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做好人的高攀龙
作者:胡海升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十四日戊子
耶稣2018年8月24日
高攀龙(1562年—1626年),字存之,又字云从,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八君子”之一,著有《高子遗书》十二卷等。高攀龙的为官之路,充满着坎坷与艰辛,但他总能保持秉直之心,始终以一个“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同流合污,因而被后人所敬仰。
高攀龙自幼发奋苦读,颇知礼仪。当时,罗懋忠和顾宪成作为文坛领袖,名声极大。万历十四年(1586年),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二人前来讲学,高攀龙以学生身份聆听了他们的教诲。这次讲学触动了高攀龙的心灵,从此确定了治学方向。万历十七年(1589年),高攀龙高中进士,因养父高静逸仙逝,故高攀龙归家守孝。
三年守孝期满,高攀龙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步入仕途。因其颇知礼仪,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仕途之初并不烦劳,反倒是比较清闲。这给了高攀龙阅读与学习的机会和时间,他大量阅读行人司中的丰富藏书,深入钻研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著作,并亲手抄录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读书录》,并对其“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的处世态度倍加推崇。在此期间,高攀龙编写了《日省编》,记录先朝思想家的语录,并附之在《大学》章句之下,以此作为初学者学习的指南。另外,他还将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
高攀龙前往揭阳就任,于船上订立严规,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不为外界所干扰,秉持良好的家风。到揭阳后,高攀龙一方面在官衙教授学生,培养年轻人,把高氏的良好家风传播开来;另一方面走访民情,惩治地方恶霸。高攀龙在揭阳的半年多内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等人,这二人对高攀龙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高攀龙在揭阳做了7个月的典史,因家事辞官归家,不久亲人病故,始终在家治学,传授年轻人知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无锡二知县的支持下,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并每年举行“东林大会”。起初由顾宪成负责主持,万历四十年(1612年)后,因顾宪成去世,改由高攀龙主持。
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以高洁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当时有许多志趣相近的在朝、在野的有志之士闻风响附,纷至沓来。如李三才、赵南星、邹元标、杨涟等。那时候,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可谓明末混沌大背景下唯有的清流。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熹宗即位,东林党人因在“国本之争”中拥立有功,被一一重新启用,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天启元年(1621年)又被进封为光禄少卿。此时,明军在关外与后金作战颇为不利。1622年,关外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失陷,明军被迫退至山海关一线。消息传来,满朝震动,人心惶惶。在此危急关头,高攀龙接连上书熹宗,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危局。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强战守之备,并推荐名将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负责处理战事。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首肯。孙承宗也不负众望,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使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
好景不长,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魏忠贤矫旨,拆毁了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全国的所有书院。高攀龙对此慷慨激昂地回以“我本视死如归”六个大字。面对步步紧逼,高攀龙生无所恋,终于自沉于池塘,时年64岁。
崇祯初年(1628年),朝廷为高攀龙平反昭雪,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
高攀龙严于律己、治学严谨,不但秉承了祖父、父亲良好的家风,而且能够身体力行地将家风传给后世子孙。他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做人的道理不必多,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夫?从古聪明、睿智、圣贤、豪杰,只于此见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不可磨灭,闻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做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个大便宜。做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个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此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哀,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不可草草看过。
高攀龙不但以一生的追求践行了一个好人的志向,而且以此来告诫后世子孙要做一个好人,虽然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语,但平凡的家书,在字里行间却展现着一个人正直、超拔的性格。难怪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董必武对其赞叹有加,并赋以诗文:“东林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景仰昔贤风节著,瞻楹履阈学弥坚(诗中“高顾”指高攀龙和顾宪成)。”
“做一个好人”的家风虽朴实,但其包含的哲理却不简单,值得我们去认真领悟与继承。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