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时代——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首届年会综述

作者：何益鑫（复旦大学）

来源：《现代儒学》第三辑，郭晓东执行主编，三联书店2018年11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初七日己酉

          耶稣2019年1月12日

2017年9月23日至24日，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首届年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隆重举行。本次年会由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共同主办，来自全国两岸三地各高校及若干境外高校的6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收到58篇学术论文。此外，同期举行了“中日韩博士生儒学国际论坛”，共有来自海内外七所高校的18名博士生发表了论文报告。

大会开幕式由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吴震主持。在开幕致辞中，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指出“儒学与时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时代命题，我们应当抱有一种开放的姿态，才能更好地推进儒学的发展；杜维明指出儒学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应当与世界各大文化传统进行积极对话；张学智指出儒学的发展既包含对传统的继承、阐释和弘扬，也包括对传统的自我批判；朱杰人指出儒学复兴已是大势所趋，儒家学者肩负着任重道远的使命。

随后，上海儒学院院长陈来在《回应后殖民的儒学批评》为题的大会主题演讲中，针对美国学者德里克基于后殖民的立场对儒学复兴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指出：“替代现代性”反映了人们对欧美现代性的不满，谋求既符合自己国情，更符合人类要求的现代性是无可厚非的合理要求；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以及传统文化的复兴，都是出于国情的内部要求和自身的发展逻辑，儒家学者对西方现代性应保持警觉，但也要关注儒学价值资源对解决世界问题、时代问题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两天会议中，与会学者围绕“儒学与时代”的主题，从多方面、多层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儒学与现代化现代化是我们的时代处境。关于儒学与现代化，黄玉顺认为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姚新中认为儒学必须经过现代转换，而儒学的复兴与现代性的洗礼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儒学要成为批判现代性、重塑现代性的有力工具。个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孙向晨认为儒家心性之学具有个体自律的思想，若能确立起个体权力的前提意识，则儒学的发展将会更有生命力。吴展良认为现代性的核心特质是将“个体存在”做充分而自由的发挥，由此必产生各种异化问题，然而注重整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则能充分应对这类问题。

儒学与人文精神儒学的人文精神是近代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谢遐龄指出儒学研究具有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指引全球各民族的精神安宁的价值，具体表现为中华文化对天道的信仰。董平认为儒学的人文精神体现为一种“类宗教性”的信仰，而孔子的功绩在于重建了价值的人道世界与生活的神圣世界。赵法生认为殷周之际的“宗教突破”极大地推动了西周以来人文精神的发展，并为西周以降的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了人文主义精神的曙光。

儒家德性与公共理性对德性的强调是儒学的基本特征。倪培民认为儒家的终极目标是为实现具有欣赏性和创造性的审美境界，而道德的实践方法（功法）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重要途径。林宏星认为道德动机包含道德情感和道德欲求，荀子化性思想所蕴含的道德动机涉及性恶之人的道德转化如何可能的问题。杨泽波认为儒家生生伦理学以内觉为逻辑起点，我们可以以此方式确认自己的智性和欲性。关于儒家德性概念是否具有公共性维度，吴震认为儒家核心价值的“仁”不仅是个体德性的表现，也是构筑社会性道德的基础，而儒家仁学可以成为沟通公德与私德这一“两德论”的哲学基础。高瑞泉指出传统儒家的信德不只是私德，同时也是公德或社会美德，而信德之重建则需从信用、信任、信念、信仰等四个层面展开。范瑞平提出了“重构主义儒学公共理性”的构想，涉及政府与公民的适当关系，以及公民之间以德性为基础的相互关系。

家、国、天下及儒家政治哲学《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儒学的社会关怀。曾亦依据古代的礼制规定，考察了孔子以孝道为中心对古礼进行了创新性发展，认为儒家孝道的反思或许能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人类发展道路。刘增光指出熊十力区分了道德之孝与政治之孝，进而对儒家孝道思想提出了崭新的理解与诠释，涉及了道德心性与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干春松认为梁启超1920年代开始关注儒家政治哲学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对于现代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陈迎年指出牟宗三对“社会主义”有持续而深入的思考，反映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可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陈赟指出在气化论脉络下气化世界乃是唯一的世界，圣人关注这个人物共处的气化世界，身在其中既是同胞关系又有伦常差等之序。

儒学的国际视野以他者为镜像可以预示儒学的未来发展。陈卫平指出中国传统的致知之道具有民族性特征，从先秦学到宋明儒学形成了认识活动与德性修养融合为一的传统，是西方意义上的认识论或伦理学的结合。黄勇指出解决从事实推出价值的“休谟问题”，美德伦理学是一个好的角度，朱熹通过将仁义礼智确立为人的独特性，给出了儒家式的解决方案。张学智指出阳明的致良知是一个双向结构，王阳明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可以汇通，然而两者在前提与视域上又有所不同。陈乔见指出借助进化论和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儒家基于性善论的普遍主义价值论说提供辩护。李晨阳指出儒学研究须具备国际视野和世界关怀，“以中释中”的研究方式已不可取，比较研究正成为一种“准范式”。

儒学新知首先在先秦儒学及经学方面，方万全批评了芬格莱特的《论语》“无选择说”，认为后者更接近于庄子的道德心理学而非孔子。杜保瑞从孟子去齐的分析入手，集中讨论了孟子的为官与入仕之道。朱承认为礼乐制度及其生活由于顺应了天道而具有合法性，又因为是天道的人间体现而具有了必然性。杨少涵认为《中庸》升经不是佛道回流的结果，其原因在于《礼记》的两次升格以及《中庸》自身的思想性。史甄陶指出朱公迁从理学的观点来解释“兴”的问题，为后朱子学的《诗经》研究开出了新的可能性。王阳明研究是一个热点。郭晓东指出阳明心学的《春秋》观在《春秋》学史上独树一帜，对全面认识阳明的学术与思想有所助益。贡华南指出透过王阳明对心、目关系的思考，既可以更好地把握其思维方式，也可以深入理解其心学的内涵。陈畅认为阳明学对主体修养的注重不是对知识的忽视，蕺山学派是阳明心学道问学开展途径的主要代表。李卓从是非无定、无善无恶、重悟轻修等三种流弊，分析了东林学派对王学末流的批评。船山研究方面，孙钦香以船山理一分殊论为例，重新反思了所谓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泛道德化问题。韩振华围绕毕来德和朱利安的一场争论，介绍了欧美船山学研究的状况。戴震研究方面，吴根友指出戴震在名学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表述事实与表述价值的划分，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光照论”与“大其心”的认知方式。冯耀明认为儒学研究必有哲学的分析，由此对戴震思想中所谓“知识化”的观念作了批判性的反思。现代新儒学方面，何俊指出马一浮《群经统类》反映了其对传统中国学术的根本认识，提示了理解宋明儒学的别样路径，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李清良认为汤用彤所说的《新唯识论》第四稿即《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未定稿，校正了熊十力思想发展的轨迹。韩星认为徐复观的形而中学思想继承了先秦心性之学以及宋明心学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和儒学的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徐波考察了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的佛学潜流，认为其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对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李若晖考察了汉代丧服决狱对传统礼俗的破坏，以此对“法律儒家化”的说法作了重估。周可真认为勇是集中体现君子人格的正义行为方式，也是君子文化的本质特征。张子立认为儒商应当力求商品服务的不断改良与创新，同时做到利以义制、以利行仁。

会议闭幕式及“圆桌论坛”由上海儒学院副院长徐洪兴主持，与会学者结合会议主题，就儒学未来发展、儒学价值与世界意义、儒学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陈来院长作了总结，对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及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年来以儒学为主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推动文化复兴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