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与礼制的离合

作者：郝建杰（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正月廿一日癸巳

          耶稣2019年2月25日

“诗”“礼”“乐”为形成“礼乐文明”的三大元素，“诗教”“礼教”“乐教”为建构“诗礼文化”的三大要素。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教与礼制互动关系中的诗礼文化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转型，形成了以下五种离合类型：

一、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和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正是帝舜向乐官夔所发出的关于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夏、商两代诗教和礼制的互动已难知全貌，但从殷商礼乐之遗的《商颂》中可以看出，二者此时的契合已比较紧密。如果我们在结合孔子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的说法，夏、商两代无疑是诗礼文化形成史上的重要一环。

二、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由于西周贵族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创造者与实施主体，又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主要创造者与实施主体，故诗教和礼制的绾结呈现出高度贵族化与王权化趋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与此相适应的是由王室太师总领的“学在官府”教育制度，在注重以“五礼”“六艺”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的同时，更加注重利用各种典礼节仪对上自天子下至庶民进行道德教化，以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这一以维护礼制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目的，从而使得诗礼文化盛极一时。

三、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诵《诗》、赋《诗》以“言志”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齐卢蒲癸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之言，更说明《诗》已成为传达个人意志的文学性工具。单就儒家而论，虽然《诗》在孔子时代尚可“弦歌”，但从“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的事实观之，《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诵以雅言、书以竹帛的独立的文学文本了。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门诗教以恢复周礼为根本追求，儒士的增加提高了社会的道德水平：“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只可惜，孔门诗教的影响被时代新宠郑卫“新声”冲淡了。于是，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四、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汉书·艺文志》）。可见，尽管《诗》依然是儒家授受的衣钵，但仅仅借儒者之手传播繁息，诗教自然无奈地游息于民间。即使是在像孟轲这样的大儒手中，依然是“经涉乱离，师有异读，后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诗·大雅·皇矣》孔《疏》），足见其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正是在这种乱局中研习《诗》文本采取的无奈之举。荀卿虽将诗教归于王道之治，却与当时的霸道横行殊不相侔。其他学派对《诗》的态度更不必说，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本源于儒家用刑思想的法家对自己的母体更是反目成仇，危言耸听地说“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虽然重视礼制建设，但执掌国柄的法家仍视儒家为妨害国体的异端，终于以焚书坑儒这种极端手段，来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五、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齐、鲁、韩、毛四家诗并行共处，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及至东汉，四家诗更在争胜中弃短取长，融为一体。但无论如何，其目的总归于树立国家政教道德，正如齐诗著名学者翼奉所说：“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翼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要之，我们可以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兴衰起落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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