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生则死？百年文化变革 究竟留下什么

作者：陈越光、陈方正、陈卫平、陈尚君、朱汉民、董平、朱小健

来源：凤凰网综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初十日丁亥

           耶稣2018年4月25日

【导言】2018年4月21日，“致敬国学：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暨“西湖论道：新时代的国学使命”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本次论坛分“走向未来：中华文化的常与变”、“走向世界：中华文化的传与播”两大议题，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和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发起人、一点资讯CEO李亚分别客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大教授王守常，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教授陈卫平，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曹顺庆，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发起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白谦慎，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北师大教授朱小健，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董平，以及台湾著名漫画家、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得主蔡志忠、书院中国基金会创办人李亚鹏同台论道，畅谈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经历的浮沉命运，并联系网络化、碎片化、快餐化以及人工智能化带来的现实冲击展开剖析，探讨中华文化如何重构人文精神，影响年轻受众，走出传播困境，实现传承创新。

下文为论坛“走向未来：中华文化的常与变”现场实录整理之一。鲁迅先生曾经说，所谓大时代，那就不是生乃是死。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深刻影响每一代学人的人生与治学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传统价值观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呢？

西湖论道高峰论坛上半场“走向未来：中华文化的变与常”现场

陈越光：今年是戊戌变法运动一百二十周年，戊戌意味着“在求变中应变”这样一种追求。所谓“促常而应变”，在它背后更深层的思想文化的历史，中国的思想体系是如何对待历史的变迁与变换？又如何在变中不变，守住文化之根脉，守住它的“常”？

重思百年之变：五四是个典型关口

陈方正：在过去一百多年，大家都会想到中国人怎么样应对这一场大变。最典型一个关口就是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白话文运动。我想，讲“中国文化的常与变”最好的一个例子，是白话文运动。

当时的白话文跟文言文之争，翻天覆地，今天来看。这也许是不必要的。我们今天好的白话文，所用的辞藻还是要从古典语言里面去找，可是，要表现新思想，又必须用白话文。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可分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文化里面最不能变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语言，中文。我们穿的西装，我们吃的西餐，我们住的房子所用的器材，很多是西方来的。可是我们讲的话，我们写的东西，一定是中文。而这中文不是简单的一种语言，它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思想、我们的看法和人生观，比如“仁”、“义”、“气”，甚至一个“风”字，这些很简单的文字，都很难翻译成准确的外语。只有懂中国文化的人才能了解这些词的意思，所以在中国的语言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常与变。

当然，跟着五四运动下来的还有“科学”的讨论，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有，可那是传统科学，西方的现代科学是我们必须输入必须学的，这是一个大变。

还有一个大变，大家可能不太留心的，是“义”跟“利”之辨。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义利之辨是很重要的。那么在现代中国，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大变，其实就是我们要“解魅”。什么叫解魅？西方韦伯提出来“解魅”这个观念，就是从上帝的脚下爬出来，人站起来。“解魅”的主要意思是没有一个主导思想，人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发挥的。在中国，“义利之辨”，“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这是根本的，很多年都没有改。但是到了今天，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说，君子也不一定要寓于义，也可以有利。中国现在把利作为跟义同等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也是一个大变。

陈卫平：五四时期发生了一个文化转型，但它不是和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继承和变革的统一。有一句口号很能说明问题，“打倒孔家店”很可能是一句以讹传讹，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文献里面，没有看到“打倒孔家店”五个字，只有“打孔家店”，这是有区别的。要去掉传统文化中不好的东西，而发扬我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我们现在目之所见的国学大师、国学研究的名著，都是五四以后涌现出来的，这也就证明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转型，百年以来，其实是变革和继承的统一。

唐代强盛令人向往，文化多元包容最可贵

陈尚君：今年是唐王朝建立一千四百周年，在中国文化之中，我们现在常常怀念唐王朝的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可是普遍忽略了唐文化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它是非常多元的、包容的甚至是纵容的，对于世人的各种，像李白这样有许多很乱的想法的人，社会也是容忍的。唐文化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充满文化自信，不太拘束于对个人行为的规范。但是唐王朝又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就是对于国家法律健全的保障。在中国文化之中，唐文化的这样一种特殊性，在宋元明清后的各代再也没有出现过。

学术研究方面，比如唐诗的研究，从传统的背诵之学、词章之学，变成了现代的学术中的文本解读之学、专题研究之学，以及和这有关的，比方说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文学文本的流传研究，文本的变化的研究，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研究。我特别感觉到，当代学术和传统学术比较，我们要有自信，我们可以远远的超过前代学术家所取得的成就。

特殊时代曾迫使文化“让位”但有生命力的价值会延续

朱汉民：从董仲舒之自信“天变道义不变”，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化，可以发现，文化之变在国家民族危机之时会暂时“让位”，面临强势的西方文明和战争入侵，面对严重的国家的问题、民族的问题，包括中国人的生存问题，当时叫“保国保种”，就是中国人还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吗？所谓“中华”、“中国”，还能够保持一个独立的国家和民族吗？

为了国富民强，为了国家发展，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从价值、信仰到国家的礼法制度，再到伦常，整个文化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割裂化。另外，就是功利化，中国文化被用作一个手段性的工具，比如说有些能够促进富国强兵道路的文化，我们把它自觉不自觉的保存下来在使用。但是一个有价值信仰的文化，已开始崩溃了。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化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整体上，整体结构上被解构了。这个解构就面临一个重新建构的问题。

不变的东西一定是有生命力的东西。中华文化得以长久延续，凭借的是它的文化基因、人文精神，仁爱、诚信、人本，这些价值一定会在新时代的现代社会建构中重新成为我们的根与魂。

董平：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1840年开始，我们实际上是被动地被拖进必须面对西方这样一个格局当中来的，迫使我们不得不变。鸦片战争失败了，一次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了，我们省思，我们发现什么跟人家不行？物质层面跟人家差别太大，咱们还处在农耕文明，人家已经经过工业革命。所以两次鸦片战争实际上是农耕文明和机器文明的对峙。后来，戊戌变法实际上已经开始把变动、变革、改变的主要的对象，引向帝国自身的内在体制。但是很遗憾，失败了。中国文化本身内涵着的那种深刻的自我省思意识，在我们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变中必有不变存焉？我觉得时时刻刻能够因应社会现实本身的挑战，做出自我的反思，从民族的意义上来说，国格之健全完整，个体意义上来说，人格之健全完整，只有这一不变的一点，才真正预示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会有辉煌的未来，到现如今，到了通变而归常的时候了。

现代生活变化巨大海外华人最担心丢了这些

朱小健：现在无论是我们生活在一线或者二线城市的民众，还是我们的包括学者，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往往被乡村，被边远的民族的地区所吸引。有的是去到那里看一看，有的甚至到那儿就被它迷住了，就留在那儿，当然那里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那是另外一个层面。我只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在我们这个现代生活当中，我们丢失了很多东西。

十三年前，我因为汉语国际传播的工作，接触了非常多的海外华人，我发现他们有非常明确的共同的东西，就是非常担心自己的下一代的汉语丢了、中国的那些观念没有了。一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真的有很多丢失，另外，现代人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自古圣贤多寂寞，所有时代的圣贤们都向往着去另外一个时代生活，都不满足于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孔子甚至有可能，他是喜爱甚至希望去回到尧舜的时代。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根本的“常”，那就是我们都是在追求民族文化当中的真善美，追求喜爱那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