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姚至绍兴：阳明书院讲会的发端与成熟

作者：兰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4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九月十五日戊子

      耶稣2018年10月23日

内容提要：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明代书院最显著的特点是与阳明心学的一体化。所未有盛局。书院讲会活动的兴盛与制度化成为两者相互融合的集中体现，其典型即是王门书院讲会的大量出现。余姚是王阳明故乡，也是王学讲会活动最早兴起之地。 正德十六年，钱德洪等七十余人拜阳明为师，形成浙中王门之雏形。为更好地集结求学士人，传授“致良知”教法，阳明在余姚发起中天阁会，开王学讲会之先河。阳明居越讲学期间，东南各地儒者云集绍兴。为传布“致良知”教法，阳明与门人相继建立稽山﹑阳明两大讲会书院，成为全国范围内阳明学派讲学活动中心，为王学在东南各地的广泛传布奠定了基础。阳明殁后，门人弟子散处各地，掀起建书院﹑立讲会风潮，浙中阳明讲学中心向杭州转移。浙中王学之分化致使绍兴原有讲会书院呈现不同发展趋向，进而将阳明心学推向深入。

关键词：王阳明；余姚；绍兴；阳明心学；书院讲会；

一、引  言

越中既是王阳明心学思想成熟地又是书院讲会活动兴盛之区。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平定宸濠叛乱，经历张忠﹑许泰诬陷事件后对良知说有了更深领悟，将之视为圣门正法眼藏。“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

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1]阳明将“致良知”视为毕生学术思想精髓，“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2]其具体阐发则是居越讲学时期，所依靠的传播平台正是书院讲会。

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至嘉靖六年（1527）九月，王守仁因卓越功勋遭受朝廷猜忌，居越专事讲学。为更好地集结求学士人，传授“致良知”教法，阳明在余姚发起中天阁会，开王学讲会之先河。嘉靖三年，绍兴知府南大吉复建稽山书院延阳明讲学其中，以此为基地阳明学得以扎根越中，辐射东南。

嘉靖四年，门人弟子共建阳明书院，越中讲学之风大盛，“致良知”学说获得广泛传布。绍兴成为嘉靖初年阳明弟子集聚讲学中心，为日后阳明心学形成燎原之势培育了火种。阳明殁后，门人弟子从不同方向对良知之教展开进一步发挥，浙中王学之分化致使原有书院讲会成为不同流派基地，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向。

二、余姚中天阁会：王学讲会的开端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归越，九月回余姚拜省祖茔，其心学思想与显赫事功，吸引了大批士人拜入门下。一时间阳明心学成为余姚最热门的思想学说，中天阁讲会即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阳明心学思想在余姚的盛行，钱德洪发挥了重要作用。王阳明回余姚之初，虽日与亲友宴游，随地指示良知，因未得到乡中老成宿儒支持，影响仍较有限。钱德洪欲拜阳明为师，即遭父钱蒙反对，随着与阳明接触增多，才日渐消除疑虑。钱蒙曾自述，“吾始而愠然，继而强然，继而释然，终而乐然”，[3]被邹守益称为“四然翁”。

正德年间，阳明心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虽在贵州、江西等地产生广泛影响，对偏居一隅深受程朱之学熏染的余姚宿儒来说仍较陌生，受到本能抵制。肖永明对明中叶程朱之学占思想学术主导地位下，阳明心学传播之艰难有过精辟论述。“长期以来，程朱理学对士人学子的思想造成了很大束缚，他们谨守矩矮，一切以朱子之是非为转移而思想行为不敢稍有逾越。

在这种环境下，要使士人学子接受心学思想理论，绝非易事。因为程朱理学的长期灌输，已经使许多士人蔽锢很深，形成难以改变的先入之见，甚至这种先入之见已进入其潜意识之中，使之对新思想的吸收、接受产生一种不自觉的抗拒。”[4]钱氏为余姚当地望族，来自钱德洪的全力支持成为阳明在年轻诸生中打开传播僵局的关键。

王阳明年谱载：“德洪昔闻先生讲学江右，久思及门，乡中故老犹执先生往迹为疑，洪独潜伺动支，深信之，乃排众议，请亲命，率二侄大经、应扬及郑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贽请见。明日，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涣、周于德、杨坷等凡七十四人。”[5]一邑中及门弟子多达70余人，为阳明心学在余姚实现深层传播，浸入当地文化骨髓，提升学术文化水平奠定了基础。

74名余姚阳明弟子已难一一考证，除引文所列18人，诸焕灿在《王阳明弟子杂考》中进一步考索出徐爱、钱德周、钱仲实、钱应元、孙升、徐成之、徐九皋、徐允恭、王正思、王克彰、严中、魏庄渠、姜应齐、邹大绩、黄元釜、黄珣、黄嘉爱、黄骥、黄夔、胡瀚、胡希周、卢义之、诸石川、诸用文、诸用明、诸守忠、诸升、诸偁、诸训、叶鸣、闻人言、闻人铨、闻人誾、赵锦等34人。[6]

朱海滨以《四朝学案》所附《明儒学案》人名索引统计，余姚以10名儒者之数与江苏武进并居各县之首。[7]吕妙芬以进士总人数作为一地学术文化竞争力指标对嘉靖至万历年间阳明心学最为发达的宁国、金华、吉安、绍兴四府下辖各县进行统计比对，余姚以194名进士位列第一。[8]

正嘉之际，如何有效组织余姚弟子讲论良知学说，已引起王阳明﹑钱德洪的思考与尝试。王阳明虽出生于余姚，在成化十七年（1481）因父王华“常思山阴山水佳丽，又为先世故居”，[9]遂迁往绍兴府城居住。正德十六年（1521），阳明归越后仍主要居住于绍兴光相坊，每年不定期回余姚省茔拜亲，停留旬日。

在此期间，阳明常与钱德洪等门人聚讲于龙泉寺之中天阁，待其返回绍兴后，时常出现门人不复集聚论学状况。鉴于自己难以长期停留余姚讲学，阳明转而鼓励钱德洪等成立定期讲会，会址即选在中天阁，又名龙山会。嘉靖四年（1525）九月，阳明回余姚省亲，对讲会进行制度化建设。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为会期，勉励门人勤于讲习，以进德修业。

王守仁《书中天阁勉诸生》是阳明学讲会之最早规约，开启了讲会的制度化历程，故全文引述如下：“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诸君子不鄙，每予来归，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间又不过三四会。一别之后，辄复离群索居,不相见者动经年岁。然则岂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畅茂条达，不可得矣。

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道，挟胜心而行愤嫉，以圮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10]

南宋，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理学大家即时常举行会讲活动传播各自思想学说。朱汉民﹑邓洪波认为，“‘会讲’，是南宋时期不同学派或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就一些学术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一般在书院内进行”。[11]乾道三年（1167）在岳麓书院举行的朱张会讲，淳熙二年（1175）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进行的鹅湖之会均可视为典型讲会，是学术思想酝酿、传播的有效途径。

南宋以来零散、多样的会讲活动在明代获得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宗旨明确﹑制度严明的讲会制度，“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12]是其显著特色。明代讲会制度的形成与阳明学的传播互为表里﹑紧密相连。阳明心学较朱子理学要求儒者有更深刻的经验领悟与体认，学者相互间思想的交流、启发，观点的碰撞、辨析，显得尤为重要。以书院讲会为平台，进行同志师友间的交流论辩，成为领悟良知学说的有效途径。

《书中天阁勉诸生》对中天阁讲会日期、原则﹑操作程序、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由引文可见，王阳明对此前余姚门生聚散无常的讲学活动深为不满。为使讲学走向正规，不致因人之去留而聚散，他亲自订立了每周一次的聚讲之约，讲会以讲明学术和道德养成为主要目的，阳明叮嘱门人会讲时应心平气和﹑谦虚礼让，以营造出浓郁的学术氛围。

陈来认为余姚龙山会应是阳明讲学活动中最早的讲会，《书中天阁勉诸生》可视为阳明学最早的“会约”。[13]

王阳明居越期间，每年赴中天阁讲学数次，与会者多达数百人。其他会讲之日由钱德洪主持，余姚七十余名阳明弟子构成该时期讲会主要成员，以王畿为代表的绍兴附近门人亦时常参与其中。钱﹑王之外，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均成为日后浙中王门之表率，围绕中天阁讲会聚集起来的门人弟子已构成浙中王门之雏形。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受命出征思、田，平定岑孟之乱，余姚中天阁会在吴仁﹑应元主持下讲习不辍。阳明虽人在广西，对家乡中天阁会仍牵挂于心，“吴仁聚徒于阁中，合同志讲会不辍。丁亥秋，师出征思、田，每遗书洪、畿，必念及龙山之会”。[14]嘉靖六至七年间，王阳明常与钱德洪﹑王畿通过书信往来了解中天阁会讲学情形。

“余姚又得应元诸友作兴鼓舞，想益日异而月不同。老夫虽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诸贤皆一日千里之足，岂俟区区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绍兴书院及余姚各会同志诸贤，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余姚得应元诸友相与倡率，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书到，望为寄声，益相与勉之。”，“而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切，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达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喜幸当何如哉!”[15]

从以上书信能够感受到阳明对余姚讲会延续不衰的欣喜之情，对应元等新力量加入，诸生勤于论学的由衷嘉许。王阳明在余姚中天阁会开创的心学讲习方式，不久即应用于在绍兴主持的书院讲学活动。

三﹑稽山书院与阳明书院：嘉靖初年王学讲论中心

嘉靖初年，绍兴逐渐成为海内王学讲论中心。以阳明居所为核心，周边寺庙﹑山洞集聚了来自东南各地的大批王学信奉者。每当阳明开讲，四周环坐而听常数百人，诸生往来流动频繁，盛况空前。据载：“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以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

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为尝不跳跃称快。

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16]

钱德洪认为如此大规模士人求学景象的出现，主要得益于阳明“致良知”学说的吸引力。为适应数百人求学需求，建立固定讲学场所﹑开展定期讲会活动，成为阳明学在绍兴传播的必然要求。

嘉靖三至四年（1524—1525），相继建立的稽山﹑阳明两所讲会书院，实现了两者的深度融合，为阳明学在越中的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稽山书院在山阴卧龙山西岗，为朱熹提举浙东时讲学之地，淳祐年间马天骥建祠祭祀，吴革请建为书院，明正德年间，知县张焕发重建于故址西麓。[17]嘉靖三年（1524），知府南大吉命山阴县令吴瀛于稽山书院原址建明德堂、尊经阁，院后增拓瑞泉精舍，遴选绍兴诸县生员肄业其中。

“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增建明德堂、尊经阁，后为瑞泉精舍，斋庐庖湢诸所咸备，统共四十余间。时试八邑诸生，选其尤者升于书院，月给廪饩，相与讲业经义，倡明道统，诸士多所兴起云。”[18]王阳明所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确立了讲会在学术上的心学取向。“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

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鸣呼！世之学者既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19]阳明记文系统论述了“经学即心学”主张，阐发了良知中自有圣人之道，无需外求的观点。“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阳明认为经之常道蕴含于身﹑心﹑性﹑命之中，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四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的五伦相贯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的心学观念。阳明对当下儒者偏离六经本义，追逐于辞章功利，沉溺于训诂﹑记诵等支离末学的现象，展开了深入批评。

王阳明说：“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硜硜然以为是六经矣。……鸣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以书院作为宣讲、倡大自己学说的基地，并借讲学颠覆程朱理学，是王阳明书院观的重要内容。[20]从记文能够感受到阳明以书院传播心学思想的期待。稽山书院是王阳明在绍兴主持的第一个书院讲学场所。在此向诸生系统阐发了《大学》万物同体之旨，注重因材授教，使人各求本性。

“致良知”之教是此时讲学的主要内容，各地士人慕名前来问学。“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于是萧璆、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衡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

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故人人悦其易从。”[21]王艮、黄弘纲﹑刘邦采、刘文敏﹑魏良器日后均成为阳明得意门生。

稽山书院原为朱子讲学过化之地，在转变为王学重镇过程中，南大吉发挥了关键作用。南大吉，字符善，号瑞泉，渭南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嘉靖二年（1523）任绍兴知府。[22]初任绍兴时南大吉对阳明心学尚未信服，经数次拜谒请教后方“深悟痛悔，执贽请益”，此后更以知府身份修复稽山书院，集聚当地生员，接纳四方问学之士。南氏对传播阳明心学的另一贡献在于续刻《传习录》。

嘉靖三年，南大吉取王阳明论学书增至五卷，命弟南逢吉校对﹑续刻于绍兴。《传习录》等代表王学精华的小册子因体量小便于携带流传，加之内容多为师弟子间问答记录，浅显易懂，便于士人迅速掌握王学旨要，从而对阳明学说在更广范围内的迅速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南大吉致力于传播阳明心学的系列举措，不久即招致当朝者怨恨，于嘉靖五年（1526）京察中遭罢黜。嘉靖初年的朝廷争斗中，阳明因卓越功勋及心学思想对官方程朱之学的挑战，遭到部分朝臣攻击。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居越讲学之始即面临“科道官迎当路意，以伪学举劾”[23]压力。

七月，嘉靖帝诏礼部﹑国子监及各提学官，禁以陆九渊为正学，宗朱熹。十月，给事中章侨、毛玉、御史梁世骠、程启充等上疏弹劾：“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为异学者，乐陆九渊为简捷，而以朱子为支离，宜严禁以端士习。”[24]

嘉靖二年会试，主考官大学士蒋冕、掌制诰吏部尚书石珤等借策问试题攻击王学。[25]南大吉在绍兴为传布阳明心学做出的卓著贡献，赢得了王阳明的高度赞誉。“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亹亹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诸生递观传诵，相与叹仰歆服，因而兴起者多矣”。[26]

阳明书院创建于嘉靖四年（1525）十月，位于绍兴府城北至大寺左，由阳明门人王艮、何秦等为接待四方来学士子而建。“先是师在越，四方同门来游众，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门王艮、何秦等乃谋建楼居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来学。师没后，同门相继来居，依依不忍去。”[27]

阳明书院创建的嘉靖初年，正值阳明因功高受当朝者打压﹑猜忌时期，朝廷多次意图禁止士人讲论陆王心学。阳明门人敢在朝廷禁“伪学”紧张氛围中创办书院，且光明正大的以“阳明’命名，标示着居越期间阳明心说与书院实现了深度结合。各地士人集聚阳明书院共同讲习“致良知”之教，王学发展进入“所操益熟，所得益化”阶段，真正辐射东南各地。

四﹑余论：越中书院讲会之流变

阳明去世后，各地门人弟子相互联结，掀起一股建书院﹑立讲会风潮，阳明心学思想风行东南各地。“阳明殁后，绪山、龙溪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户可封矣。”[28]

与此相应，浙中王学讲论中心出现了由绍兴向杭州的转移，在此趋势下阳明发起的越中书院讲会伴随王学之分化呈现出不同的命运走向。

阳明殁后，中天阁会主要事业逐渐转向祭祀，随着相关祠宇的创建，成为各地门人祭奠阳明的重要象征。嘉靖九年（1530），为团结门人弟子，薛侃、王臣等于杭州城南建天真精舍，祭祀王守仁。钱德洪、王畿、孙应奎﹑范引年、柴凤等越中王门子弟奔赴杭州参与精舍讲会活动。余姚中天阁会因门人稀少，渐趋沉寂。

嘉靖十三年冬，钱德洪丁内艰归乡，发动讲学师友修复中天阁，于阁内祭祀阳明。十四年，徐阶为浙江提学使，在钱氏基础上建新建伯祠。“阳明先生祠，原作新建伯祠，初拟建于龙泉山未有定址，以公尝讲学于龙泉寺之中天阁，嘉靖十三年乃寓主其所以祀之。十四年提学徐阶因为建祠，有司春秋祭，以门人徐爱、钱德洪配享。”[29]

嘉靖十七年，浙江监察御史傅凤翔在中天阁上方建阳明祠。“是年传以诸生请建祠于阁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时祀。”[30]中天阁讲会大约持续到万历年间，万历十三年（1585），王门弟子萧良榦﹑张元忭编纂的《绍兴府志》已将其归于古迹类。

万历七年（1579），内阁首辅张居正禁毁书院，稽山书院奉例遭禁，所幸院址为吴兑保护，免于毁坏。“明万历七年，奉例毁书院，遂为吴氏所佃，吴尚书兑持之，不遽毁。”[31]万历十年，萧良榦任绍兴知府，借朝廷恩准王阳明从祀孔庙之机复建稽山书院，在瑞泉精舍基址上新建仕学所，每月朔望集诸生讲会。

以仕学定名讲会之所，萧氏意在借助对仕学合一理念的阐发，强调为学需经事上磨砺。“学而优焉即仕也，所谓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是也；仕而优焉即学也，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是也。斯仕学合一之旨也。乃予则固有取尔焉。始吾之学于家也，严惮有师，切磨有友，日置其身于圣贤载籍之间，而世故无所入其胸臆。然且作焉辍焉，若或恣焉。”[32]

为确立讲会宗旨，萧良榦以《水西会约》为基础订立《稽山会约》，提出以立真志﹑用实功﹑涤旧习为核心的讲学风向。张元忭也记载到稽山书院复建后讲学活动呈现出侧重日用伦常﹑合会朱王的趋向。

“世之论者曰：文公之学笃于行，不知外心无以为行；文成之学求诸心，不知外行无以为心，是惟善学者即日用而著察，本妙悟以修持，则为朱为王，虽途径不同，其至于道也，一而已矣。”[33]万历年间王学左派遭东林诸儒批判背景下，稽山讲会之宗旨已转向反对虚谈，提倡实学。

后阳明时代，阳明书院由王畿与绍兴本地儒者主导，倡导见在良知与“四无”说，强调流行无碍。嘉靖十六年（1537），浙江巡按御史周汝员于阳明书院建新建伯祠。“门人自汝中先生以降，尝率其乡人讲会于中。”[34]

王畿之后，周汝登主持阳明书院讲会，在承继“四无说”基础上汲取禅宗思想，形成“圆融妙悟”的良知观。万历二十七年（1599）九月，周汝登与绍兴讲学同志数十人聚会于阳明书院创立证修社，每月一会，以阐明良知之教为己任。“己亥秋，先生同石篑陶公及郡友数十人，共祭告阳明之祠，定为月会之期，务相与发明其遗教。”[35]

周氏晚年，仍不忘叮嘱陶望龄﹑陶奭龄继续组织阳明书院讲会，延续越中王学学脉。“周汝登遗之书曰，愿丈出而振作此会，为后来作前导，为吾道计无穷。又与望龄﹑奭龄书曰，阳明书院之会望二丈俨然临之，越中一脉难令断绝。”[36]

万历三十五年，浙江巡盐御史方大镇拜谒阳明先生祠，捐资倡修书院，讲会活动再趋活跃。“御史皖鲁岳方公以鹾使者省方会稽，祗谒祠下，爰檄山阴令余君以赎金若干两，鸠工饬新之。”[37]万历年间，阳明书院在周汝登﹑陶望龄﹑陶奭龄主导下秉承王畿“四无”宗旨，注重心上顿悟，成为左派王学的主要阵地。

总之，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明代书院最显著的特点是与阳明心学的一体化。书院因与阳明心学的结合得到迅猛发展，数量超过唐宋以来历代之总和，出现前所未有盛局。书院讲会活动的兴盛与制度化成为两者相互融合的集中体现，其典型即是王门书院讲会的大量出现。

嘉靖初年，阳明居越期间通过在中天阁会﹑稽山书院﹑阳明书院的讲学实践开辟了以书院讲会作为传播“致良知”学说的有效途径，绍兴由此成为王门弟子汇聚之地。阳明殁后，门人弟子在各地掀起建书院﹑立讲会风潮，将这一讲学模式推广至东南各地。

以书院讲会为平台，王门后学从不同角度对阳明心学做了进一步发挥，形成了浙中﹑江右等各具特色的王学流派，中天阁会﹑稽山书院﹑阳明书院在此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向，将阳明心学推向深入。

注释：

[1]《年谱二》，《王阳明全集》卷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1-1412页。

[2]《寄正宪男手墨二卷》，《王阳明全集》卷26，第1091页。

[3]《四然翁赞》，《邹守益集》卷19，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917页。

[4]参见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8-259页。

[5]《年谱二》，《王阳明全集》卷34，第1416页。

[6]诸焕灿：《王阳明弟子杂考》，《浙江学刊》1999年第5期。

[7]朱海滨：《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8]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9]《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33，第1345页。

[10]《年谱三》，《王阳明全集》卷35，第1428页。

[11]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12]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92页。

[13]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中国学术》2000年第4期。

[14]《年谱附录一》，《王阳明全集》卷36，第1473页。

[15]《与钱德洪、王汝中》，《王阳明全集》卷6，第249-250页。

[16]《语录三》，《王阳明全集》卷3，第134页。

[17]《绍兴府志》卷18，万历刻本。

[18]《山阴县志》卷4，嘉靖三十年刻本。

[19]本段引文均见《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阳明全集》卷7，第283-285页。

[20]邓洪波：《王阳明的书院实践与书院观》，《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1]《年谱三》，《王阳明全集》卷35，第1423-1424页。

[22]冯从吾：《瑞泉南先生》，《少墟集》卷20，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66页。

[23]《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38，第1424页。

[24]夏燮：《明通鉴》卷50，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340页。

[25]《朱子晚年定论》，《日知录集释》卷18，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67页。

[26]《答南元善》，《王阳明全集》卷6，第234页。

[27]《年谱附录一》，《王阳明全集》卷36，第1472页。

[28]黄宗羲：《南中王门学案一》，《明儒学案》卷2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9页。

[29]《余姚县志》卷11，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30]《年谱附录一》，《王阳明全集》卷36，第1473页。

[31]《绍兴府志》卷20，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32]《仕学所记》，《绍兴府志》卷20，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33]《修复朱文公祠记》，《张元忭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

[34]《重修阳明先生祠碑记》，《王阳明全集》卷40，第1693页。

[35]周汝登：《越中会语》，《东越证学录》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65册，第471页。

[36]《会稽县志》卷24，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铅印本。

[37]《重修阳明先生祠碑记》，《王阳明全集》卷40，第1694页。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