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不释卷,涵养文明
作者:石志刚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初二日癸卯
耶稣2019年5月6日
中华文明素有热爱阅读、尊重知识的传统,古人敬惜字纸,一片写有字的纸页也不忍废弃,而书本更是具有神圣的意义。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读书的重视与热爱,中华文明才能赓续不断并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古代社会,不同职业和不同阶层的人,在喜爱读书、热爱学习上取得了超越时空的共识。他们遨游于知识的海洋,驰骋在思想的疆场,从书中开拓了眼界,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学习到修身的方法,掌握了治国济世的智慧……古人之重视读书,正可以激励我们奋发图强、手不释卷。
百姓重视读书
汉朝的匡衡,出身贫寒,在没有做官之前,勤奋读书,非常重视学习。当时,他很穷困,但想尽各种办法去争取读书的机会。匡衡白天工作,晚上想看书,“勤学而无烛”,“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他在为当地富人打工期间,“佣作以给食饮”,但他不要工钱。富人非常奇怪,问他为何不要工钱。深知富人家多藏书的匡衡说:“愿得主人书遍读之。”富人非常感动,“资给以书,遂成大学”。通过积年努力,匡衡成为了西汉有名的经学大家。时人有云:“无说诗,匡鼎(鼎是匡衡的小名)来。匡说诗,解人颐。”
北魏的祖莹,出身富贵,也非常喜欢读书。他读书“以昼继夜”,其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他在父母入睡之后,“燃火读书,以衣被蔽塞窗户,恐漏光明,为家人所觉。”此举既使自己能继续读书,又能不影响父母、避免让父母操心,可见其用心良苦,时人称其为“圣小儿”。
明末清初有个叫唐铸万的人,做过十个月知县,而后辞官来到苏州,成为一介布衣。他生活非常拮据,常常断炊,以废圃中枸杞叶为饭,“衣服典尽,败絮蓝缕”。在这种境遇下,他仍然能够安贫乐道,以读书写书为乐,“陶陶焉振笔著书不辍”。
匡衡、祖莹、唐铸万应说是幸运的,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实则还有亿万热爱读书的普通百姓,虽然没有留下名字,却同样值得尊重。正是一代又一代热爱读书的普通百姓接续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才能历经五千年而不绝,并始终有一股来源于普通百姓的力量注入其中,使其活力无限。
学者重视读书
普通百姓尚且重视读书,何况学者乎?然而有的学者成名之后,就不再读书了,半途而废,殊为可惜,当以为鉴。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开启有清一代学风的大学者,一辈子始终读书且卓有成就。因其出身富户家庭,顾炎武有很好的条件读书。他遍览前朝史籍,悉研各类经典,为其形成渊博的知识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赞道:“亭林(顾炎武之别称)之好读书,盖其天性。”顾炎武为了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凡阅书一千余部”。顾炎武曾游学大江南北,在考察各地的过程中,他交结豪士,获悉各地山川风俗,他的亲身经历连同书本知识共同构成了著书材料的来源,这也绝非书斋中的学者所能及的。
“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成为顾炎武一生坚持读书学习的真实写照。潘次耕在《日知录序》中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他在读书为学的过程中,认为人格塑造是道德文章的基础,健全的人格至关重要。他钦佩尧舜的“耿介”,愿意将自己身上的“胸中磊磊”发扬光大。他提倡要用精慎和虚心的态度去对待读书为学。关于精慎,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当别人希望刊刻他的《日知录》时,他谦虚地回答,该书还有许多地方有待提升与完善,尚需一段时间。而关于虚心,他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阎百诗针对他的《日知录》提出若干条建议,他欣然接受。
清代大学者戴震,一生与书结缘。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戴震,自幼喜欢阅读各类书籍,而且喜欢探求事物背后隐藏的真理。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形容戴震“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难能可贵的是戴震在求学时即表现出刨根问底的探究精神。洪榜在《戴东原先生行状》中说:“先生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古人注释经典的作品)训解之,先生意每不释然,师不胜其烦,因取汉许叔重《说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书,学之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笺注之存于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义,必贯群经、本六书(造字与用字的六种方法)以为定诂。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举其辞无疑,时年先生十六七矣。”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戴震在北京纪昀家中住,一方面当家庭教师,一方面从事学术研究。在此期间,他写成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等书,名扬天下。后来,他离开北京,在扬州、保定等地为学。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下令开馆纂修《四库全书》,纪昀被任命为总纂官,他向皇帝推荐才华横溢的戴震为纂修官。戴震在纂修官这个职位上干了四年,主要校勘天文地理、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书籍,宋儒张载尝言学者要“为往圣继绝学”,天文地理、语言文字之书堪称绝学,这些书籍之难度足以使一般学者望而却步。梁启超说:“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倘若戴震没有常年读书的积累,没有深入的思考,是断不会有其学术事业上的大丰收。
官员重视读书
古代学者往往具有官员的身份,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官员重视读书,一来可以从书中获得处理政务的经验,二来通过读书砥砺品德、提高修养、教育子孙。
乾隆时期的名臣汪辉祖在为官生涯中非常重视读书。他在《佐治药言》中指出:“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这是他将读书与做官紧密结合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在他的为宦生涯中得到了印证。他在乌程当幕僚的时候,遇到一个案子:有一个姓冯的人,由于本宗没有人可以过继给他为子,他就自行收养了他姑母的孙子当自己的儿子。等到这个姓冯的人去世后,一个同姓但不同宗的人却出来争着充当他的继承人,太守竟然同意了这人的要求。汪辉祖辅佐长官重新判这个案子。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思路。但是通过读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他看到宋儒陈淳在《北溪字义》中提到同姓同宗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通过引经据典,汪辉祖“绝其争端”。
因《颜氏家训》而名垂千古的颜之推曾历仕四朝,他自幼爱好读书,又生逢乱世,自身成长经历与时代动荡际遇让他明白只有读书才能获得永恒。当他的长子颜思鲁对他说,我们家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雄厚的钱财,我当儿子的,理所当然应该做的就是挣钱养家,您成天告诫我读书学习,这有什么用呢?颜之推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读书的价值胜过为生计奔波的价值。他在《颜氏家训》中告诫自家子弟:“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在颜之推看来,帝王追求学问树立了榜样,自己为官拥有一定条件,更要让孩子养成读书的习惯。颜之推结合自己的经历,希望孩子能够初学《诗经》《论语》,所谓学《诗经》利口舌,学《论语》明志向;继而读《礼记》《左传》,所谓读《礼记》以修身,读《左传》可以鉴史知今。颜之推认为:“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而读书正是“自求诸身”的不二选择。
帝王重视读书
上文颜之推云:“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古代重视读书热爱读书的帝王不少,而清代的康熙尤可称为榜样。
《清史稿》评价康熙“圣学高深,崇儒重道”。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就在于对书籍与学习近于痴醉的追求。康熙从思想层面上很早就认识到研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益。”康熙不仅在思想上非常重视学习儒家经典,还身体力行地主动学习儒家经典。青年时期的康熙不仅早起用功读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还能在政务繁忙之余通过经筵日讲等制度深化学习,正如他所言:“朕于政务余闲,惟日研精经史。”
康熙读书之辛苦令人同情,他在《庭训格言》中叙述自己有时政务处理完后继续读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但也没有因此废弃学习。康熙读书之痴迷令人钦佩,在巡幸塞外时,非常想看曾经用心朱批过的《资治通鉴》《纲目大全》等书,但因为这些书“卷帙繁多”,“未携至此”,建议随驾诸臣“其各以所携书籍进览”。随驾诸臣“以《通鉴》《文选》诸书呈进”后得到康熙“甚善”的评价。康熙由此不忘告诫诸臣:“凡文武各官,皆须读书,于古今得失,加意研究。”康熙由此得到“自古帝王好学者,远不能及”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今天我们身处市场经济与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不少人产生了一种颇为消极的情绪:读书有什么用?反正也读不了那么多书。实则,这个时代不仅更需要我们读书,而且需要我们有更宏大的眼界,用更高效的方法去读书。古人尚且手不释卷,今人哪有舍弃书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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