉靖以前之旧制，丑日祭风伯，申日祭雷师。

五 论祭先蚕用巳日

古人祭先蚕，见于《周礼．天官．内宰》。后妃亲蚕之事，见《通典》卷四十六所引两汉传记，当时多择吉日为之。至隋，始见以季春上巳日祭先蚕。《通典》同卷云：「大唐显庆元年三月辛巳皇后武氏，先天二年三月辛卯皇后王氏，干元二年三月己巳皇后张氏，并有事于先蚕，其仪备《开元礼》。」当时祭先蚕，三例中两例择用巳日。祭先蚕之礼，辽、金、元俱不行，故不列于祀典，故《元史》卷七十六：「先蚕之祀未闻。」明代有之，《明会要》卷八：「洪武二年二月命皇后率内外命妇蚕于北郊。……嘉靖九年正月丙午作先蚕坛于北郊……三月丁巳皇后亲蚕于北郊……十年改筑先蚕坛于西苑仁寿宫侧，四月丁巳皇后行亲蚕礼于西苑。十六年诏罢之……三十一年罢亲蚕礼，四十一年并罢所司奏请。」清代亦用巳日，《大清会典》卷二十六：「仲春吉巳，皇后躬祀先蚕。」卷四十六：「凡飨先蚕之礼，为坛一成西苑之东北，岁以季春吉巳皇后躬亲蚕事。」盖三月阳气已开，正可饲蚕也。

六 论地区性官府之祀典

除朝廷自行举行之祀典外，地方官府亦有承朝廷诏令举行祀典者，如祭先农坛、城隍庙等，其例至多，兹不暇多举，举二三例，以见一斑而止。

《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三：「洪武元年二月定社稷礼，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各具沿革以进，遂定每岁春秋二仲月上戊日亲祀社稷，以句龙、后稷配。」此朝廷之祭社稷也。《明集礼》卷十：「郡县春秋仲月上戊祭社稷。」此地方官府之祭社稷也。

至于祭先圣先师，古虽有之，盖无固定时日。《通典》卷五十三：「隋制，国子寺每岁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县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又曰：「大唐武德二年，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大清会典》卷八十三载有〈春秋上丁释奠先师祝文〉。然则隋代以后若有祭周公、孔子者，例用上丁日，其举行由国子学为之。后府州县等学亦随例用上丁日，《清通典》卷四十八：「顺治二年，定直省府州县释奠于先师之礼，每岁春秋仲月上丁日行释奠礼，以地方正印官主祭，陈设礼仪均与国子监丁祭同。」

除此之外，朝廷诏令所及，各地仍有宗教性、区域性之祀典，如关帝庙、妈祖庙、龙王庙等，唯举行之日，多系生卒日，其祀典择日与朝廷祀典择日之模式相同，并不依赖日书决定。

结论

古代唯天子得祭天，故郊祀除奉帝王诏参与者外，无人臣主之者。至于其余祀典，重要者如祭社稷、先农、风师、雨师、先蚕等，亦多由帝、后亲自主持，朝廷大臣参与，或择官员摄位。[7]唯自战国日书兴起之后，自冠、婚、丧、葬等礼俗活动，以迄修造、出行、沐浴、求医等等日常生活，日书影响层面极为广泛。且家各有说，说各不同，《史记．日者列传》载褚少孙补传曰：

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

据此，汉初日者已有五行、堪舆、建除、丛辰、历家、天人、太一七家，家各不同，其说之流传过程及其演变之细节，后世虽有各种官私书籍流传，[8]今已无法一一细考，唯知其说必有杂入后世黄历者。盖中国以农立国，朝廷及官府必须密切关注天候节令，与农业措施配合，故朝廷若干祀典之择日仍据经书及传统所载行事，地方郡县亦依朝廷诏令举行地方祀典，其中亦自有考虑天候节令之因素，故未全依日书所载订定其礼制。

今民间所传农民历，虽与朝廷祀典无密切关系，但因地方官府须执行朝廷有关祀典之诏令，因而仍有部分干支所载行事能与祀典相印证。譬如（2015）今年岁在乙未，国历九月十七日，即农历八月初五，干支丙申，农民历载「雷声普化天尊圣诞」，盖即祭雷神之日，与上述《大清会典》「建昭显庙紫禁城之西，以奉雷师之神，岁以立夏后申日致祭」符合。国历九月十九日，即农历八月初七，干支戊戌，农民历载「秋社」，盖乃秋日祭社之日，与上述祀典「社用戊日」符合。显示民间习俗有与朝廷或官府祀典之择日相渗透者。但因近代农民历，篇幅狭小，所载非无缺漏，如上文所举之例，祀典有雷师而无雨师，社祭有秋社而无春社，此乃农民历较《协纪辨方书》所载黄历简化所致，研究日书者均宜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