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由史入文”诠辩

作者：孙晓磊（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讲师）、李圣华（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廿四日丙寅

          耶稣2019年3月30日

宋濂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吕祖谦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1928年冬，何炳松应上海中国公学史学会邀请讲演中国史学演变，将浙学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期：南宋至明初为第一期，明末至清中叶为第二期。他将浙学几等同于浙东史学，用“由经入史”“由史入文”八字总括前后兴衰之由。仅以史学看，所谈颇有道理。非“由经入史”，浙学无以自立，但浙学实非史学所能涵盖。学者好史，主于“经史不分”，不欲使二者相割裂，“史”也终未置于“经”上。浙学史学一脉发展流变远较何氏所说复杂，“由史入文”更未造成明清浙学之衰。关于“由经入史”，笔者《浙学“由经入史”发微》一文（《光明日报》2018年6月30日11版）已略述之，这里讨论浙学“由史入文”的问题及其文学成就。

“由史入文”，指由治史而好文。何炳松之说渊源有自，即黄百家所说金华之学自元儒许谦以下“多流而为文人”。黄宗羲《理学录》列十六学派，其一为“金华学派”。其子百家纂辑《宋元学案》，立《金华学案》，全祖望始改题《北山四先生学案》。百家以宋濂为金华嫡传，《金华学案》按语说：“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从文学史角度来看，元中叶后浙学学者尚文是不争的事实。百家之说为后世广泛接受，援以为论，何炳松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事实上，“由史入文”未导致明清浙学之衰，阳明学派、梨洲学派、朴学浙派之兴足以证之。何炳松又说：“金华本支则曾因由史入文，现中衰之象；至明初宋濂、王袆、方孝孺诸人出，一时乃为之复振。”（《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由于偏重史学，何氏论金华一脉衰而复振，竟忘了宋濂、王袆、方孝孺皆文章名家，被推许为“明文正宗”。

浙东文章兴于南宋，与浙学并起。宋理学家好薄文为“小道”，诗为“小技”，壮夫不为。浙学初兴，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未鄙弃诗文。祖谦好“三苏”，有《标注三苏文选》五十九卷，又纂《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古文关键》二卷。陈亮编《欧阳先生文粹》二十卷、《苏门六君子文粹》七十卷。三人“由学入文”，工于文章，陈亮更擅诗词。宋末元初，王应麟、黄震、胡三省、舒岳祥俱能文，岳祥更工诗。南宋学者开启浙学尚文风气，堪称浙东文学初兴。“北山四先生”传朱、吕之学，诗文非所长。如金履祥好诗文，所作难称名家。元中叶至明初，浙学传人复多善诗文，黄溍、柳贯、吴莱、杨维桢、刘基、宋濂、王袆、苏伯衡、贝琼、方孝孺为表率，此为浙东文学再兴。其时以文鸣世者多，能诗者少，仅杨维桢、刘基、戴良、贝琼数人号名家。宋濂为明开国文臣之首，“以道入文”，与门人方孝孺并称“宋方”。阳明学说传播海内，传人众多，不乏能文工诗辈，堪称浙东文学三兴。明末清初，两浙诗文大盛，浙西词派崛兴，可称浙东文学四兴。黄宗羲为文章祭酒，朱彝尊为词坛领袖，查慎行为诗坛大家。乾嘉间，全祖望、厉鹗、杭世骏皆文学名家，继而有龚自珍领袖文坛，可称浙东文学五兴。

好文对浙学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黄百家“文显而道薄”的说法有其道理，但不必夸大。且在浙学传人看来，文不离于经史，不离于学问根本。宋濂作《文原》，王袆作《文训》，苏伯衡作《空同子瞽说》，述明文本六经，经史并重。如《文训》称文必“主之以气”，“一本于道”。至于诗，则以为关乎世运，乃追踪风雅，提出诗为“文之精”，欲合诗、文、道为一。苏伯衡《雁山樵唱诗集序》：“言之精者之谓文，诗又文之精者也。”胡翰《缶鸣集序》：“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诗又文之精者。”刘基《苏平仲文集序》：“文以理为主，而以气摅之。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诗》观民风，而知其国之兴废，岂苟然哉！文与诗，同生于人心，体制虽殊，而其造意出辞，规矩绳墨，固无异也。”所谓“文之精”，重于诗文同源。宋濂《题许先生古诗后序》称诗文“本出于一原”，“沿及后世，其道愈降，至有儒者、诗人之分”，不满于诗人自别于儒者，儒者自别于诗人。学者又强调“文章正宗”，如宋濂门人郑柏编《文章正原》，方孝孺门人王稌纂《续文章正宗》，黄宗羲纂辑《明文案》，编选《明文授读》，皆重“文章正宗”。宗羲《明文案序下》论明文正宗始自宋濂、方孝孺，继为杨士奇、解缙，而后李东阳、吴宽、王鏊雄起南北，王阳明、罗玘追配前贤，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称文坛大纛，赵贞吉、赵时春不愧作者，郭正域、叶向高、焦竑不失矩矱，娄坚、唐时升、钱谦益、顾大韶等不失正宗之意。复古四子，公安三袁，竟陵锺、谭皆不在其列。《明文案序上》提出“明文三盛”说：一盛于明初，宋、方等为表率，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再盛于嘉靖，归、唐、王振颓起衰，不为复古时风及科举功名牢笼所限；三盛于崇祯，娄、唐、钱等为表率，能“通经学古”。世人关注阳明心学及事功，疏于谈说文章，即使论之，多归于“末技”。黄宗羲不然，并推阳明学问与文章。《李杲堂文钞序》说“余尝谓文非学者所务，学者固未有不能文者”，周敦颐、程颐、朱熹、陆九渊、陈献章、王阳明之文方可与欧曾、《史》《汉》并垂天壤，“盖不以文为学而后其文始至焉”。又说何景明、李梦阳为辞章之学，阳明初与唱和，既而弃去，复古诸子叹惜其不成，“岂知姚江之深于为文者乎”，如使阳明逐何、李，充其量不过如何、李之文，“今姚江之文果何如，岂何、李之所敢望耶”。以学衡文，黄氏得出阳明文章醇正、“掩绝前作”的结论。与宋濂一样，他力斥学者、文人相割裂之说，《留别海昌同学序》说：“夫一儒也，裂而为文苑，为儒林，为理学，为心学”，其弊甚重，学者当求“归一”。

黄百家所说“流而为文人”，主要指诗文。元明词坛衰落，百家发为此论时，清词尚未全面“中兴”。总体以观，晚明以前浙学传人诗不如文，词曲非所擅长。明末能诗者渐多，不乏曲坛名家，以徐渭、祁彪佳为代表的绍兴学者群体最著，包括陶望龄、张元忭、王思任、陈洪绶、张岱等人。至清初，文学更盛，文以黄宗羲为表率，诗以朱彝尊、查慎行为表率，词以朱彝尊为眉目，其文称浙东文派，诗称浙诗派，词称浙西词派，各延绵二百余年，彬彬称盛。

就浙学一脉文风胚变言，元末至清末发生数次显著的变革：宋濂、方孝孺为代表的越中派好诗文，欲合诗、文、道于一，与吴中派、江右派、岭南派、闽派并称五派。五派之中，吴中派诗歌最高，越中派文章成就最著。至阳明一派，文以载道，诗以体道，学者气息、性理色彩浓重，与同时吴中崇尚才情、中原习尚复古颇有不同。至晚明，学人气息减退，学问、才情兼重。明清鼎革，情形再变，浙学传人远于阳明一派性理习气，诗词皆文人本色。当然，细辨底里，犹可见“学人之气”，与吴中仍有不同。由于黄宗羲、朱彝尊、查慎行文学成就卓著，以至论者常忽视其为学术名家。黄、朱、查所开启的清代浙派文、诗、词风气，一直延续到晚清。朱、查身后，以诗号大家者为厉鹗、龚自珍，皆浙西人。杭世骏与厉鹗同时，诗亦不俗，与全祖望俱不愧名家。黄氏主于“一儒”不裂为文苑、儒林、理学、心学，源流有自，传承有绪。全祖望、厉鹗、杭世骏、龚自珍等人既是著名学者，又是诗文名家。今人论之，往往拈一端而忽略其他。如谈全祖望，竟遗其诗；共推厉鹗、龚自珍诗词大家，时遗其学。自浙西词派兴，填词为浙学传人好尚，虽研经训诂名家如朱骏声、俞樾等，不免此好。曲之好始于晚明，徐渭、祁彪佳、王骥德、陈汝元、孟称舜俱知名。清代浙学传人沿之，如俞樾喜言曲，作传奇，姚燮既好词，更辑评《复庄今乐府选》，集戏曲文献大成。当然，从两浙区别来看，明时浙西多才子，浙东多学者。浙西学者好诗，浙东学者尚文。清代不尽然，浙东学者尚文如故，而能诗者众；浙西学者好诗不减，而长于词，且学问不下浙东。乾嘉而后，浙东、浙西分野已不甚明显，不过两浙士人因其“土风”，各禀其气，同枝而才情略异。

浙学“由经入史”，但未成为专门的史学一脉。同样，“由史入文”，浙学也未成为专门的文学一脉。学者不排斥“小道”“小技”，合诗文于经史之学，昌言文本《六经》，风雅之遗，“经经纬史”，文以经世。在浙学史上，经、史、文三者之间更多的是互动，而非对立。其文学一脉因时而变，变化终不离于本根。以文章言，重浙学统绪，乾嘉而后变化始著。以诗言，重风雅之遗、诗文合道，自宋至明末，理学气甚浓，入清以后，因朱、查之倡，诗风一变，遂成清诗浙派。以词言，始有陈亮称大家，后数百年鲜有杰出作者，迄于清初，朱彝尊标帜词坛，开清词浙派，推毂一代清词“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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