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间科举研究的变化

作者：彭靖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一月初六日戊寅

      耶稣2018年12月12日

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试卷

2003年11月1日，加拿大温哥华，UBC大学展览馆。经文化部批准，由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馆和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主办，上海市嘉定博物馆、北京东方润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中国科举文化展》在这里成功举办。期间，共展出中国的科举文物图片250余件，包括唯一保存至今的明代状元赵秉忠的考试试卷和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朱卷、大小金榜、夹带，考试所读的四书、五经等儒学典籍。展览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天时间，却吸引了近3000人前来观看，在当地的华人社区和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是驱车几百里，有的人更是每天必到，并带着家人、邻居一同来参观。

时任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总领事李元明曾感慨地说：“近些年来，很少有展览能像中国科举文化展这样在温哥华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连普通中国人都了解不多的有关科举文化的展览，在国外竟引起这么多人浓厚的兴趣，颇有些出乎意料。过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主流媒体都曾做过详细报道，称这次“中国科举文化展”是迄今为止，中国首次在国外举办的内容最全面、展品数量最多、介绍最为系统的中国文化展。科举文化在加拿大的成功展出，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界，一场关于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怎样“走出去”的大讨论开始持续发酵。

笔者外公邓嗣禹为留美哈佛学者，因他于1936年出版《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曾被海内外著名出版机构再版过七次，后又发表过多篇研究科举方面的开拓性论文，因此被国内外学者喻为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的奠基人。由于家族渊源，从2012年开始，笔者多次被邀请参加科举相关的学术会议与讲座。亲历了四十年期间科举研究在当代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被崇尚的时代，辉煌的过往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首出自于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几千年以来一直成为激励男儿奋发苦读，以便中举参政，有所作为的绝佳诗句。今日重新读来，诚恳劝学之意，犹然娓娓悦耳。

在宋真宗的《劝学诗》感召下，有一位九岁的小学生还写过一首《神童诗》：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后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诗句被广泛引用，对于中国人崇尚教育，注重子女培养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可见古代科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教育、文化、民间习俗等方面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所谓“科举”，就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分科取士。科者，科目；举者，选官用人。这个制度从隋朝开始（公元605年），直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结束，经历了1300年。在这期间，科举制度一直是古代统治者取士之正途。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创建了进士科，标志着科举时代的开始。到了唐代，科举制进入迅速发展时期。自唐太宗以后，进士科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崇重，所以有众多士人趋之若鹜。受科举考试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推动，唐代科举考试内容日渐丰富，考试条规趋于繁密，科举在社会上真正占有了重要地位。

从唐中宗神龙（705-707年）以后，还形成了曲江宴会、杏园探花、雁塔题名等科第风尚。当新科进士泛舟于曲江之上宴饮之时，请宫中教坊派乐队演奏助兴，长安城士女百姓争相观看，万人空巷，有时皇帝也登临曲江南岸的楼台观看，成为唐代京城的一大景观。这种风尚到唐玄宗时期更是盛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科举时代人们对科名的重视程度。

宋代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十分崇高，状元登第仪式风光无比，甚至有领兵数十万恢复幽州蓟州、班师凯旋都不可与状元相比的说法。

明清时期，科举发展得相当完备，政府对科举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也几近于顶礼膜拜的地步。

那么，中国在此之前，又是如何选拔官吏的呢？

古代各个朝代都不尽相同。战国时期，采用军功与养士制；汉代，采用乡里选举制；三国南北朝时期，采用九品中正制。这些制度无一例外，因为都没有明确、客观的标准，不允许士子自由参加考试，主要渠道是依靠朝中现有官吏主观性的推荐，因此血统、门第和财富便成为取士的主要因素。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社会的僵化与不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科举，将读书和做官通过考试紧密连接起来，使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风气形成制度化，保证所选拔的官员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促进“精英治国”成为现实；科举，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择官员的唯一标准，被誉为“至公之制”，不仅有利于强化统治思想、稳定国家秩序，更有助于消除反叛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科举，作为当时知识分子实现“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最佳途径，直接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修养和思维方式；科举，通过千万进士、百万举人的威望，直接影响着千百年来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念，推动了唐宋诗词文学的发展。

科举制度、科举文化和科举文物是中华文明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对于中国隋朝之后的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上海最具代表性的科举人物，应该是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后，考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徐光启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奋著述，尤精晓农学，译有《泰西水法》等，著有《农政全书》等。同时他还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他和意大利汉学家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西方及中国学者对于科举西传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笔者的外公邓嗣禹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在形式、内容方面不尽相同，英法美等主要西方国家都曾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作为文官制度的参考。而东亚、东南亚等各国，曾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来中国参加科举考试；朝鲜、越南、日本则直接、间接地仿照中国设立科举。一时间，中国的科举曾经风靡世界。

科举，曾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这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精神文明领域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发源国，为世界现代文官制度提供了典范，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科举制度功不可没。

从被忽视被妖魔化到成为显学

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历史上的许多制度和人物的评价，不同时期往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些事甚至可以达到“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程度，对待科举亦是如此。

20世纪60年代后期，包括高考在内的一切考试形式遭到全面否定，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变得臭不可闻，它们与鸦片、小脚、辫子一样，被称为“封建余孽”“历史糟粕”，从中国文化体系中被彻底抹去。正常的升学考试制度也被称为科举的“余毒”，“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

这一时期，由于教育界、学术界遭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学术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坏，中国大陆科举学研究陷入严重的低谷。一些讽刺和批判科举制度的文章，如《范进中举》《孔乙己》等被节选入初中语文课本中。近年，笔者应邀在全国各省市开办的文化讲堂讲授科举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曾经做过调查，许多听众开始了解科举，大多都是首先从中学课本中得知的。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范进中举》是一篇讽刺小说，节选自《儒林外史》第七回。该作品通过描写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一事，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刻画了他为科举考试喜极而疯的形象，用岳丈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极其鲜明的肢体动作和言语表情，以及中举后邻居对他的前呼后拥和乡绅赠屋等事例，重点刻画出了一个趋炎附势热衷仕途，好官名利禄且世态炎凉的可耻的社会风气，对当时社会及其阴暗的特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鲁迅在他小说《孔乙己》中，描写的主要人物孔乙己，是在小酒馆中站着喝酒而唯一穿长衫的人。为什么喝酒时也要穿长衫呢？这代表着读书人的身份。这个连秀才都没能考取的老童生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当有人说他偷何家书的时候，他极力为自己辩解：“窃书不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尽管已经落魄到这个地步，他还以自己是读书人为荣。

近年，许多中学历史老师都曾发表文章，强烈要求在课堂讲述《范进中举》《孔乙己》等文章时，要正确评价科举制度正面功绩与负面效果。

从科举考试中，许多人还了解到了有一种形式“八股文”。以至于人们一提到八股文，很多人就会把它与“刻板”“陈腐”“明清科举”联系起来，禁锢思想，戕害人才似乎已是历史定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两科的考试内容，已经和当今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基本相同。

其实，八股文并非都是些食古不化的迂腐之作，历史上很多的名家大师参加过科举，留下过很好的八股文篇章。1300年的科举制中，涌现出无数俊杰前辈，不仅有白居易、刘禹锡、王安石、苏轼等伟大诗人与政治家；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等科学家，甚至到了晚清，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等政治家皆从科举中来。有许多学者指出：借鉴传统文学的一些精髓，也是对传承传统文化的尝试和创新。

科举制被重新提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随之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日益显现。社会上公民的道德观念普遍缺失，以及在全球化中民族身份的迷失，都促进国家更加重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很自然地，科举制度研究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

1983年春天，北京大学举办“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应邀讲课的学者是美国卡特总统时期的人事管理总署署长（相当于中国的人力资源部部长）艾伦·坎贝尔，他在“开场白”中有一段话，特别值得中国人骄傲：“联合国有关机构让我到中国来讲文官制度，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创始者”，它没有经过任何国家的评选，但是世界公认，口碑相传，这是何等的荣誉！

2003年11月，“中国科举文化展”首次走出国门，在加拿大温哥华成功举办。近年又先后在广西（2011年）、河北（2014年）、浙江（2015年）、黑龙江（2016年）、内蒙古、北京（2017年）等全国各地成功举办多次展出活动。

从2005年开始，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刘海峰院长的大力倡导与努力下，成功举办了第一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目前该学术专题会议每年至少举办一次，截止到2017年9月已成功举办了十五届。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其学术影响力逐年增强，业已成为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系列学术研讨会。科举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有影响的显学。

2007年，由上海嘉定博物馆主办《科举学论丛》开始创刊，每年推出2-3辑，由线装书局出版。该刊物自2010年起成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学术会刊。

2016年，八股文首次入选杭州高中语文教材。在这批选编的语文教材中，包含的两篇八股文分别是：明朝初期王鏊的殿试之作《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著名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另外一篇则来自于与“科举”紧密联系，并多次担任科举监考官的曾国藩的《与诸弟书》。

从2013-2018年，笔者先后应邀在国内有影响的文化讲堂开展以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为主题的讲座，为了使讲座的内容更加丰富，增加观众对于科举现场的感性认识，笔者先后参观过上海嘉定博物馆、南京江南贡院，拍摄了大量的原始照片。走进江南贡院大门，仰望明远楼，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等曾在这楼上做主考官的身影似乎就在眼前；轻抚龙虎榜墙，唐寅的名字曾在这墙上赫然高居榜首；凝视一间间狭窄的号舍，施耐庵、郑板桥、翁同龢、张謇……众多近代著名政治家、实业家就从这里走出了他们成功人生的第一步。

用心讲述这一切，难道不会让每一位听众都凝神思索，科举制度曾经带来过的进步的力量！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