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杰人著《中国结——朱杰人时论散文集》出版暨序言

书名：《中国结——朱杰人时论散文集》

作者：朱杰人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学者朱杰人的时论和散文集，分为三编：上编“时论”，主要来自《文汇报》的“虚实谈”专栏和“文汇论坛”专栏，如《读“百年大计”》、《“连续作战”有感》等。中编“散文随笔”，包括学术随笔和写人、记事的文章，如《和语文教师谈谈文字学》、《风度与修养》等。下编“出版论文”，则是作者对出版业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总结，如《拥抱时代机遇 提高人才竞争力》、《好的装帧 书的灵魂》等。

【作者简介】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常务副会长等。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董事长等。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经学、朱子学的教学研究和普及推广。著有《朱子格言精义》、《诗经要籍解题》、《朱子家训》、《朱教授讲朱子》等，主编有《朱子全书》、《朱子全书外编》、《朱子著述宋刻集成》、《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栗谷全书》等。

【序言一】

孙颙

我与朱杰人先生的关系，像我与很多值得敬重的同行一样，既熟悉，又不熟悉。说熟悉吧，我们多年一起行走于出版的艰辛之路，在各种会议上碰到了，有许多心领神会的专业交流，彼此启发和激励；说不熟悉吧，我们几乎没有个人私交。交往最密切的一回，记得是本世纪初的某年，在台湾办首届上海书展，上海去了一批出版人和作家，我和朱杰人先生，均是代表团成员。也就是在那一次，我才知道他是古代大思想家朱熹的后代，在朱氏家族的联谊会中，他还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要趁这次访问，见一下在台湾的朱熹后人。

因为这种既熟悉又不熟悉的状况，我对朱杰人先生的了解就很局限。原先，我知道他在古典文化方面造诣深，是学有专攻的教授，但是没有拜读过他的专业论述，聊起来，只能客套地寒暄“久仰！久仰！”至于他还是写时论随笔的好手，我孤陋寡闻，真是不知道。这次，为了作序，我读到他的许多佳作，不由为擦肩而过觉得遗憾。有一段时间，我也喜欢涂抹时论随笔，我们可以交流的话题似乎不限于出版专业，本来可以更加宽广。

我想起前辈罗竹风先生对编辑的定义：杂家。有一种不准确的理解，以为提倡杂家，就是反对编辑做专家。其实，你看罗竹风先生本人的示范，他在语言学方面是专家，在宗教学方面是新时期颇有贡献的专家。依我的理解，他的意思，当你投身编辑出版事业的时候，你要以杂家的思维方式，兼容并蓄，为各界优秀书稿的问世奉献智慧，也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因此，有专家底蕴的杂家，有广泛文化兴趣和知识的杂家，有奉献精神的杂家，才是最有前途的编辑。

朱杰人先生，大体符合上述条件。他凭深厚的专业功底，加上广阔的文化学养和视野，全身心地投入华东师大出版社的选题开发和出版管理，在任十几年，成绩卓著。这不是客套的泛泛之语，作为同行，我有实际感受，而且有数据支撑。在朱杰人先生接掌华东师大出版社之前，该社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在朱杰人先生掌管之后，其发展是加速度的。以上海出版社的横向比较，该社从一个中上水准的出版单位，逐年跨越，仅就销售、利润等数据分析，在第一方阵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同时，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学术水准、文化影响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目前，在出版社新班子的领导下，这一好的发展势头正在延续，令人不得不拍手称赞。

有不了解情况的旁观者，会轻率地把华东师大出版社的飞跃，归结为教材、教辅读物的贡献。这里，先不讨论教育读物本身的价值（比如华东师大出版社的《一课一练》系列已成功地进入英国的教育图书市场），只需要简单反问一句：当许多教育出版社发展处于匀速状态的时候，当市场上对于教辅读物的争抢处于白热化的时代，为什么没有掌控多少垄断项目的华东师大出版社能够异军独起？

我属于近距离的旁观者，也许可以说说客观的感受。

朱杰人先生领导下的出版社，给我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不停息地给自己提出新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目标，又不知疲倦地进行改革的探索。作为一篇短序，我不可能完整地论述他们的作为，仅就其中的一点，他们改革本社管理体制的果敢，说一些感想。

有一年年终的时候，我和几个同事去华东师大出版社。那一年，华东师大出版社的业绩非常出色，利润超过了四千万，在旁人看来，该歇歇脚了。讨论的时候，朱杰人先生与他的同事们提出，要加大改革力度，想探索分社制的管理模式。一个长期高度集中管理且运行优良的出版社，要大幅度放权，实行分社管理，不但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是把改革的矛头直接对准了社长室本身。我对他们的魄力和改革的勇气甚为佩服，并且从心底赞许。在我看来，中国出版业的改革，过分依赖行政手段主导下的合并，而对于一个出版单位发展中的裂变重视不够。许多历史事实，包括上海一些著名出版社的演变史，可以证明，裂变往往能够达到难以估量的效果。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裂变后成长为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裂变后成长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均是人所共知的著名案例。因此，我对朱杰人先生与他的同事们的改革设想，给予热烈的支持。后面的若干年，他们也确实不断地发展着。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成就，是该社同仁共同奋斗多年的成果，比如，总编辑阮光页策划华东师大作家群项目，就是文化影响广泛的事件。而作为掌舵该社多年的朱杰人先生，奉献就更是不同一般了。

这些均是旧话。我早已离开出版岗位，朱杰人先生也退休多年。但是，公允评价一个人的功过得失，是我为这本书写序时首先冒出来的想法。

本书是朱杰人先生的时论随笔集。上编为兴趣广泛的时论，中编主要是文史性质的散文，下编则集中于出版专业的话题。关于出版，前面我已经随心闲扯过，这里再就朱先生的文化短文唠叨几句。

写时论和谈文说史的短文，要旨在于作者的独特眼力和认识。假如是人云亦云的敷衍文字，是抄来抄去的废话空话，那就是浪费读者的时间，顶多为作者换几块钱的稿费。短文虽短，写好甚难，难就难在独特的见解并不易得。有几年，我常为《文汇报》写短评，我与编者有个君子之约，他们不催稿，不命题，待我自个有所心得再动笔。所谓心得，就是个性化的认知罢了。

朱杰人先生的这些文章，写到与儒家传统、朱子文化相关的题目，他得心应手，让人看得心悦诚服，那不奇怪，自有他的家学渊源支撑着，并非随手可以拣来的文字。他把文字学通俗化，写得普通读者一读就懂，我也不感到惊奇，因为他执掌华东师大古籍所多年，根底当然是深的。他还能把一些名人趣事、文化典故演绎得栩栩如生，足见他的写作能力绝对不在研究能力之下。比如一篇《中国结》，后来被收入多种教学读本，确实值得称道。

不过，这次读朱杰人先生的各种文章，尤其让我佩服的，是他写时论随笔的激情和深入浅出的论辩。他原先给我的印象，略有些学究气，多做学问的深沉，少热情洋溢的活力。看来，朱先生的多种性格，单凭我偶然的观察，是不容易明白的。他热情地谈论大众话题（如《消费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他认真地针砭时弊(如《愿“热线”变冷》），若是涉及文化建设方面的讨论，他更是按捺不住，尖锐的看法必须一吐为快（比如《文化的投入》和《还学术一片净土》），甚至不经意间听到关于电视剧《三国》歌曲的故事，也会让他借题发挥，议论风生。我不得不感佩，骨子里，他浸透着中国文人的气血，“文章合为时而著”，依然虔诚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精神。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序言二】

刘永翔

杰人兄的散文即将结集问世，问序于我。我不自量力，居然一口答应。然而一开始虽有青蝇附骥之喜，继而却难免生佛头着秽之忧。

杰人文彩斐然，他的大作，我早就陆续读过，并为之击节不已了。其笔下所涉之广之深，正如明代东林党人的联语所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格明快，恰如其人；而树义正大，更深得我心。我曾自许为杰人钟期，而想不到他对我东涂西抹的赝古之作竟也叹赏有加，真是古人所谓的“文字骨肉”了。但尽管两人的文学鉴赏力相近，我和杰人在性格和才性上却是截然相反的：

我性缓，他性急。我拘谨，他豪爽。我喜独处，他多交游。我注虫鱼近汉，他好义理重宋。我文思濡滞，如上水之船：他下笔如飞，有倚马之才。我书癖外无他好，他文才外有吏能。我性僻而惟耽吟咏，他忧世而思畅儒风。我有避俗之想，他有用世之志。趋向虽自始即不同，而交情则历年而若一。

我常常这样想：以我才之狭，此生能备员教授，所遇实已过于所望。而杰人虽平生不乏赏音，曾历长我校古籍所及出版社，有振兴拓展之功，且众望所归，被推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和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但以其才之大，其能之多，所处实皆不足回旋，未能展其骥足。如有际遇，所就将不限于此。而杰人对此并不在意，虽已退老林泉，仍尽其在我，为继承光大其先祖晦庵先生的学术思想而栖栖奔走。

杰人与我一九七八年一同考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该校原由五校并成，入学时拨乱反正，合而复分，我分在华东师大，他分在上海师院（后为上海师大），而隽因师的《诗经》学，两校同学是在一起听讲的，每周都相聚一次。杰人和我一见如故，相视莫逆。毕业后各自留校。隽因师识才爱才，又调他来当学术助手，缘此我二人由同门而更成同事。屈指交情，至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了。犹记我在注《清波杂志》时，需要查《海陵集》中的《张循王神道碑》，该集华师大无而上师大有，杰人时在该校，即请其代查。近四千三百字的文章，他竟为我一字字细心抄录，为友能尽心如此！共事之后，对我照拂尤多。

杰人早负文名，工作之馀，常在报章发抒己见，佳作迭出，屡为散文选本所收，其中且有选入中小学教科书者，本书所收《中国结》即其中一篇。正论、巧思，织而为一，文之与物，妙合无垠，无怪一经登出，一时传诵。这是杰人的得意之作无疑。所以此番结集，即拈篇名而为书名，这不仅仅是“自知明艳”，其拳拳的爱国情结，实亦藉此而倾吐无遗。

我为人执拗，喜为不合时宜之事。自读研究生以来，经眼都是“之乎者也”之文，执笔皆为“鲁鱼亥豕”之正，于是练起文言文来，邯郸学步，竟至故步尽失，把白话文给荒废了，反觉“我手写我口”为难。然而若以文言为白话作品作序，未免不伦不类，所以虽有蒹葭倚玉树之惭，更有序文累作者之惧，还是决定用白话撰文。因为我想，当读者瞥见封面上“中国结”三大字，继而看到作者大名，回想起那篇脍炙人口的大作，思窥全豹，定会对拙序之拙一笑置之，而对佳作之佳争睹为快的。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写在前面的话】

朱杰人

我属鸡，1945年生人。去年（2017年）是我的本命年。都说，本命年会很难过，要多加小心。记得去年春天，我的学生和溪带我去洛阳王屋山下的道观阳台宫，主事的道长知道我今年是本命年，说我犯太岁。我问他有没有办法避，他说多消费是办法之一。子不语怪力乱神，我听过也就算了。但细细想想，2017年我确实也没有少消费，可是，它对我来说还是很不顺：家事不顺、学术圈不顺、朱氏家族内部更不顺。我不是一个向困难低头的人，按我的性格，如果早几年，我一定会和这些“不顺”斗争，一直斗到顺为止。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斗志（即便勇气依然），也没有了这样的力气（即便心有余）。想起当年读《稼轩长短句》，读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一点感觉都没有，以为那不过是文人故作惊人之语而已。轮到了自己，才意识到这是一句多么精彩的关于人、人与年龄、人与自然之间微妙关系的警句。所以，2017年我做了一个诀别：随它去。家事不顺，随它去；学术圈不顺，随它去；朱氏家族不顺，更是随它去。有生之年，我应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于家国有意义，于学术有意义，于祖宗有意义，于自己有意义。这本文集就是我以为有意义的一件事。

其实，内子殷殷很早就提醒过我：你一直为别人出书，为什么不为自己出一本？这句话，出现的频率随着时间的迁移越来越高。而我总是对她笑笑，心想：我不是不想写，踏入出版社大门的那一天，我就已经明白，我的写作计划只有待我退休以后才有可能去实现。可是退休了，我依然没有时间。

直到去年11月，在清华大学参加朱子经学研讨会，方旭东的一番话语，才让我惊醒。他说，我们都不知道你还写过关于“道统”的文章，一般人对你的认识只是敬佩你的“事功”，不知道你在学术上也有建树。我愕然，无言以对。

我这个人，很不习惯讲自己的事，最怕被人夸奖。所以，我从不提自己的“功绩”。面对方旭东这个小老弟，我破例自夸了一次。我说，我到华东师大出版社整整18年（1997年就任社长，2012年改任董事长，2015年，年届从心，退休）。在例行的任职谈话时，校党委书记陆炳炎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一定不辱使命，我唯一的要求是去了出版社，也不脱离教学与科研。他爽快地同意了，但要求我处理好出版社工作与教学、科研的关系，要以出版社的工作为主。我也爽快地同意了。说实话，我去出版社是憋了一口气的，因为有人说“朱杰人怎么搞得好出版社！”那我就要搞给他看看。可是到了出版社才知道，那是一个如何耗时、耗神、耗命的地方。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每天上班，一进入出版社的大门，几乎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政治上、经济上的压力，让你的神经如何24小时地紧绷。但是，18年来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学术研究。每年我都可以写出两到三篇论文。我的写作时间基本上就是几个长假（春节、五一和国庆）。当然，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是没有时间涉猎了。这些文章一般都在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上发表，因为没有了评职称、考核等的压力，发表与否、发表在哪里，我一概不问。所以，除非和我一起出席研讨会的同仁（每年我都会出席好几次学术研讨会，每次参会我都会提交一篇新作），其他人大概不会知道我研究了什么、写了什么。

方旭东听了吃惊地说，朱老师你也太低调了，你在出版社工作，为什么不把这些论文收集起来出本论文集？我说，我做出版十几年，见多了那些垃圾出版物。为评职称出的书、为扬名声出的书、为招摇撞骗出的书、为升官出的书，我真的很鄙视这些东西。我的学术研究值多少钱，我自己有数，不想也做一个被人鄙视的人。旭东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学术的分量、贡献，要让公众来评判，你自己说了不算。我听了你在会上讲的关于“道统”的观点，才知道有些话你早就说过了。

他的话有点打动了我。话头扯开，忍不住又说了另一个话题。我告诉他，除了学术论文，我还写过很多时论、散文、随笔，字数恐怕比学术论文还多。我的一些时论甚至被收入中小学课本（如《中国结》被收入北京市的小学课本，《消费也是一种文化》被收入上海市的中学课本）。我们古籍研究所的老师，孩子考大学，都把我的时文（主要是《文汇报》“虚实谈”专栏中的文章，因为字数限定在千字以内，与高考作文的限定字数相当）拿来做范本。他又是一惊，说了一声“刮目相看”：“朱老师，你不要犹豫了，赶紧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等我的女儿考大学时有参考书好用。”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我不会当真。但是他的这一席话同样也让我动心。

回到上海以后，我有好几天睡不着，脑子里都是方旭东的话。我想，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不管我的这些论文、散文是不是有价值、价值几何，都是我回应时代的产物，都是我认真地用心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把它们留下来，可以看到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深浅如何，分量几许，任由别人和后人去掂量吧。无论如何，它对自己也是一个纪念和交代。

于是，我花了两个月，编了三本书：

一本，《朱杰人朱子学研究论集》。这是一本我所有关于朱子及朱子学研究的论文集。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王明舟社长是拔刀相助，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一本，《桑榆匪晚集——朱杰人学术论集》。这是一本除朱子学研究外的论文集，涉及诗经、文献学、宋史、儒学等的研究。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高克勤社长，他是一诺千金地为我助力。他说，我自己出书也是选择避嫌的。

这是第三本。

这本书收罗了我历年来所写的时论、散文、随笔。时论的文章主要是《文汇报》的“虚实谈”专栏和“文汇论坛”专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给《文汇报》投稿，我这个人家国情怀太浓，太关心国家大事、社会现象，常常忍不住要发表议论，虽然是书生意气，但不说出来如鲠在喉。这类文章写多了，摸索出一点套路来，再加上老同学潘益大的“照顾”，越写越来劲，像上了瘾。这一过程直到我去了出版社才慢慢消停。虽常常技痒，但是出版社的工作节奏已经不允许我继续“炫技”了。

散文和随笔，有一些是学术随笔，有一些是写人与记事。这里，有一篇长文是写我的母亲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她还健在，她喜欢我的文章，总是拿给别人看。文章最先发表在一本叫《著名作家忆母亲》的书中，后来《上海文学》杂志也刊发了。在编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再收入进去。最终，我还是拗不过自己的良心——亏欠妈妈的太多了，现在除了文字，我已经无以为报了。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出版的文章。干了十几年出版，写了一些与出版有关的文章，不敢说有见解，但心得还是有的。对中国的出版文化，我一直有一种想要批判的念头（曾经发誓退休后写一本“中国出版文化批判”的书），现在，真退休了，却不想写了。出版给了我很多，让我有了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出版同样也伤了我很多。两相抵消，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与它继续纠缠的兴趣。退出这个舞台，就不要再干预它了吧。

最后，还是要说一句感谢的话。这一次要感谢的是我曾经的“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家”的现任主人——社长王焰。她听了我的写作计划以后竭力要求我把这本书交给她出版。她说，你避个哪门子嫌呢，怎么说你也是个大教授呀。谢谢她的真诚，我离开出版社以后一直受到她的关照。我是个知趣的人，老祖宗教我的知所进退的道理我是懂的。所以，一般我不会去给她添麻烦。但愿，这一次她的好心也不会给她带来麻烦。

2018年1月24日于桑榆匪晚斋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