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著《把中国“中国化”》出版暨前言

书名：《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

作者：王学典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1-01

【内容简介】

十八大以后，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近30年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正在走向终结。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该书作者正是从这一判断出发，以非凡的洞察力和罕见的概括力，从全局上对这一变化作了大尺度的分析和极具启发性的阐述。

作者提出“把中国‘中国化’”这一极富学术含量的命题，并从这一命题出发对官方和学界的一些文化动向进行了慧眼独具的讨论。其对当前中国人文大势的解读，视野宏阔，逻辑严密，颇具原创性，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例如，作者认为，传统文化要想走向世界，并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主流，就必须与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儒学要想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导价值观，就必须根据自己的基本原则去创造出一种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些论说，远超流俗，体现了作者处理宏观问题的超强能力。

书中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如何处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儒学与西方中心论的关系？如何处理儒学与现行的学科设置、学科体系、学科框架的关系等，都做了新颖独到的论述。尤具价值的是，书中对社会科学诸学科的转型之路也做了极富远见的勾画，提出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在于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对中国经验和中国转型问题的探讨上，并向全世界提供对这种转型的说明和概括。作者认为，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转型，其本质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修改、修订被我们视为普适规则的那些经济学预设、政治学预设、法学预设。本土化转型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惟一出路。而中国学界的世纪任务，就是要煅铸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这些观点均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作者简介】 

王学典，山东滕州人，1956年1月生，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长期致力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等，出版有《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等，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山东文献集成》等。

【目录】

序   本土化：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诉求

人文大势

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

把中国“中国化”

——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

历史上的“中国”该如何被叙述

——试答基辛格之问

倡导一种对待国学的理性态度

西方儒学研究新动向

我们必须以国家儒学院自期

——写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新组建之际

复兴儒学，山东肩负特殊使命

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

2014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

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

近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报告

重返本土的中国史学

从反思“文革”史学走向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

从史学理论重返历史理论

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

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本土化”史学的回归

从“河东”到“河西”：历史学的冷热轮回

学苑省思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写在《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

把顾颉刚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在《顾颉刚全集》出版发布会上的讲话

《尚书》学：从顾颉刚到刘起

“顾颉刚研究”应更多地纳入到学术史范畴中去

启蒙的悖论——庞朴与八十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

庞朴：出入于史学、朴学和哲学之间

庞朴先生纪略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痛悼张金光先生

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山东大学1950年代文科辉煌的由来

走一条不为时风所动的厚重办刊之路——为庆祝《文史哲》创刊60周年而作

走一条宽广的人文学术人才培养之路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观察中国——《文史哲》英文版发刊词

坚持“学术本位”鼓励成名成家——对“学术立校”主张的初步理解

从“谁主沉浮”到“我的工作在哪里”

与媒体谈传统文化复兴

推进儒学研究重建礼仪之邦

与新华网记者谈儒学

中国文化内部各大板块之间应该展开对话——“凤凰国学”就“儒墨高端对话”访王学典教授

协同创新打造国际一流儒学重镇——访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

汉学与宋学并重德治与法治共进

历史学若干基本共识的再检讨及发展前景——访王学典教授

“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

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文学动向

对话，文明相处的*好方式

文史复兴：重建山大人文学科的话语权和号召力——访王学典教授

不图腰缠十万贯，但求坐拥五车书

【前言】

本土化：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诉求

所有关心中国时局的人都会发现，*近几年，整个中国的思想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都在发生巨变，整个舆论环境正在被重构。这一状况正在促使人文社会科学产生结构性改变。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这艘巨轮已远离起航时所依托的反“文革”海岸，进入到一片相对陌生的水域。静水深流，烟波万顷，在这片空旷的水域里，这艘巨轮将会驶往何方：“文革”、“西方”还是“传统”？抑或某个未知的彼岸？这是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想知道的。本书所收文章，反映了笔者近年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跟踪观察和初步思考。

在我看来，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任务是加速向本土化转型。促成这一趋势性变化的当然有意识形态因素。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掌握相当话语权之后，当局希望在世界文化话语体系中也能掌握相应话语权，这大概就是近年来主流学术机构纷纷高扬“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大旗的出发点。但本土化显然还有更充分的学术自身的原因，——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20世纪初以西方特别是以欧美学术为蓝本建立起来的。这个体系的所有层面和板块主要是西方的，包括所有的研究范型、理论工具、方法路径、设计旨趣等，基本上是一种全盘性的横向移植。这套西方的解释体系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则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界有目共睹的事实。此一脱节现象近年表现尤剧。当“理论”和“模型”与“经验”不符时，我们应该放弃或调整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本土化”或“中国化”主张的由来。譬如，中国近三十多年来以快速工业化为内容的经济奇迹的发生，用西方的“经济模型”是无法解释的，但我们又没有同步发展出基于中国经验的自己的“模型”，所以呼唤本土模型的主张应运而起。

其实，中国的本土化趋势早已被海外观察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今世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重心正在东移。著名的《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先生用“东方化”这一概念来概括这种转移。他*近出版的专著《东方化：亚洲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已经引起西方主流学界的普遍关注。2016年8月15日，拉赫曼在《金融时报》发表《全球重心东移，西方霸权式微》的专栏文章，再次对他所提出的“东方化”及“东方化时代”概念进行了强调。我认为，拉赫曼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十分重要：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化”，不正是我们自己眼中的本土化吗？*近，著名汉学家包弼德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在借鉴世界先进技术与文化的同时，更应着眼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关于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如何改善人类福祉的看法，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无论这些西方人作出这样的判断有何初衷，都表明他们已经观察到中国的现代化试图要走一条或许与西方不同的道路。

如同前面所说，本土化，已成为当下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共同诉求。尽管来路与去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怀抱这一愿望的学者与政治家在这一点上可能已走到一起。这其中无疑包含着官方的政治考量，但更多的则是处在大过渡时代的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纠缠，所以对本土化取向进行否定的学者往往会将学术本土化归结为对政治的依附。这其中多多少少存在着误解。关于本土化的争论往往成为意识形态上的站队，原因也在于此。这也反映出转型期中国学术的一种无奈。

自从本书的若干篇章刊布之后，不少朋友，特别是熟悉并关心我的老朋友，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个人是不是也“转向”了？有的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早岁“西学”，晚年“中学”，是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现在又添了一个新例证。笔者的解释是：这些文章不过是指出了一些正在发生的变迁，某种已形成趋势的走向，如此而已。这就如同我说天要下雨或已经下雨了，并不意味着我祈盼下雨和不希望下雨一样，我只是指出了一个事实而已。这样解释是想说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不应混淆的两回事。

笔者认为，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前者似乎对学者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所有认知形成的基础。即使事实判断与价值立场存在冲突，我们也必须本着对对象负责的精神首先作出事实判断。这是一个学者，特别是一个学术史研究者应该独立于研究对象的*起码要求。坦率地讲，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向与我及相当一部分有启蒙背景的人的心理预期有着不小的差距，也屡屡有让人感到愕然之处，但我觉得，个人的情感倾向与揭示出真正的学术变迁相比并不更加重要，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只有尽量克制自己的好恶，才能更加接近真相本身。

将散见于众多报纸、杂志上的演讲、访谈、报告等结集出版，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王静兄的提议，没有他的动议和催促，笔者是想不起来做这项工作的。这项工作的繁杂是可想而知的，克服这种繁杂将这一工作完成的是山东大学墨子研究所副教授郭震旦博士。震旦是我的老学生和同道，是他把我一些多年未曾实现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工作之外的考虑，纯属牺牲，这种古风让我感动。本书稿能通过上海人民出版社问世，刚刚卸任的王兴康社长是“助产士”，笔者与兴康兄结识已有15年的历史，他的见识及为人的磊落与豪爽，使我们一见如故，长期合作。通过兴康兄，又幸遇本书责编张钰翰兄，钰翰兄以他的学养和精湛的编辑功夫，使本书稿以如此理想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感谢上述诸位。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