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孔子诞辰，作全球社群教师节

学者建议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因体现全面文明观

　　孔子的普世境界

　　孔子生日那天过教师节

　　能不能将教师节从9月10日改至9月28日孔子诞辰？在中国大陆师道日显式微的今天，这一发问抑或呼吁，正触动着各界士人内心深深的纠结。著名儒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甚至在世界多国及一些国际组织中作此呼喊，主张至少将9月28日作为一个世界的尊师日。放眼全球，只有中华民族，将一名曾经的民间教师奉为圣人、甚至“教主”，传承尊师重教这一伟大的儒家传统，将大有裨益于今日在全球化摆荡奔波中的十几亿人，使其不失自信，保有自我，达则兼济天下，近悦远来，和谐共处。为正在塑造中的“普世文明”贡献我们经2500年验证的宝贵“价值”，并去丰富、包容未来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如果它真的一定会产生的话。

　　孔子诞辰，作全球社群教师节

　　——专访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

　　早在2004年10月，杜维明在国际儒联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大会上说：“假如我们不希望市场经济导致市场社会、市场家庭、市场婚姻，乃至市场的人际关系，假如我们要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假如我们要超越破坏生态环境的工具理性，假如我们要超越不计后果的浮士德主义以及宰制主义，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价值，就不仅是山东的、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为此，他建议以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为全球社群的教师节，杜维明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议，应该把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列为全球的教师节。

　　杜维明认为儒家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他说，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非常宽广，有多种资源可提供给世界人们参照，提供重要的价值内容，促进文化的真正多元化存在与对话。在中国的教师节(9月10日)和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到来之际，本刊记者就此话题对杜维明先生做了专访。

　　尊师重道，反思自我

　　《社会观察》：以前您提到以孔子的生日9月28日，作为全球教师社群共同的节日，最早是2004年提出的吧，请问为何有这样的动议？

　　杜维明：当时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多样性做报告。他们邀请我参加关于文明对话可能性的讨论，和58个大使一起讨论。报告后大家就是发问讨论，讨论过程中大家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师，特别是小学中学的教师，大学也是一样，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有些说设个教师奖，还有些说在世界各地都应该有个教师节。我们看到，在已经有教师节的地方，时间已经定了，我觉得可以不用改了。有一些地方没有教师节，或者他们需要定教师节这个时间，所以我就建议，假若有这种情况，就定在9月28日，主要的原因，就是孔子的生日。

　　之所以建议将孔子诞辰日作为全球教师社群的节日，是因为这个日子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论述轴心文明的时候，提到四个典范的人物，其中一个当然就是孔子，孔子与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有很大的不同。苏格拉底也是老师，即所谓的精神领袖，但苏格拉底所教的学生，大都是贵族中的贵族，因为那时候雅典的公民也是有限的。而孔子则是平民教育，他的弟子来自各个不同的背景，有军人，比如子路；有一贫如洗的，比如颜回；也有富商，像子贡，另外也有很多没落的贵族吧。在民间讲学的传统上，很少有孔子这样的情况。另外，孔子的讲学活动是民间的而不是官方的，所以特别地讲文明。

　　文明与野蛮有明显的区别，是走向“人文化成”的世界，通过道德教育来转化人的气质。当时的孔子，既无权无势也没影响，就是与弟子们通过自我的修炼，道德的转化，通过好几代人的努力，竟然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这个过程当然很艰巨，但他们有信念，相信人的修养可以转化政治的游戏规则，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就是以后发展成的“仁政”，政治的理念和道德的诉求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思想模式。

　　此外，孔子注重文而不是注重武。希腊有英雄崇拜的传统，很多地方也有。儒家基本上就是圣贤人格，完全体现了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追求。所以，Civil(公民的)这个词体现了孔子的精神境界，第一他不是野蛮的；另外，Civil就不是好战的；另一个Civil不是官方的。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孔子的思想就跟那时候Civil的观念有密切联系。既然有密切联系，就有人认为孔子可能是今天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先驱之一。今天我们讲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我们用civil这个词的时候，就有这三个含义，是民间而不是官方；讲求人文化成；注重文而不是武。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社会观察》：那么，对于孔子诞辰日与教师节的关系，您是否有更新的一些建议和思考？我们该怎么样尊师重教？尊师重教的意义是什么？

　　杜维明：对于孔子诞辰日成为教师节，我并不是说非要把9月28号作为中国现在的教师节。我的建议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性的建议，如果世界上已经有了教师节，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日期。如果没有教师节，他们用他们的方式规定自己的教师节，这也是他们的自由。如果他们没有教师节，又要建教师节但又不知道哪一天合适的，那我就建议用孔子的生日。

　　我现在的建议跟以前不同，现在建议把9月28日定为“尊师日”，这个尊师日不是说大家放假，不是要中小学生在这个日子给老师送花、送礼请吃饭之类的。我的这个尊师，师不是一个职业的观念，师是一个对我们的精神生活，对知识、理性生活做出极大贡献，做出极大塑造作用的这一批人，我们要感激的人，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好几个。尊师日那天我们对他们表示敬重，如果过世的话，要怀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敬重，有的时候一帮学生合起来，对师敬重就是拜访他、请教他。也可以组织讨论会、诵经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尊师应该重道。这个道不是狗道、不是猫道，应该是人道。这个人道，因为“天、地、人”三才的关系，人道与天道、地道应该配合起来。这个尊师重道的时候，可以体现一种比较全面性的宇宙观、人生观，这种前提下，对老师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促成自己人格进一步发展。现在除了什么感恩节、情人节外，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成一个哲学日。哲学日是在世界各个地方举行的，举行的时候，甚至总统都要参加，想利用那天突出哲学的重要。尊师日，就想利用那一天突出老师的重要。

　　《社会观察》：其实在中国，除了教师节外，有这样一个尊师日也非常好，这包括仪式性的一些东西，也包括里面的内容和意义。

　　杜维明：我就是这样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尊师日，当然还有教师节。假如教师节改成为尊师日，当然很好。假如尊师日影响超过教师节，也很好。如果尊师日和教师节平行，也很好。当然希望将来能够合而为一。我们以前努力的就是要把教师节改成9月28日，9月28日是尊师日，如果尊师日做好了，自然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教师节，不是名义上的教师节。

　　从这方面看，在那一天，当然我们敬重我们自己的老师、师友，但是我们也应该想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个民间讲学的，突出道德修养的，把一般社会上政治游戏规则彻底改变的人——孔子。政治要为人民创造生存或者是富裕的社会，而且要变成有教养，自己的人格要不断发展的环境。这个人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师达到最高的水平，是这样人格的折射，这种价值的回应，我觉得有很大的价值。

　　中国老传统讲“天地君亲师”，天和地，当然君王现在是国或者说社会。这里面的师和天地父母、国家社会放在一起，是有深刻意义的。孔子讲到“五伦”，其中就有师生之伦，不仅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也有一种很强烈的师友。孔子跟弟子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用荀子的话说，如果不学就没有资格做老师。老师对学生的回应，按照学生的需要，像中医一般，这其中完全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互相学习，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像忘年交。我觉得这些都是现代人所匮乏的，现代人太过分地注重知识和技能，对于人生的智慧或者人的全面发展注意不够。

　　尊师重道的那一天，不仅是对孔子，而且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知识积累中间，也要有特别的关注、特别的反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日子就是个日子，在这个日子里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

　　人文精神，安顿生命

　　《社会观察》：一方面，要回到过去，希望从这里面得到许多养料或者智慧、启示；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是形式的问题还是沟通的问题，中国现在存在古代和今天的对话问题，回归传统不是一条可行的路？

　　杜维明：古今、东西之争，我们现在其实是已经超越了。超越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不可能没有深厚传统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受传统塑造的。以前有个观念，传统会阻碍现代性，要把传统去除掉。现在发现，传统塑造现代性。特别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区域化和地方化与国际化、全球化同步进行。越全球化，就越觉得是属于欧盟还是属于东亚的；越全球化，越觉得是属于日本的，属于中国的，全球化成了区域化地方化的背景。

　　我们现在的要求，是把一些地方知识，经过仔细的研究后，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知识。所以一定要扎根，在你自己的文化上，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又不是封闭的，这个主体性的建构和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有很深厚很密切的关系。另外，儒家或儒教文化圈所包括的范围比较大，不仅是中国的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同时也包括东亚社会散布出去的东亚人，不仅是中国人。像韩国是受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但如果对韩国的基督教做细部的分析，会发现有很多儒家的因素。

　　现在韩国很多教徒到美国传教，他们传教的方式以及组织运作的方式，跟美国传统的个人为中心的基督教传播方式不同。他们常常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儒家的世界里，有几个特色，一是比较宽容，在这个地方，各种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并存。以前我们讲中国的儒释道，儒是儒教，此外还包括伊斯兰和祆教。以前去过贵州的一个古镇，古镇有一个道观，道观的前边就是一个佛寺，再往前就有一个书院，前边还有一个天主教堂，这种不同宗教并存的局面是很重要的。这个跟一神教传统的犹太、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是有很大不同的。

　　另外，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学习文明。鸦片战争以来真正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人物，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就不是一般所谓的保守的。像康有为的一些观念，是非常新的，从现在来看当然是非常有创意的。除此以外，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对话的文明，有对话的基础，在运作的时候有所不同。我的感觉，我们现在讲的文明的对话，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中国地区的文明对话，譬如说汉人跟其他的民族，跟藏人、维吾尔族人的对话。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这样一来就形成儒家文化圈内部的对话，中国跟日本、韩国还有越南，以及在更宽广的世界里对话。我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中国应该与周边、东亚乃至亚洲，包括印度和东南亚进行对话，再到与伊斯兰世界、非洲、拉美进行对话，这些对话可以使得中国和西方对话集聚的资源比较深厚。

　　如此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体说，就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而这个儒家的人文精神不是说和当今社会可以融合的问题。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泛滥成灾，在这样一个市场社会，一切都市场化。这种情况下，各种不同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甚至包括道教，都会起一种积极作用，安顿生命。有位佛教徒说，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心灵的纯净问题。

　　儒家讲“忠恕之道”，忠是对自己，恕是对他人，忠是中心，恕是如心，下面是心。佛家讲慈悲，下边是心，道家讲感应，下边也是心。以前儒家的“仁爱”的仁字，叫做“下人尔不从人二”，讲的是社会关系。我一直对这个有点不满，我认为“仁”应该是代表着内在的道德性。现在郭店出土的文物，里面“仁”的写法为上面是“身”，下边是“心”。

　　毫无疑问，“仁爱”表达的是身心的问题，个人的修正、个人的发展问题。是身心统一、协调、平衡的问题。所以我不是特别关注心学的问题，关于心灵的学问。我认为现在不是说传统文化的精神跟现代社会怎样融合，或者说传统精神对接现代社会发生怎样的冲突问题，而是以现代性来对传统各种不同要求、批判继承过来，传承精华。所谓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价值，和现代市场社会所造成的这种连诚信的底线都不能维持，它能够做一些怎样的批判认识而且能提供怎样的资源。

　　我们不要总是说要回归传统。我们必须看到，传统是基本，传统是活的东西，而且会变化。如何以传统文化的精神，来转化现代社会所造成的各种弊病，不是要跟它融合，是要改变它。也不是要对接，而是对现代社会优良的方面，比如启蒙以来的理性、自由，要更进一步地吸取。

　　从五四到建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当然那段多半是在海外；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通过这三代的努力，我们了解到儒家文化和西方最核心的价值都能够互补，再就是对现代的社会能不能提供深厚的文化资源。

　　如果说期待传统文化来矫正我们当今的社会问题，这样就有点工具性了，等于把它当做是一种治病的方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新的视野，新的人生观、宇宙观，新的信仰。不仅是行为的改变，态度的改变，而且是深层的一种自觉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对人的存活，对人的自我认知，对人的发展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逐渐改变，逐渐升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文化就成为现代世界中的文化资源。

　　讲到古今问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一个印度学者说他和美国的同事在谈话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谈话的对象有这样一种傲慢：你们的现在是我们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是你们遥远的未来。这就把整个人类的文明，分成不同的几个阶段了。经济、政治完全用GDP来衡量的话，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宇宙观，人的心灵平静，社会的和谐，有各种不同的评判标准。有人讲得非常清楚，GDP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量的，不能量友情，不能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量一个人身心的整合，人和社会的协调，人对自然的一种尊敬。人心和天道的和谐都不能量。甚至出了车祸，因为空气污染生病要医，把老的建筑全部摧毁，然后建新的，建完后再摧毁，这些过程都是增加GDP的方式。也可以买车，车祸要赔钱，再买车，这都是创造GDP。所以有人说，也许我们应该讲NegativeGDP(负向GDP)。如果悲剧的事情出来的话，要把GDP抵消掉的。

　普世价值，文明对话

　　《社会观察》：显然，孔子诞辰尊师重道的时候，可以体现一种比较全面性的宇宙观、人生观，这种前提下，对老师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促成自己人格进一步发展。

　　这个日子蕴含着这么多丰富的意义在里面，您刚才说的这个精神，包括公民含义在里面。那么问题在于，现在世界各地对待孔子思想，经常说孔子思想照亮世界，它能么？另外，其他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怎么看待孔子所代表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他们能接受么？

　　杜维明：我这样构想，如果从世界精神文明的立场上看，儒家的力量还是非常薄弱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摧残，现在刚刚有点生命力。在国内就没有受到很大的认可和重视，在国

　　外认可当然也有一定的障碍。但我们看到，国外的学者或国外的社会对他的正面评价，比国内的要高。知道孔子的人数，当然不是很多，没办法跟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相比。而且到现阶段，对孔子的尊崇基本上是东亚的现象，基本上是古代汉语的世界。第一期是从曲阜到整个中国，然后是从中国到东亚，将来能不能从东亚走向世界，现在还是个疑问。毫无疑问，

　　现在还不能把儒家当作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的思潮，这个为时过早，这是现实。但从我所了解的他的价值，他所代表的精神面貌，还有他的远景，乃至对人类文明现在所碰到的困境能够作出创新性的回应这几方面来看，他的前景还是很光辉灿烂的。

　　《社会观察》：孔子的思想为西方国家接受较慢，这是否因为一个是语言上的障碍，另外一个所谓的这些微言大义，我们中国式的这种表达或中国传统的这种表达，与西方的话语体系，还存在一个对话的方式和渠道问题？你一直所提倡的文明对话或文化的对话，是否也是相当困难的？

　　杜维明：相当有困难。但问题是，你可以从不同的语言来了解圣经，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语言了解可兰经，了解国家的经济。圣经、可兰经、佛教的教义都不简单，佛教的教义更复杂些。儒家的基本精神，关涉人人日用之间体现的做人的道理，所以它跟现代社会的相关性更大些。所以，能不能够构建起中西文明对话的方式，能不能在中西对话中起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两者是有分别的。

　　我参加了普世伦理的一些讨论，现在一个基本的信念我觉得很有意义，所用的观念就是孔子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认为这比基督教所提出来的“己所欲施于人”可能更符合文明对话。所谓塑造，就是不把我认为最好的强加于人。这种精神，对于我们现在文明对话，走向和平文明，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另外，孔子所倡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基本的信念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到普世价值，从这个立场来看，孔子有一些探讨普世价值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有的时候大家对孔子感到很骄傲了，某诺贝尔奖得主说，将来世界如果要存活的，就要回归孔子。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值得骄傲的，因为诺贝尔奖得主一般是科学家，视野也不是很宽阔，而且也不了解东亚。

　　我们从更宽广的立场来看，讲孔子的价值问题，到底这种思想面对人类在21世纪碰到的困难，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常常发问的就是21世纪儒家的问题。我们了解到，21世纪必须要出现一种精神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从启蒙以来，是一种凡俗的人文主义，它是对宗教精神的排斥，而且对自然有相当的侵略性。

　　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新的人文主义，一定对宗教是尊重的，而且有自己很深刻的宗教性，对自然也是尊重的。像中国的传统中，敬天、畏天，事天，就有一种敬畏感和尊重感。对地球、对人的身体、社群，包括我们的家庭，国家，对人类世间、天地万物，不仅有尊重感，而且有亲和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有一定的说服力。甚至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世界所有的宗教，特别是对超越外界世界比较向往的宗教，都要回到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蓝球”，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因为不能把力量集中在上帝，未来的天国，也不能归结为彼岸世界或净土。

　　现在就重新尊重地球，这个理念在儒家根深蒂固，而且历史悠久。天地的概念以及思想，确实具有普世价值。很多人也看到它的重要性，特别是比较杰出的哲学家，看到这种情况，所以也比较尊重。另外，不能忘记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时候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像伏尔泰、重农学派关键人物等，儒家这套思想对西方整个现代发展的过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历史发展到现在，西方对他们自己的启蒙进行非常严厉的反思、严厉的批评，女性主义、生态环保、社群，还有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在西方都是强势。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的学者多半是西方中心论，对西方之外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对儒家基本上是漠视的，所以德里达来中国说“中国没有哲学”。哈贝马斯也没有太注重中国的哲学，这一代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了解很片面，但这个时代是会过去的。

　　《社会观察》：您刚才提到很多普世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说孔子思想，最近讨论得比较多，他能成为普世价值观么？因为现在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普世价值观基本上都是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世界来的这些观念，这个您怎么看？

　　杜维明：这里面有个很大的误解，就是把西方的价值当作是普世价值观，而把中国的价值当作是亚洲价值，而亚洲价值又常常被认为是和民主、科学对立的。我基本的理解是，自由、民主、人权当然是普世价值，但是扎根在西方启蒙所展现的现代世界的土壤里。仁义礼智是扎根在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中，如果说人就是一种同情恻隐，说注重理性，不注重同情恻隐是不行的；只重自由，不注重公益，不注重公正是不行的；只注重法，不注重理是不行的；只注重人权，不注重责任是不行的；只注重个人的尊严，不注重社会的和谐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想提倡的是，核心价值之间的文明对话。这样子，我们是站在平等互惠的角度。比如，伊斯兰的一些价值，伊斯兰特别注重公正，基督教在美国特别突出自由，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补的。

　　人权论说，美国特别注重第一代的人权，重视政治权；中国现在提倡的是第二代的人权，是经济权。有的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人权；有些人说如果没有饭吃，住的地方都没有，甚至连清洁的水都没有，就没有人权。这都可以进行讨论。巴西和阿根廷，也经过一段高速发展，不过后来基本上崩溃了。菲律宾也曾这样。日本以前经济的发展和近20年来的停滞，这种例子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经验甚至说我们碰到的困境和问题，可以为人们所参照。

　　《社会观察》：您的意思是说，中国经验比中国模式更贴切些？

杜维明：模式有个含义，这个含义实际上是不健康的，就是典范的意思。如果说是中国模式，就是说我们现在走出的路是可以教导你的，我们跟美国走的路不同，或者说将来的第三世界要走我们的这条路，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很难站得住脚。从另外一方面看，美国的模式，或者说美国梦，就是每个人都有房子，有车子，有足够的资金薪水，每年都可以到世界各地旅行一次。当然，这种美国梦不能在欧洲履行，更不要说在亚洲，其实在美国自己社会中就没办法全部履行，大概在美国只有极少数才能履行，10%或15%才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生活绝对不是一个典范，如果美国的生活在自己的本国要达到理想的水平，我们就要两个地球来支撑。如果大家都要的话，也许五个地球。所以说，这个不是典范。

来源：2010年09月10日《社会观察》

杜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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