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初三庚戌

         耶稣2018年3月19日

中共十九大是“站在世界地图前的大会”，而美国一直站在世界地图前。这是典型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征兆。尽管中国一贯以东方式和平主义示人，但问题是美国并不相信。中国古代亦有谚语“一山难容二虎”，西方历史与哲学更是建立在二元区分斗争的基础上。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理解是以自身经验为严格依据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在十九大之后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这以其最新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代表。报告提出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来应对分裂分化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威胁。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是对汉斯·摩根索之“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回归与发展，也是美国建制派与特朗普的战略再平衡。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传统，其核心逻辑在于：以权力界定利益并保护利益。现实主义在国际秩序中追求以“权力”实现利益最大化，与道德普遍主义的人类理想之间存在规范性张力。

为何美国新战略又是“有原则”的呢？这是因为美国需要继续维持其“软实力”及“道德领导力”，将美国价值建构为世界普适价值。“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可以视为价值优先的美国建制派和利益优先的特朗普之间的平衡与整合。对美国而言，不可能完全背离二战以来的美国普适价值及其文化领导权，当然也不可能放弃美国的现实利益。特朗普上台以来一直存在与建制派的“文化战争”，其结果就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新战略还建立在美国独特的“新世界观”基础上，这一新观念是以严格的敌我区分作为前提的。在这份战略报告中，美国多次提及“主权”，这在既往论述中是不多见的。将“主权”与“自由”平行处理，显示出美国对自身安全及战略优势下降的深度忧虑。以“主权”为武器，也标志着美国进一步的保守转向。在美国的“新世界观”中，存在与“三股势力”的严酷斗争：其一，以中俄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其二，以朝鲜和伊朗为代表的“独裁主义”；其三，以伊斯兰圣战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这三股势力本来互不搭界，也很难设定单一的分类标准，而且将中俄这样的主流世界大国与其他势力并列也不符合国际法惯例。但美国为何硬要将这些势力塞在一起处理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势力都是对美国领导权的现实威胁。

这样的“世界观”多少有些时光倒转。“修正主义”本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路线斗争的专有术语，中共与苏共在1960年代也曾发生过修正主义之争，甚至朝鲜也指责过中国的修正主义。如今美国也使用修正主义，显然只是借用名词，而与共产主义路线斗争无关。美国的用法在于指责中俄正在以“锐实力”（sharp power）来“修正”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世界秩序，损害美国的文化领导权与具体国家利益。“锐实力”是对“硬实力”的改造与替代，但美国不愿意承认其中的道德内涵与进步性，不承认其“软实力”地位。尽管美国对“锐实力”的运用历史更加悠久，技巧更加娴熟，但中俄之运用就显得好像侵犯了美国的专利权似的。这种战略思维体现了美国的敌我意识与局促不安。不过，将中俄与朝鲜、伊朗等区别对待，也显示了美国战略设计的区分度，因为前者是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国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国际贸易主要份额持有者，也是可以一起做生意发财的伙伴，只是在国际秩序权力的结构博弈中更具威胁，而后者则属于纯粹的“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及地区稳定的威胁性因素。至于“恐怖主义”，则属于非国家行为体，美国只强调其反人类、反西方的极端一面，并未触及对西方自身文化与经济霸权正当性的反思与调整。对于“恐怖主义”，中俄甚至朝鲜、伊朗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反恐统一战线的盟友。这显示了“三股势力”划分的牵强附会与不严谨。

对付“三股势力”的战略方法是不同的：其一，以“总体战”对付中俄这样的“准超级大国”，进行全面性的遏制与限定；其二，以“颠覆战”对付朝鲜及伊朗这样的中小型地区国家；其三，以“歼灭战”对付活跃于复杂网络中的恐怖组织及骨干成员。美国自侍实力超强，新战略规划了“三面作战”。当然，三者之中最令美国感到战略恐惧的不是恐怖主义，不是朝鲜、伊朗的核武器，甚至不是威权主义大国俄国，而是中国威胁。美国真正担心的是“中国模式”的普适化及对美国模式的竞争性替代，这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价值安全”与文化领导权，损害了美国收获其基本利益的规范性前提。

美国新战略既是美国一贯遏制中国战略的延续，也是十九大报告刺激下的战略应对产物。美国看到的只是中国的“崛起”，而不是崛起中的和平内涵，甚至也无意深挖与中国共建世界和平新秩序的潜力与前景。美国的新战略摆出一副“提前决战”的整体动员态势，对中国发展的和平意愿及意义难以透彻理解。甚至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还在拉美访问期间提出中国是“新帝国主义列强”。或许这正是西方文化在根本上的缺陷——敌人意识。对敌人的感知与建构是西方文化进取与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但也长期塑造了对外部世界的不宽容和难以融合发展。强烈的敌人意识就是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而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就成了西方所谓的普适价值。这种敌人意识及其文明化成果，容易造成一种“征服性的全球化”，即按照西方样本改造非西方文明，追求对非西方文明的文化与政治征服。这就意味着存在一种永恒的“文化战争”，存在永无休止的承认斗争。“历史终结论”正是以西方自由民主秩序的全球化征服为主线的。这种征服给世界带来了不安全。

为实施对中国的“总体战”式的战略围堵，美国已经修正了既往的“第一岛链”，因为这个岛链是以中国军事弱势为前提的，实际上已被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发展及主权政治意志所突破。替代第一岛链的就是新战略中的“印太战略”，其中包含两个核心支点：其一，支持日本对东亚的领导权；其二，支持印度对南亚的领导权。美国巧妙利用了中日、中印的历史仇怨和地缘政治冲突因素，构筑了围绕中国的新战略圈层。美国通过日本拆解“中日韩”自贸与自治进程，通过印度拆解“金砖五国”及“一带一路”海陆连通进程，实现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均势新秩序。

2018，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十九大报告”之战略蓝图纵深延展，触及了二战以来美国主导之世界权力秩序的核心利益，美国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进行体系性反制。而“新印太”与“一带一路”的多重冲突正在酝酿展开。我们需要更多的陆海知识及战略实现结构性突围及创造性发展，以“有理性的理想主义”实现国家利益及全球治理理想的战略拓展与动态再平衡。

（注：本文英文版刊发于南华早报2018年2月22日，有删节，中文版全稿首发于多维客专栏2018年3月13日，）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