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的现代意义

作者：陈壁生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十二日庚申

           耶稣2018年1月28日

【弘道书院按：2017年12月19日晚，弘道书坊“《孝经》之当代意义”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03室成功举行。此次与会嘉宾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壁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增光副教授和外交学院杨晖副教授。座谈会主持人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顾家宁讲师。此篇为陈壁生教授的发言。】

很高兴今天跟诸位交流对《孝经》的理解。我的发言主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姚中秋老师的《孝经大义》的看法，第二是对《孝经》的现代意义的看法。

先说第一个方面，读了姚老师的书，我感觉有两点是比较赞同的，第一点是讲“大义”，经典讲大义，基本上以发挥为主。大义跟注疏是有区别的，注疏的做法，注紧扣经，疏不破注。但是讲大义可以有更多的发挥。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中西文明对比，因为写得比较通俗，所以结论比较简单粗暴。但在意识上，以孝作为中西文明对比的落脚点，是很正确的。

我觉得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近十几年来儒学复兴，到了我们今天，开始有许多人讲孝。我们中国人上一次特别把孝当成一个问题来讲，是“五四”时期，“五四”之后，孝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它已经不是“问题”。到了最近这几年，很多人开始觉得，在理论上孝又很重要了，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思想的转折点的到来。在这一百年里，孝两次成为“问题”，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对中国文明的认识的两次根本转折，最后都落实到孝问题上。所以，我觉得讲《孝经》，如果能够在中西文明对比的维度中来讲，特别重要。如果要看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一个最核心的，或者是文明根基上的差别，我觉得主要就是在父子一伦以及孝的理解差异。这本书第二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立论的基础。我觉得今人解经，一定要看懂注疏，才能对经文有入门的理解。姚老师这本书很多地方参考曹元弼的《孝经学》，曹元弼恰好是皮锡瑞以来解《孝经》最好的一位。不过，姚老师参考的《孝经学》，却不是曹元弼解释《孝经》最重要的著作。曹元弼的《孝经》著述，现存主要有一篇文章和三本书，文章是《述孝》，在《复礼堂文集》里。三本书包括《孝经学》、《孝经郑氏注笺释》和《孝经集注》，其中，《孝经学》其实相当于通识教育读本，不是专业著作。《孝经集注》则是比较精简的，可以作为家塾课读。而《孝经郑氏注笺释》是最专业、完备，而且能体现曹元弼思想的著作。

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重新重视《孝经》？

第一方面，孝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问题，所以，要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文明，就要重新重视孝。今天对《孝经》等经典，以及孝等问题的重新关注，与传统文化的处境密切相关。十几年来，中国学人对中国文明的理解有种种变化，表现在态度、立场、理论等各个当面，而其根本差别，就是对古今中西的认识的差别。如果说“五四”以来的思想主流，是把中西问题变成古今问题，那么现在的主要变化就是把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分开了，变成中国有中国的古今，西方有西方的古今，然后在这一背景中谈论古今问题。在这一背景中，理解“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关键的困难，因为此前一百年，对中国的理解，往往是以西学的眼光进行认识的。因此，如果认为中国的古今与西方的古今不完全一样，那么，就有必要更好地认识中国自身。这便不得不深入到中国文明的基础，中国文明的核心中，思考中国文明自身的问题。

无论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还是像《孝经》这样的经典重新被重视，都跟这一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刚才讲过，就是对孝的认识，自辛亥革命至今，一百来年的历史中，有两个时期特别突出，第一个时期是“五四”，第二个时期是现在。为什么是“五四”和现在呢？“五四”时期全面反传统，对传统的全面否定，要到对“孝”的否定，才能打倒中国文明最核心的内容。如果我们今天重新来讲孝，是重新肯定中国文明最核心的内容。但是这个核心的内容不是像我们现在讲一套哲学体系意义上的核心，也不是把一般意义上的子女对待父母的情感当成道德基础，而是指一个文明的核心。把孝做为文明的核心内容，跟我们今天一般地理解的孝，是不完全一样的。

我们现在讲到的孝，一般是儿女对待父母的伦理关系。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儿女对父母的孝，完全是个体性的，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好。但如果我们仔细考虑就会知道，单纯这样理解孝，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孝是整个中国文明的核心，无法理解中国文明建立的基础是孝。孝的问题，涉及到的人伦关系是父子，而它本身是一个道德术语。当我们说孝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问题的时候，对孝的理解，就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伦理文化，或者一个哲学问题，而是要把孝理解为一种秩序建立的基础。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方面，孝是中国文明所理解的秩序建立的基础，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孝不止是儿子对父亲的伦理关系。那么，怎么理解孝是中国文明秩序建构的基础呢？这涉及到我们看中国传统在讲一种秩序的建构时，是怎么样讲的。如果我们回到整个中国文明里面来看，不管是性恶论还是性善论，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都共同承认一些基本的要素，这些要素与孝都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孝可以作为秩序构建的根本性的东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父子关系是自然的，而孝则是在这种自然的家庭中，自然发展出来的美德。当每一个人确认了自己都是由父母所生，那么，要怎么样对待父母才是合情合理的？这种道德在中国文明的表述中就是“孝”。理论上来说，只要有家的存在，孝就是最自然的伦理道德。而且，儒家思想将更重要的一些道德，建立在孝的基础之上。《论语·学而》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孝可以生长出仁。像道德的起源问题，孟子有孟子的论证方式，荀子有荀子的论证方式，但他们背后都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比如把孝作为道德的基础，则是他们的共识。像在孟子思想中，就强调一个人出生就知道爱敬父母，爱敬兄长，这就是人的良知、良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孝会成为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而这种最基本的道德，正是文明秩序产生的根源与基础。在儒家所设想的秩序中，一个人在家庭中形成的道德，自然地向外生长，他在家庭里面能够一个好儿子，那么在政治生活中，在其他的所有地方，都会懂得怎样做一个好人。

在古代中国，孝作为秩序的基础，表现为具体的礼乐秩序，比如“亲亲相隐”思想变成“同居相为容隐”的刑律，比如子为父服斩衰三年的礼制落实为丁忧制度等等，都是在父子的人伦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我们今天重视孝、《孝经》，应该更多地从文明史的角度，将之视为秩序建立的基础，通过这种角度讨论家国关系、历史沿革、自然与文明、什么是美好生活等大问题。

第三个方面，是“孝”作为一种维系人伦关系的道德基础本身的意义。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的革命史中，主要是对人伦的革命。辛亥之后，君臣一伦表面上消失了，随之而来的社会革命中，大家族解体，父子、夫妇、兄弟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从礼法关系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变成个体。百年革命史，个体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重建团体关系、家国关系，成为革命的基础。

今天讲孝，不止是要重视作为道德的孝，而且更要重视孝背后的人伦关系，以及在这一人伦关系基础上建立的家国关联。传统五伦中，父子、君臣尤其重要。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曾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理论资源。比较典型表现在晚清刑律改革上。晚清为了收回治外法权，张之洞他们推荐了沈家本、伍廷芳等人修订刑法，伍廷芳、沈家本是当时所谓的法理派，他们修订的这套法律，带有理性主义的色彩，没有完全考虑中国作为一个人伦国家的“国情”，而在法律中并没有完全突出保护人伦的意义。后来，张之洞等人从“中体西用”的立场出发，对之进行了反驳，其代表人物是劳乃宣，劳乃宣写了文章，并编成《新刑律修正案汇录》一书，主张法律要根据习俗，中国文明的核心就在人伦上，所以，法律要保护君臣、父子、夫妇主伦理。这一派被称为礼教派。修律的过程，经过了好几年的博弈，表面上，沈家本等法理派胜出，包括民初刑律，仍然延续了晚清修定刑律的基本思路。但礼教派留下来的思想资源可能更加宝贵。像董康这样晚清的法理派人物，进了民国之后，看到民国的变化，又放弃了原来的立场，认为法律必须讲人伦了。而且，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晚清的这场争论之中，礼教派将中体西用的思想贯通到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之中，留下了极好的经验。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