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通论

作者：郝永（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

来源：原载《原道》第34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十三日丁巳

          耶稣2018年9月22日

内容提要：胡适之先生以书院为中国千年来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当代学人朱汉民先生则从儒家学统、道统建构的意义上来评价它。书院尽管为民间教育机构，但因其经世致用价值观和官方一致，得到官方认可与支持。张栻、吕祖谦、朱熹和王阳明等理学大家，既是儒家思想家，也是大教育家。他们都通过书院进行了卓有成效、影响深远的教育教学活动，且亲为相关书院作记文。张栻有《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吕祖谦有《白鹿洞书院记》，朱熹有《衡州石鼓书院记》，王阳明有《东林书院记》和《万松书院记》等。在他们的论述中，述及书院的若干基本属性：虽说是民间教育机构，但其修建尤其缉修则实有官方主导的背景；其活动内容是研修儒学、传承明伦学统；其办学动机是补充官学于道德人格教育上的不足。在当下书院复兴的背景下，这些书院属性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宋明理学；理学家；书院；记述；通论；

一、引  言

关于中国传统书院，胡适之先生曾说：“光绪变政，把一千多年来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给予书院这么高评价，是因为书院代表了千年来的“自动研究精神”，是因为“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是因为书院是“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1]

当代学人朱汉民先生则从建构理学学统视角阐述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力推书院的缉修：“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2]二位先生从各自学术视角对书院意义的评价，无疑是有道理的。

本文所谓宋明理学大家，指张栻、吕祖谦、朱熹和王阳明等。这些儒家思想家同时还是大教育家，他们都通过书院进行了卓有成效、影响深远的教育教学活动，且亲为相关书院作记文。

张栻有《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吕祖谦有《白鹿洞书院记》，朱熹有《衡州石鼓书院记》，王阳明有《东林书院记》和《万松书院记》等。朱熹还上书朝廷、面见时君以论述重建白鹿洞书院的必要性。

通过这些文本，理学大家们论述了书院在办学动机、教育内容和官方背景上的基本属性。其办学动机是“匡翼夫学校之不逮”，[3]补充官学教育的不足；教育内容上，理学大家们分别从自己的学术主张出发，在“书院记”中展开阐述书院儒家圣贤之学的本体性；而书院的官方背景，也在他们对书院建修的记述中。

二、书院建修的官方背景性

一般说来，书院是唐宋以来的一种民办教育机构。但是，就宋明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的名书院看来，它们有的是民间初创，有的在其肇端就有官方背景。民间初创者，如石鼓书院是唐元和年间的隐士李宽：“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4]

白鹿洞书院始为唐人李渤隐居读书之地：“唐李渤之隐居。”[5]东林书院始为宋代杨时讲学之所：“宋龟山杨先生讲学之所。”[6]而岳麓书院和万松书院，其初创时即已有官方的背景：岳麓书院是宋代开宝九年（976）“知州事朱洞之所作”；[7]万松书院则是“弘治初，参政周君近仁因废寺之址而改为之”。[8]

但是，据这些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即使民间创办的书院，其后的重建或者缉修，也均有以地方官主持、参与形式表现出来的官方背景。

（一）张栻记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宋开宝九年（976），时潭州知府朱洞主持修建。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曰：“潭州岳麓书院，开宝九年，知州朱洞之所作也。”[9]朱洞之后四十五年，李允则继任：“后四十有五年，李允则来，为请于朝，因得赐书藏”，即请求中央支持添置图书。

此时的岳麓书院山长是著名的周式：“是时，山长周式以行义著。”因为工作业绩显著，周式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获得真宗皇帝召见，书院也获赐“岳麓书院”门额：“召见便殿，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诏以‘岳麓书院’名，增赐中秘书，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有了国家最高层的支持，岳麓书院走向第一次鼎盛。后于两宋之交遭战火洗劫。

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他在安定地方后，“葺学校，访儒雅，思有以振起”，当地有识之士趁机“合辞以书院请”，刘珙清醒认识到重建岳麓书院的重要意义：“侯竦然曰：‘是因章圣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劝励长养以风天下者，亦可废乎？’”于是“乃命州学教授金华邵颖经纪其事，未半岁而成”，并请名儒张栻主持书院。

乾道三年（1167），朱熹来岳麓书院访问，与张栻举行了学术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岳麓书院实现了再一次鼎盛。

（二）吕祖谦记白鹿洞书院和朱熹记石鼓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朱熹知南康军时，于淳熙六年（1179）重建。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录朱熹语曰：“郡虽贫薄，顾不能筑屋数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续先贤之风声于方来乎？”[10]

朱子于是“属军学教授扬君大法、星子县令王君仲杰董其事，又以书命某记其成。”朱子又说白鹿洞书院曾受到宋太宗的重视：“太宗皇帝驿送九经，俾生徒肄业之地也。”他还认为宋太宗“于汛扫区宇，日不暇给之际”仍然“奖劝封殖，如恐弗及”，重视白鹿洞书院，是“规摹远矣”，有更深远的用意。

据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一样也曾受“皇恩”：“国初时，尝赐敕额。”[11]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知州潘畤曾复书院：“部使者东阳潘侯畤德鄜始因旧址，列屋数间，榜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遗憾却“未竟而去”。

淳熙十四年（1187）知州宋若水继之：“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而益广之，别建重屋，以奉先圣先师之象，且摹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若干种若干卷，而俾郡县择遣修士以充入之。”并得到其他地方官响应，他们或出钱或出地：“连帅林侯栗、诸使者苏侯诩、管侯鉴、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赍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后落其成焉。”

用时一年有余，书院建成，请朱熹作记：“于是宋侯以书来曰：‘愿记其实，以诏后人，且有以幸教其学者，则所望也。’”时朱熹任职江西提点刑狱公事。

（三）王阳明记万松书院和东林书院

万松书院在“浙省南门外，当湖山之间”。[12]初成于弘治初年，主持修建者为时浙江省参政周近仁：“参政周君近仁因废寺之址而改为之，庙貌规制略如学宫，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

改佛家寺庙而为儒家书院，学宫规制，请孔子后代负责祭祀事宜，主要功能是祭祀孔圣。之后分管官员不断打理：“有司相继缉理，地益以胜，然亦止为游观之所，而讲诵之道未备也。”但也仅是游览胜地而尚未具备儒学讲诵功能。

嘉靖四年（1525），巡按御史潘景哲为广揽人才，“既简乡闱，收一省之贤而上之南宫矣，又以遗才之不能尽取为憾，思有以大成之”，于是增修万松书院：“乃增修书院，益广楼居斋舍为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赡田若干顷。”

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书院教学原则，选拔优秀人才到书院读书：“揭白鹿之规，抡彦选俊，肄习其间，以倡列郡之士。”并安排专职人员负责书院的增修工作：“而以属之提学佥事万君汝信。”

得到当时浙江各级官吏的赞同：“藩臬诸君咸赞厥成，使知事严纲董其役，知府陈力、推官陈篪辈相协经理。”不久即告完工，并请王阳明作记文：“阅月逾旬，工讫事举，乃来请言以记其事。”

东林书院，据王阳明《东林书院记》，没有石鼓、岳麓、白鹿洞等被“皇恩”的“高贵”。但在明代，其重用、重修也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先是成化年间，后官户部郎中的邵宝为举子时曾聚徒讲学其中：“成化间，今少司徒泉斋邵先生始以举子复聚徒讲诵于其间。”[13]

邵宝出仕后，书院由其门人华氏打理：“华氏，先生之门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以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之旧。”邵宝请王阳明为东林书院作记文，时无锡县令高文豸听说后也来相请：“辽阳高君文豸方来令兹邑，闻其事，谓表明贤人君子之迹，以风励士习，此吾有司之责，而顾以勤诸生则何事？爰毕其所未备，而亦遣人来请。”

此外，王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还记述了时郡守南大吉主持并令山阴县令吴瀛缉修稽山书院事：“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

三、书院的儒学传承性

在宋明理学大家的论述中，办书院的动机不是培养科举功利之徒，教学的内容不是研究辞章之学，而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经世致用之才，并和出世的道、佛争夺意识形态阵地的儒学。

自南宋以来的理学大家们，张栻、吕祖谦、朱熹等，分别站在其学术立场上，在其书院论述中，阐发其儒学的主张。

（一）张栻的“求仁”之学

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论述的是他的“求仁”之学。其入论曰：“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学为先务。至于孔子，述作大备，遂启万世无穷之传。其传果何与？曰：‘仁也。’”[14]

他说，先圣王之政以教学为先，孔圣之传，以“仁”为本，纲领性地提出了“仁”的儒家学统核心地位。

张栻之所以认为孔圣之传以“仁”为本，因为“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15]是万事万物的本体与主宰：“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是人视听言动行为、日常生活之道：“今夫目视而耳听，口言而足行，以至于食饮起居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

张栻虽然以“仁”为日用之道，但又认为“求仁”难度很大，因为天理和人欲同体，要艰难且精心于学，才能辨明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谬，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

张栻以孟子为“求仁”的表率：“孟氏之发仁深切也。齐宣王见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则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论尧舜之道，本于孝弟，则欲其体夫徐行疾行之间，指乍见孺子匍匍将入井之时，则曰：侧隐之心，仁之端也，于此焉求之，则不差矣。”

他现身说法，说自己“尝试察吾事亲从兄，应物处事，是端也，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并进而主张将自己“求仁”的成果扩而充之，则尽管艰难，仍可得其大体：“苟能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

“求仁”的极致境界，他描述道：“及其至也，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而其初则不远也。”并说这么高妙的境界，其起始却是日常生活。

概而言之，张栻的“求仁”之学是自日常生活精心体察并扩而充之以至无穷，他自己说这是“圣贤所传之要，从事于兹，终身而后已可也”，可终身而从之。并说“求仁”的价值不随出处行藏而改变：“虽若闲居屏处，庸何损于我；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而亦何加于我。”

张栻的“求仁”之学，主张天理、人欲并存，但却没有“求仁”过程中如何保证不被人欲干扰而使“求仁”行动始终保持“仁”的纯洁性论述。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指出了张栻“求仁”之学于实践层面的不足：“顾于下学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诵其言者，不知所以从事之方而无以蹈其实。”[16]并作了补充，强调了实践的第一性：“然今亦何以他求为哉？”

朱熹的理论主张是，在实践中涵养个体的健全性体，体察分辨将发之际意识是善念还是恶念：“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

如果是善念就付诸实践，如果是恶念就摒除克去。“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就是“存天理，去人欲”。可见，朱熹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之法保证“求仁”过程中“仁”的纯洁性，严密了张栻“求仁”之学的逻辑性。

（二）吕祖谦的“史溯”之学

朱熹对吕祖谦之学有经典评价：“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17]和朱熹、张栻不同，吕祖谦的理学是通过史学建构的，故可谓之史学理学。这也体现在他《白鹿洞书院记》的理学论述中。

吕祖谦说他听长辈们说：“某窃尝闻之诸公长者。”[18]“诸公长者”为谁，没有明确，这是典型的说史文风。说的内容是书院的起源：“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阨，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间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说书院起源于北宋初年，因为当时新经战乱，儒家学者还不够多，其先行者们聚集山林，择地讲学，于是形成了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四大书院。开国君主崇尚儒术，支持书院建设：“祖宗尊右儒术，分之官书，命之禄秩，锡之扁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

当此之时，士风质朴，“上质实，下新奇，敦行义而不偷，守训故而不凿”，虽然学术研究尚未深入，“学问之渊源统纪，或未深究”，而质朴恰为进德的好材料：“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进德之地矣。”

到了庆历、嘉佑年间，儒学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得到系统梳理，表现为二程、张载等大师并起，儒学统系明确起来：“庆历、嘉佑之间，豪杰并出，讲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与倡明正学，然后三代、孔、孟之教始终条理，于是乎可考。”

熙宁初年，程颢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的人才培养、考察和推举之法：“熙宁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学制，教养考察，宾兴之法，纲条甚悉。”可惜因王安石新学兴起而被搁置：“不幸王氏之学方兴，其议遂格，有志之士未尝不叹息于斯焉。”

时至于南宋高宗建炎间，朝廷重又尊崇理学，于是关、洛之学被救起于面临剪灭之际：“建炎再造，典刑文宪浸还旧观，关、洛绪言稍出于毁弃剪灭之余。”

吕祖谦指出时下青年学子不能遵循程、张理学的路径，而是好高骛远走了王安石新学的老路，和白鹿洞书院继承关洛之学的宗旨不相一致：“晚进小生骤闻其语，不知亲师取友以讲求用力之实，躐等陵节，忽近慕远，未能窥程张之门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贤圣之病。如是洞之所传习，道之者或鲜矣。”

因而吕祖谦劝告白鹿洞书院的士子要以此为契机，研习发扬关洛理学，以报答朱熹重建书院的良苦用心：“此邦之士，盍相与揖先儒淳固悫实之余风，服《大学》‘离经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约，自下而高，以答扬熙陵[19]开迪乐育之大德，则于贤侯之劝学，斯无负矣。”[20]

（三）王阳明的“良知”之学

王阳明在《万松书院记》中引入的则是他的“良知”之学。他先解释说“古圣贤之学”的“明伦”之学，即《尚书·大禹谟》中传统儒学尧、舜相授受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说“斯明伦之学矣”。[21]

他进而论述说，“道心”就是真诚之心：“道心也者，率性之谓也，人心则伪矣。”人心则是虚伪之心。在没有受到虚伪干扰的前提下，作为本体的“道心”自然地表现出来：“不杂于人伪，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用也。”

其表现为“情”则是喜怒哀乐；表现为事则为“中节之和”的“礼”：“以言其事则为中节之和，为三千三百经曲之礼。”表现为伦常则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王阳明说自然、社会之道不外乎此：“而三才之道尽此矣。”

所以“舜使契为司徒以教天下”，教的就是“明伦”。王阳明将此“明伦”之学引导到他的心学的“良知”之学上来，以“道心”为“良知”：“是固所谓不虑而知，其良知也；不学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意，无不知爱其亲者也。孔子之圣，则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故而他说：“是明伦之学，孩提之童亦无不能，而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他将明伦之学视作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说“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故而“明伦之外无学矣”。

以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为本体的“明伦”之学为正学，以“外此而学者”为“异端”，“非此而论者”为“邪说”，“假此而行者”为“伯（按：霸）术”，“饰此而言者”为“文辞”，“背此而驰者”为“功利之徒，乱世之政”。

王阳明还说，即使科举，也要以此道德人格修养的“明伦”为前提：“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谓不愧于敷奏明试。”仕进为官更要以此为前提：“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天忝于行义达道。”这也是国家、政府官员建书院的初心：“斯固国家建学之初意，诸君缉书院以兴多士之盛心。”

四、对官学道德教育不足的补充性

关于书院的修建动机，王阳明以“匡翼学校之不逮”精辟指出。“匡翼学校之不逮”者，义为补充政府所办学校教育之不足。但在其之前，宋代的理学前驱们，如张栻、朱熹等，就有这一精神的论述。

张栻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说岳麓书院重修的目的，既不是把士子们召集来进行空谈、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也不是锻炼文辞的工整：“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而是要培养能发扬光大儒家思想的经世济民之才：“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22]

（一）朱熹从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出发

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时，重建白鹿洞书院。他重建白鹿洞书院的根本动机，也是要发扬光大儒家思想，培养经世济民人才，只不过他的理论视角在于和被视为异端邪说的道教、佛教争夺阵地上。

因为道教、佛教教人出世，其培养“人才”的目的不在于经世济民，故而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这是朱熹向上申请重修白鹿洞书院的文书阐明的。

朱熹上书中央政府的《申修白鹿洞书院状》说，兵火之后，庐山的百十所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均已修葺一新：“庐山山水之胜甲于东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数，中间虽有废坏，今日鲜不兴葺。”

而儒家圣学的道场虽“独此一洞”，却“废坏不修至于如此”，故而他说这是他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责任：“长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责。”[23]其《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四》也这样说：“此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其旧者，独此儒馆莽为荆榛。”[24]

《延和奏札七》是朱熹面奏孝宗的札子。他当面就时人的疑虑和讥笑，“然窃意有司所以不能无疑于臣之请，固未必皆如讥笑者之言，殆必以为州县已有学校，不必更为烦费耳”，向时君作解释，重申看重建白鹿洞书院，与道、佛争夺意识形态阵地的陈情，“如其果然，则臣请有以质之”：“夫先王礼义之官与异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

三纲五常之教与无君无父之说，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踰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县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于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

他的论据是量上的比较，和道教宫观、佛教寺庙相比，以儒家圣学为指导思想的官学，在县的层面是以一敌十，在州郡层面则以一敌千矣！故而其结论为：“其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于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25]

可见，在朱熹这里，他从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出发，论证了修白鹿洞书院动机上对官学的补充作用。此外，他还从“为己之学”出发，论证了书院对官学的补充，这在其所作《衡州石鼓书院记》中。

（二）朱熹从“为己之学”出发

淳熙十四年（1187）四月，朱熹作《衡州石鼓书院记》，从“为己之学”出发，论述了建立书院的补充官学之不足的动机。“为己之学”典出《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26]

“为己之学”即为学的目的在于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人之学”即为学的目的在于外在功利的获取。在传统儒家这里，“为己之学”的修德动机显然高于“为人之学”的功利动机。

朱熹说前代书院建立的原因是政府不办官学，有志向的儒士不得已，而只好自发建立书院、研修儒学：“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27]

因为儒学的经世致用性，这些书院，石鼓、岳麓、白鹿洞等，受到政府的褒扬：“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时至宋朝前中期的庆历、熙宁时，遍布全国的官学体制完备：“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

书院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旧迹荒芜，仅只作为“文物”被保存：“不有好古图旧之贤，孰能谨而存之哉？”但是到了当下，官学的性质发生了褪变，其考核师生不再重视道德品行：“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艺之素。”

教学内容是“世俗之书，进取之业”，培养出来的是功利之徒：“使人见利而不见义。”重视道德修养者以之为羞：“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避之唯恐不及，“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石鼓书院之修建，恰是对道德教育需求的正面回应：“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惮其烦。”

所以朱熹说他作此文有两个目的：一是告知后人，石鼓书院的办学目的是培养为己之学的道德人才，“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二是提醒政府职能部门，官学的实际已经违背了其初心，其科举之教，已经培养不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而只能培养出唯利是图的功利之徒，“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

总体而言，朱熹认为，办书院不同于官学的科举之教的功利动机，而是“为己”之学的道德修养动机。对此，张栻在《岳麓书院记》评价道：“吾友张子敬夫所以记夫岳麓者，语之详矣！”（张栻之论见上文）。

（三）王阳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的提出

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作《万松书院记》。在办书院的目的和动机上，王阳明论述得最为明白，即提出“匡翼学校之不逮”之说并展开论述。

王阳明说尽管当时自上而下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官学体制：“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28]

但是在“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是因为书院可以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具体是补充官学道德教育的缺失。

他说，自古以来教育的第一目的是道德伦常，即“明伦”教育：“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这也是官学的核心精神：“今之学宫皆以‘明伦’名堂，则其所以立学者，固未尝非三代意也。”

但是由于要应付科举考试，官学教育以辞章之学为主，道德教育名存实亡：“科举功名利禄的追去，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有识之士看到了问题，“怀世道之忧者思挽而复之”，于是有了“书院之设”。

王阳明又以入书院就学的士子口吻自设问答，阐明书院的道德教育动机：“士之来集于此者，其必相与思之曰：‘既进我于学校矣，而复优我于是，何为乎？宁独以精吾之举业而已乎？便吾之进取而已乎？’则学校之中，未尝不可以精吾之业。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之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

换言之，王阳明认为，书院不是以应付科举考试的辞章之学的精益求精为目的，因为这个在官学即可做到；也不是以激励士子的进取精神为目的，因为士子们本来已经有很强的进取心；书院是超越辞章技能、进取精神而通过研修“古圣贤之学”的道德人格修养教育。他说所谓的“古圣贤之学”就是“明伦”：“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

由上可见，在办书院动机的“匡翼学校之不逮”上，宋明理学大家，张栻、朱熹和王阳明的论述是一致的。在出发点上，有与道、佛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和“为己之学”的两个层面。这也体现在王阳明正德八年（1513）作的《东林书院记》中。

东林书院址无锡，北宋大儒杨时讲学之地。杨时去世后，“其地化为僧区，而其学亦遂沦入于佛老训诂词章者且四百年”。[29]王阳明感叹道，如果其后有杨时这样的大儒相继讲学于其中，则“岂遂沦入于老佛词章”。

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如杨时般大儒讲学其中，而其后学能够经常修葺书院以备问道之用，则“亦何至沦没于四百年之久”。再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杨时后学打理书院，若地方官能够履行自己风化一方的责任而对书院善加维护，则“书院将无因而圮，又何至化为浮屠之居而荡为草莽之野”。

五、结语

中国传统书院尽管为民间教育机构，但因其儒家经世致用价值观和官方一致，得到官方认可与支持，特别宋代，所谓的四大书院均得最高“皇恩”礼遇。书院以成人为教育对象，以传统儒学的圣贤君子人格修养为研习内容，弥补官学重科举考试所需辞章的技能教育而于道德人格教育的不足。

就书院的当下意义来说，“随着中国教育界对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及价值反思的不断深入，对书院的价值及其在当代复兴的意义也不可避免地会进行重新思考，其必要性显而易见”。[30]

还有专家指出，讨论书院：“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31]可见，当下学界仍然对书院在补充官学道德于人格修养教育上的不足功能持肯定态度。

可以说，在宋代理学大家，张栻、吕祖谦、朱熹的书院记述那里，侧重圣贤君子人格修养于科举技能的超越性，而多未及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正价值论述，倒是王阳明于此有“圣学无妨于举业”[32]之论。这应试对时人在书院研习儒家圣学，是否会影响科举考试，或者说对科举考试有害的疑问的回答。

王阳明说圣贤之学不惟对科举考试没有害处，不会影响科举考试取得好成绩，并且还会大有益处：“岂特无妨，乃大益耳！”

因为王阳明是将在书院中研习而得，以其“良知”之学为内核的传统儒学的圣贤人格修养，以及经世致用价值观，用在官学中训练出来的辞章之学表现出来，以实现科举应试之作的文质彬彬，将是书院“匡翼学校之不逮”，补充官学于道德人格教育上的不足的最有价值实现。

这可由史实，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的两个门人，稽山书院的钱楩与魏良政“并发解江、浙”，分别举江苏、浙江乡试的证。

注释：

[1]季蒙、谢冰：《胡适论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2]朱汉民：《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万松书院记》，《王阳明全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

[4]《衡州石鼓书院记》，《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2页。

[5]《白鹿洞书院记》，《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6]《东林书院记》，《王阳明全集》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8页。

[7]《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宋集珍本丛刊》第60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76页。

[8]王阳明：《万松书院记》，第252页。

[9]本段引文均见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第76页。

[10]本段引文均见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第99页。

[11]本段引文均见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第3782-3784页。

[12]本段引文均见王阳明：《万松书院记》，第252页。

[13]本段引文均见王阳明：《东林书院记》，第898页。

[14]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第76页。

[15]本段引文均见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第76页。

[16]本段引文均见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第3783-3784页。

[17]《朱子语类》卷12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1页。

[18]本段引文均见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第99-100页。

[19]熙陵，即永熙陵，宋太宗陵寝名，代指宋太宗。

[20]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第100页。

[21]本节引文均见王阳明：《万松书院记》，第253-254页。

[22]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第76页。

[23]《申修白鹿洞书院状》，《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05页。

[24]《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四》，《朱子全书》第20册，第757页。

[25]朱熹：《延和奏札七》，《朱子全书》第20册，第653-654页。

[2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4页。

[27]本段引文均见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第3783页。

[28]本节引文均见王阳明：《万松书院记》，第252-253页。

[29]本段引文均见王阳明：《东林书院记》，第898页。

[30]程方平，王艳芳：《中国书院复兴的当代价值》，《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31]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32]本段引文均见《年谱三》，《王阳明全集》卷35，第1291-1292页。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