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所见“伐鬼方”的历史叙事

作者：何益鑫（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来源：《人文杂志》，2019年04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初九日庚戌

          耶稣2019年5月13日

摘要

近代以来，学者出于对历史的兴趣，对《周易》两次“伐鬼方”的记载多有关注和探讨。但由于不了解《周易》卦爻辞一贯的历史叙事，这些探讨只是抽象地肯认之，而不能对其确切含义作恰切的了解。其实，无论《既济》的“高宗伐鬼方”，还是《未济》的“震用伐鬼方”，指的都是文王中期，商王帝乙征伐鬼方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周人以“无成”的方式积极配合商人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商王的信任和嘉赏。这是“帝乙归妹”之后，商周关系进一步改善的重要标志。由此，周人获得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直到后来文王被囚羑里。

“鬼方”一词，在《周易》卦爻辞中出现两次。《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历代注疏多已注意到这两处史实，并认为《周易》记此是为了讲明一定的道理。后人也用此来讨论上古的历史。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两句的史料意义有了更多关注。顾颉刚以“高宗伐鬼方”为例，讲述《周易》卦爻辞中所包含的历史故事。[1]举此例，自然是因为其中史实较为明确的缘故。[2]不过，顾氏只是孤立地择取这两爻来讨论，未能确切了解这两爻的叙事背景，也无法理解这两句的真实意义。此后，学者对“高宗伐鬼方”的探讨，基本上沿用了顾氏的方式，脱离《周易》的叙事内容来考订两爻的史迹。

根据我们的研究，《周易》总体上是一部历史叙事。每一卦的卦爻辞都有内在的叙事结构，并非杂凑在一起的卜辞而已。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抽象地理解“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的史实，而应当进一步挖掘这两者背后的叙事脉络。我们发现，两爻所说的是文王前中期商王帝乙伐鬼方的故事。这次军事行动，周人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故此次事件，也成了文丁杀季历和周人伐商之后，商周关系进一步缓和的一个历史坐标。

一、前人的研究

关于《周易》“高宗伐鬼方”及“震用伐鬼方”两句爻辞，传统注疏已注意到了背后的史实问题。比如，对“高宗伐鬼方”一句，干宝曰：“高宗，殷中兴之君。鬼方，北方国也。”[3]孔颖达曰：“高宗者，殷王武丁之号也。……高宗伐鬼方，以中兴殷道。”[4]伊川曰：“高宗，必商之高宗。”[5]诸家一般认为，“高宗伐鬼方”，说的是商朝中兴之君武丁的故事。至于“震用伐鬼方”，由于没有明确提及具体的历史人物，诸家一般不作深究。但也有例外。或认为，两爻所说乃是一事，如李光地曰：“《既》、《未济》皆以高宗言者，高宗商中兴之君，振衰拨乱、自未济而既济者也。”[6]或主张，爻辞的“震”为人名。但究竟为谁，又有不同的说法。如高士奇《天禄识余》云：“《易》震用伐鬼方，郭琛谓震乃挚伯名。”[7]高亨说：“震，当是人名，周君或周臣也。”[8]可见，对“震用伐鬼方”背后的史实，前人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

历史上的注家虽然注意到了两爻背后的史实，但他们的兴趣却不在史实上面，而是希望通过对史实的了解，突出爻辞所要传达的义理。故孔颖达曰：“高宗伐鬼方，以中兴殷道，事同此爻，故取譬焉。”[9]伊川曰：“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10]都是为了从具体的史事，推明普遍的道理。更有甚者，一向“以史证易”的杨万里，在《诚斋易传》中却没有指认两爻的史实，只是讲明“既济之世利用静，未济之世利用动”，而以汉唐史事以及周宣王之事证之。[11]可见，杨氏“以史证易”，宗旨在于推明义理，而不是考证卦爻辞的历史事实。

到了近代，学者便从史学的角度挖掘这两条记载的史料价值。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发掘了《周易》卦爻辞所记载的历史故事，进而推定了《周易》卦爻辞的著作年代。[12]顾氏认为，“高宗伐鬼方”，在古代属于大规模的战争。故《周易》用此，以作为成功的象征。爻辞中出现了“三年”，是因为《周易》的作者“常以三为较多之数，十为甚多只数”。所谓“三年”，乃是“约举之数，不是确实之数”，只不过表明战事艰难，费力持久罢了。[13]顾氏关注卦爻辞中的历史故事，在易学研究中具有开风气的意义。不过，仅就他对这两爻的了解来说，还是过于粗糙了———没有明确区分两句爻辞，也没能对“小人勿用”“三年有赏于大国”给出解释。

徐中舒在《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一文中，对“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作了详细的探讨。他认为，“高宗伐鬼方”指殷高宗武丁伐鬼方之事。“盖此(指高宗伐鬼方)为殷代最有名之战争，故《易》特著其事于爻辞。”[14]至于“震用伐鬼方”，徐氏认为，是指周人伐鬼方。他说：“此虽不著何人伐鬼方，但下文云‘有赏于大国’，大国则指殷人言。《易》卦爻辞既多记殷、周之事，周初文献凡周人自称则曰‘小邦周’(见《大诰》)，而称殷人则曰‘大国殷’，‘大邦殷’(并见《召诰》)。又《左传》桓十一年云：‘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盖周由小邦骤兴，其初与殷国力悬殊，故有此称。此谓周伐鬼方而殷人赏之，以小邦而伐大国之敌，故有震惊、震恐之意。”[15]徐氏又引《古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指出《纪年》所言实即“震用伐鬼方”之事。进一步，他又断定，“震用伐鬼方”不会是文王之事。“所以知其不然者，文王时周已为大国，《论语·泰伯篇》称其时三分天下有其二，……盖当大王之世鬼方强大而周弱小，及文王之世则周已大于鬼方，以大伐小，何用震惊、恐慌?”[16]可见，徐中舒先从“有赏于大国”一句，推出“伐鬼方”的主语是与“大国”相对的“小邦周”；进而，抓住“震用伐鬼方”的“震”字，推定当时周人的国力状况，以此确定具体的时代。这一思路，看上去很是巧妙。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徐氏对文王前期周国实力的基本了解是有问题的。故其对“伐鬼方”一事之时代的推定也不足为信。

从史学的角度说，对于“高宗伐鬼方”“震用伐鬼方”两句的了解，不单单是“高宗”和“震”的问题，还包括了“鬼方”的问题。事实上，相对于“伐鬼方”这一具体事件而言，现代学者对“鬼方”的所指似乎更感兴趣。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17]以古文字考证古史，提出：“鬼方、昆夷、獯鬻、玁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此一族又系后来的匈奴：“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18]王氏称之为中国古时环中国而北一“强梁之外族”。此说一统商周以来北方民族诸称谓，其眼界与气魄自是宏阔，但也不免失之笼统。其后学者续有讨论，有对王说提出修正，亦有表达不同的观点。[19]而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在鬼族的活动区域(即山西中部、北部，及陕西东北部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内，经常出土有特定风格的商代晚期随葬青铜器。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城址”，出土了一片三足瓮口沿，其上刻有一个“”字，而甲骨文“鬼”作“”。故学者认为：“如果此三足瓮刻字果然是‘鬼’，则必是鬼族的自称、自刻，说明‘鬼’不是商人发明的名字。‘鬼方’对商人来说是借一族之名泛指一方，而李家崖古城的主人自称‘鬼’，说明他们正是‘鬼方’的主体。”[20]这一考古发现似足以说明，商周之际“鬼族”确实存在，其地望正在商周一线的北方地带。至于鬼方一族的历史沿革及其文明状况的具体探讨，则非本文旨趣所在。

总之，历史上《周易》注家多结合两爻时位，探讨“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所喻指的义理；近代学者则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考订这两句记载背后的史实或种族文化问题。对于前者而言，史实的考证不是其核心的关切；对于后者来说，由于不了解《周易》卦爻辞的叙事一贯性，也就无法确切理解“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的具体内容。

二、《既济》的叙事

在《既济》卦中，除了“高宗伐鬼方”一句，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历史信息也比较明确，为《既济》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解提供了参考。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厉。

历代注疏皆从卦名理解这一卦的意旨。对于“既济”之名，孔颖达曰：“济者，济渡之名。既者，尽皆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对于“亨小”，王弼曰：“小者不遗，乃为皆济。”孔颖达曰：“小者尚亨，何况于大?”[21]在王、孔看来，《既济》一卦的基本背景，是“万物皆济”这一特殊的时境。故王弼注六爻，不厌其烦地说“最处既济之初”(初九)[22]、“处既济之时”(六二、九三、六四)、“居既济之时”(九五)、“处既济之极”(上六)[23]，都强调了此卦的基本时境。与王、孔直接援引卦名不同，朱子进一步解释了卦名的由来：“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为既济。”[24]其对“时”的强调，则与王孔一致。也出于“时”的因素，历代注疏又从卦辞“初吉终乱”一句，引出了“进德修业”的必要。所以之“终乱”，王弼曰：“以既济为安者，道极无进，终唯有乱。”孔颖达曰：“若不进德修业至于终极，则危乱及之。”[25]到了既济的境地，若不能在道德上再有进步，便会面临危乱，伊川所谓“天下之事，不进则退”也。[26]故朱子曰：“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辞，皆有警戒之意，时当然也。”[27]

传统注疏从卦名定此卦之“时”，再从“时”出发，理解卦爻辞在道德上的警策之意。这一思路有其连贯性与合理性，但未必是卦爻辞的本义。事实上，《既济》的本义，乃是叙述文王在某段时期的具体经历。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文王前中期有几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一是文王继位之初，为了报商王的杀父之仇而兴师伐商，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是也。此事之后，周人疲敝，处于极度的困顿和戒惧之中。一是为了寻求商周的和解，文王向商王求婚，乃有了“帝乙归妹”的事件，但此事以失败而告终。随后不久，文王从莘国续娶了太姒。此后，直到文王被商纣囚于羑里，其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尚未有详细的考察。《既济》《未济》两卦，着重叙述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故事。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曳”，拖曳、牵引。“濡”，沾湿。伊川曰：“轮所以行，倒曳之使不进也。兽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则不能济。方既济之初，能止其进，乃得无咎。”[28]朱子亦曰：“曳轮则车不前，濡尾则狐不济。既济之初，谨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则无咎矣。”[29]按照程朱的理解，此爻“曳其轮，濡其尾”，乃是占者应然之作为。与之相对，王、孔主要从既济之初的境遇来解释。王弼曰：“始济未涉于燥，故轮曳而尾濡也。”[30]孔颖达曰：“但志在弃难，虽复曳轮濡尾，其义不有咎，故云‘无咎’。”按照王、孔的说法，“曳其轮，濡其尾”，乃是指既济之初，尚未远离危难的境遇。相较而言，我们倾向于认同后一种理解。

从史实说，这一爻说的是文王初年伐商的情境。《周易》的“大川”，一般指黄河。“涉川”，指涉渡黄河，实际上是“往商”的意思，因商周之间以黄河相隔故也。“濡其尾”，前引程朱引入了“兽”或“狐”之象，是联系了《未济》的卦辞。狐狸渡河，沾湿了尾巴，说明渡河没有成功。这是一个比喻。其实是指，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没能成功渡过黄河，便被商人拦截击退。《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之前，我们指出，此爻是说周人伐商的过程。其主体部分，是在表现周人集团涉水渡河的场景，与此处“濡其尾”之象相通。这表明，商周的交兵，很可能就在黄河边上进行。至于“曳其轮”，则表现了战败之后周人逃回周国的情状。之前我们说，文王在逃跑途中，受到了他人的帮助，故《泰》九二有“得尚于中行”(“尚”，佑助)。帮助的具体内容，见于《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也就是说，有人给了文王一辆(一些)破败的牛车。文王借此成功回到了周国。联系此处，《既济》初九的“曳其轮”，也是表现牛车的破败；“无咎”，即《睽》六三的“有终”。

此处，还有一个“曳其轮”与“濡其尾”的先后问题。按理来说，交戈在先，败退在后。此爻的顺序，可能是有问题的。且看《未济》，初爻“濡其尾”，二爻“曳其轮”，显然更为符合历史的顺序。但从更大的时间跨度说，“曳其轮”“濡其尾”，指的都是周人伐商。在此意义上，《既济》换了次序、同系之初爻，也可以理解。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茀”字，一说浓密的美发。虞翻曰：“茀发，谓鬒发也。”[31]近人顺此而有假发之说。[32]一说妇人的首饰。王弼曰：“茀，首饰也。”[33]一说贵妇车上的蔽饰。伊川曰：“茀，妇人出门以自蔽者也。”[34]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说，文王前期有两件事与“妇”相关。一是帝乙归妹，一是续娶太姒。帝乙归妹，由于文王与商女不合，商女回到商国去了，于是文王续娶了太姒。顺此理解，“妇丧其茀”，很可能是指商女回商。《屯》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表现了商女返回商朝的情形。从“乘马班如”看，有很多车马随行。故此爻“妇丧其茀”，很可能是描绘了商女马车远去的情形。至于“勿逐，七日得”，大概是当时的俗语。[35]《周易》用此，是表明商女走了之后，文王又续娶了太姒。走的是商女，来的是太姒，故《否》曰“大往小来”。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即殷高宗武丁。《汉书》引此爻曰：“高宗，殷之盛天子也。”[36]殷高宗武丁其人，据《尚书·无逸》：“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年有九年。”而据《孟子·公孙丑上》：“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又《史记·殷本纪》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可以看到，殷高宗德行美盛，是中兴殷道的大有为之君。其“伐鬼方”之所以“三年”乃克，是说其事之难。故王弼以为此爻是“居衰末而能济者也”；孔颖达则强调“高宗德实文明，而势甚衰备，不能即胜，三年乃克”。[37]也就是说，高宗有盛德，但鉴于殷商的疲势，征伐鬼方还是持续了三年。伊川也认为，其事则“王者之事”，其人则“圣贤之君”，只是“三年乃克，见其劳惫之甚”。[38]

如果《既济》是周人的历史叙事，那么，《周易》在此夹用商王武丁的故事，究竟是何用意?其实，“高宗伐鬼方”乃是商人的大事，在时人的历史记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周易》用这一故事，就相当于后人的用典。用典不是为了表现典故的原有情节，而是借典故来指代或说明当下的情况。结合《未济》九四的记载(详后)，我们可以发现，商王帝乙时期也有一次类似的军事行动，而文王参与了此次行动。故而，《周易》的作者，在此处便以“高宗伐鬼方”加以指代。同时，这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也暗示了帝乙伐鬼方的军事行动，其声势之浩大、战事之艰难，可以堪比于高宗伐鬼方。

至于“小人勿用”，一般认为是戒用小人的意思。我们认为，“勿”是“无”的意思。“小人勿用”，相当于说小人没有得到重用，或者说小人之谋没有得逞。在这背后，有曲折的史实。我们在后面有所讨论。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学者多将此爻置于渡河的情境中理解。“繻”，注疏多作“濡”，解为沾湿。如王弼曰：“繻宜曰濡。”[39]“衣袽”，王弼曰：“衣袽，所以塞漏舟也。……夫有隙之弃舟，而得济者，有衣袽也。”意思是说，一条破船要能渡河，是因为敝衣破絮能堵住渗水的缺口。据此，本爻喻指“能预备而戒惧者也”。这种解法似也能通。但《说文》引此，一作“繻”，一作“需”，马王堆帛书《周易》直作“襦”。我们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还当以读如字为好。繻与袽相对。《说文》：“繻，繒采色。”又曰：“繒，帛也。”虞翻曰：“袽，败衣也。”至于“有”，王引之曰：“犹‘或’也。”[40]黄寿祺、张善文认为，这一爻是说美服或将变为敝衣，故须终日戒勉。[41]同时，“有”亦可作“又”。如此一来，“繻有衣袽”是指在美服之外再加蔽衣。[42]这种做法类似于《郑风·丰》所谓“裳锦褧裳，衣锦褧衣”，或《中庸》所引“衣锦尚絅”，有敛藏和韬晦的意思。联系史实，此爻表现了文王身处帝乙、帝辛之际的戒惧状态。文王在帝乙时代辛苦经营，商周关系发展良好。但谁知帝乙驾崩，帝辛继位。《萃》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表现了当时的情形。大概帝辛脾气不好，或者本属厌周一派。故帝辛继位，周人大为紧张，一时乱了手脚，做好了各种准备。这段时期，文王低调做事，战战兢兢以事纣，深怕一不小心，商周再次敌对，周人又回到困顿的岁月中去。此外，《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文王终日勤勉而戒惧。《豫》六二：“介于石，不终日。”如夹于两石之间而不可终日。这些描绘，都是一个意思。《吕氏春秋》云：“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说的也正是这一情形。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禴祭，殷春祭之名。学者多从祭祀的厚薄，区分“杀牛”与“禴祭”。如王弼曰：“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之所以牛不如禴，王弼曰：“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苹蘩之荣，可羞于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强调了修德对于祭祀的重要性。所谓“东邻”“西邻”，历代多作假设之辞来看。[43]但李鼎祚以武王克商之后祀于周庙一事说“西邻之祭祀”，[44]朱子点出此爻当“文王与纣之事”，[45]已有意将此爻对应到商周历史中去。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六年，西伯初禴于毕。”帝辛六年，文王在毕邑第一次举行禴祭。文王有禴祭之事，当无可疑。除了此爻之外，《萃》六二、《升》九二，两次提及“孚乃利用禴”。可以想象，文王初禴对于周人来说，应该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从“初禴”的“初”字看，背后必有一个特殊的机缘。而此机缘，应该与殷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关。《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在周制中，四时之祭乃是天子与诸侯的职权，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鉴于文王的审慎，“禴祭”不会是文王私自的行动，而很可能意味着商王的任命。《史记·殷本纪》有“(商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的记载。我们认为，“西邻之禴祭”，很可能是指文王封三公之后，而有了“禴祭”之权。这是文王受到商王纣的信任，商周关系进一步稳固的象征。

至于爻辞说商人的盛祭，还不如周人的薄祀，应与“德馨”的问题相关，同时还要考虑当时商周各自的处境。这一时期，商朝小人当道，征战不休。周国政治稳定，国力恢复，贤人归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确可以说是神明降福的明证。

上六：“濡其首，厉。”字面意思是，沾湿了头部，有危险。与初爻相似，这里的“首”，指狐首。根据伊川所说：“兽之涉水，必揭其尾。”则“濡其尾”与“濡其首”相比，前者相当于完全淹没，而有灭亡的危险；后者虽有危险，程度上却不及前者。这里的狐，是周国的象征。这里的首，是周人之首，即文王。“濡其尾”，指周人伐商败北，几于亡国绝祀，有举国湮灭的危险；“濡其首”，则指文王羑里之难。据《殷本纪》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据此，纣囚文王，是因为文王窃叹九侯之事，而被崇侯虎告发。而《周本纪》记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据此，纣囚文王，是因为诸侯归向文王，而崇侯虎谮之。稍有不同，但并无矛盾。

卦辞：“亨小，利贞，初吉终乱。”“亨小，利贞”，[46]指文王迎娶太姒，其事亨通，利于贞问。与六二“勿逐，七日得”相应。“初吉”，指商周关系的稳固。尤与九三、九五相应。“终乱”，指文王羑里之难。对应于上六。

可以看到，《既济》的历史叙事，从文王初年开始，到文王囚羑里结束，跨越了文王前半期的政治生涯。其中涉及了伐商、娶女、伐鬼方、封三公等重要的历史事件。

三、《未济》及其他

《未济》《既济》两卦，阴阳恰好相反，是所谓“综”“反”或“倒”的关系。且卦爻辞，也有对应的关系。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轮，贞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两卦的卦爻辞有很好的对应关系，有些甚至完全一致。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由两卦相似的叙事内容所决定的。比如，《未济》初爻“濡其尾”、二爻“曳其轮”，与《既济》初爻完全一样。其背后的历史叙事，也完全相同。《未济》上爻“濡其首”一句，也与《既济》上爻相同。所以说，《未济》的叙事，在历史跨度上与《既济》完全一致。以下，我们仅对两者的不同之处作简单的讨论。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未济”，尚未济渡。“征凶”，行而有险。王弼曰：“以不正之身，力不能自济，而求进焉，丧其身也。”[47]伊川曰：“居险无出险之用，而行则凶也。”对于传统注疏来说，最麻烦的是“利涉大川”一句。传统看来，“涉大川”即“征”。既说“征凶”，又说“利涉大川”，似乎是矛盾的。故朱子曰：“或疑‘利’字上当有‘不’字。”高亨推测，这是“转写脱去”。然而，上博本、马王堆本《周易》皆作“利涉大川”。可见，此处并无脱误，问题出在理解上。

其实，联系文王前期的历史叙事，“未济，征凶”是说文王往见南仲的情形。《震》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两个“征凶”，所指相同，指文王往见南仲，途中遇到了凶险。此事，可以参看我们之前的分析。至于“利涉大川”，字面意思是说“利于涉渡大河”。这条大河，指的就是横亘在周人与商人之间的黄河。往来商周，必经黄河。故“涉大川”，相当于“往商”的意思。此时往商，不是为了征讨，而是为了和好。周人经过一段困顿岁月之后，希望与商王重新修好。文王决定亲自往见商王向他求亲，以政治联姻的方式改善两国的关系。此即后来的“帝乙归妹”之事。此事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客观上成为了商周之间的破冰之旅，为商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样一来，《未济》六三便能与《既济》六二的叙事对应起来了。由于此爻前后两句所涉内容完全不同，故而也就无所谓矛盾了。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顺着上一爻的叙事，“贞吉，悔亡”是对商周关系的一个评语。联姻失败，商周关系再次紧张，是所谓“悔”。从长时期看，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商周关系反而逐渐改善，故曰“悔亡”。当然，这里的“贞吉”，也可能是指文王娶回了太姒。至于“震用伐鬼方”，是说商王帝乙伐鬼方之事。“震”，伊川曰：“动之极也。”“震”亦有“震怒”之义。孔颖达曰：“震发威怒，用伐鬼方也。”俞琰曰：“震动而使之惊畏也。”[48]《逸周书·程典解》：“商王用宗(宗，即崇，指崇侯虎)谗，震怒无疆。”以商王之怒为“震怒”。前人对“震”的意义与所指，有各种不同的猜想。其实，这里的“震”，用法与《震》卦的“震”相通。“震”用在“伐鬼方”之上，是指商王大规模征伐鬼方之义。至于“三年有赏于大国”，大国指商国。相对于大国商，则是小邦周。之所以三年之后，受到大国的嘉赏，是因为周人也参与了此次军事行动(详后)。此爻与《既济》九三的叙事相应。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无悔”与“悔亡”不同，前者是没有可悔之事，后者是可悔之事消除了。“贞吉，无悔”，是指伐鬼方之后周人的基本处境。周人通过随商王伐鬼方一事，得到了商王的信任，周人的处境进一步改善，进入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君子之光”，指文王的德行之光，所谓“君子之德，光晖著见”是也。据《史记·周本纪》：“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这是文王羑里之难之前的情况。从文王前期的种种经历来看，文王善修德政、贤人大规模归附，应发生在商周关系逐步稳定之后，也即“伐鬼方”“有赏于大国”之后。文王获得了商王的信任，政治环境得到了改善，文王乃可以用力于勤修德政。文王的德行逐渐为人信服，故各国贤人纷纷往归。与《既济》六四、九五相比，我们可以发现，《既济》的叙事，乃着眼于商周关系；而《未济》的叙事，则立足于文王自身的角度。要之，这两方面的叙事，说的是同一个历史时期的境况。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此爻两次出现“有孚”。王弼抓住了这一点，将前一“有孚”“无咎”解为信任得当，而能逸豫无忧；将后一“有孚失是”解为无废事之忧，而耽溺于豫乐。伊川之说，与之相近。[49]此外，也有学者抓住“饮酒”来发挥。邱富国云：“既言饮酒之无咎，复言饮酒濡首之失，何耶?盖饮酒可也，耽饮而至于濡首，则昔之有孚者，今失于是矣。”[50]高亨也将此爻与周公《酒诰》联系起来。这些解释彼此之间差异很大。这也可以看出此爻的难处。若从史实来看，“有孚于饮酒，无咎”，当指文王封三公，而受商王宴飨之事。文王封了公，乃得受商王的宴请，与商王一起饮酒。《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两者系同一事实。后来由于崇侯虎的谮言，商纣对文王起了疑心，将文王囚禁在羑里。“濡其首”一句，与《既济》上六一致，即指文王囚羑里之事。这样一来，文王经过长时间辛苦获得的商王的信任，随之荡然无存，故曰“有孚失是”。

卦辞：“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亨小”，同于《既济》“亨小，利贞”。“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相应于《既济》“初吉，终乱”。

可见，《未济》与《既济》的历史叙事基本相同，两者的差异亦足以作相互补充之用。至此，对商王帝乙伐鬼方一事，及其前后的历史事实，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一是《既济》九三“小人勿用”的问题。一是《未济》九四“三年有赏于大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文王从商王伐鬼方的过程有关。

《讼》六三：“或从王事，无成。”《讼》卦叙事了文王一生三次重要的“争讼”。初六、九二，是因帝乙归妹引发的讼；九四是因崇侯虎之谮引起的讼；九五是决虞芮之讼。在帝乙归妹与羑里之难之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商王伐鬼方。故六三“或从王事，无成”，很可能与伐鬼方相关。“或”是“有”的意思。殷墟卜辞多“叶王事”之辞，与此处“从王事”一语相当。至于“无成”，孔颖达曰：“不敢触忤，无敢先成。”胡媛曰：“无成者，不敢居其成，但从王事，守其本位本禄而已。”两义可以相资。商王伐鬼方，而周人襄助之。周人完全服从商人的安排，不敢擅自有所行动；即便功业完成，也不敢据为己有。这是周人当时的心态，也是他们处理商周关系的经验教训(季历正因功高盖主，遭文丁忌惮而杀之)。与之相似，《坤》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多了“有终”二字。“有终”，指好的结果。周人从商王伐鬼方，获得了商王的信任与嘉奖。即相当于《未济》九四“三年有赏于大国”。

前引《大有》九三，我们认为是文王封三公之事。而《大有》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则当与伐鬼方有关。商王伐鬼方，接受了周人的军事襄助。“大车”是重型的军事装备。当时周人国力疲惫，这个大车很可能是商人提供的。也就是说，周人虽然参与了伐鬼方之事，但所用的车马和兵器或由商人提供。故《周易》此处专门点出“大车”。“无咎”，即《坤》六三“有终”之义。称“无咎”，暗示了本来可能是有“咎”的。

《困》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这一爻也与伐鬼方有关。“金车”，用铜镶嵌的车。古代的车，基本上是木制的，有些部位容易出现问题。《大畜》九二：“舆说輹。”《小畜》九三：“舆说辐。”“辐”，一作輹。可见，车厢与车轴连接的伏兔，是特别容易颠坏的。故《大壮》九四：“壮于大舆之輹。”着重强调了伏兔强壮。可以推测，使伏兔强壮的方式，就是外面用铜包裹，或直接换成铜制的部件。此外，《姤》初六：“系于金柅。”“金柅”，相当于是铜制的刹车。在关键的部位，用铜来制作，这就是所谓“金车”。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车的性能和寿命，估计主要用于大型的战车。故此处的“金车”，就相当于《大有》的“大车”，是商王军队的装备。这句爻辞“有终”同于《坤》六三。其余的意义，不甚明了。大概是说，文王在参与征伐的过程中，遇到了凶险。

《随》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这一爻也与伐鬼方有关。“随”，即“从王事”的意思。“有获”，指有俘获、有战功的意思。“有孚在道”，信孚充于道途之义。“明”，显明。“有获”本来是好事，何以“贞凶”?根据下文，此次能够化险为夷，是因为“有孚”。由此反推，之前的“凶”，很可能是指“无孚”。“有获”而“无孚”，很可能是指文王有了功劳，招致小人的嫉恨，向商王进了谗言，造成了对文王的不利。顺此，《坤》《讼》所谓的“无成”，很可能应从这里得到理解。“有获”而“无成”，则“无成”确是“不居有其成功”的意思。

从以上的补充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商王帝乙伐鬼方，文王确曾参与其中。在征伐的过程中，文王曾立有大功，遭到了小人的嫉妒，陷入了险境。此后，文王低调行事，不居有其成功。终于获得了商王的信任，事成之后又受到了商王的嘉赏。因此，文王从商王伐鬼方，是文王进一步获得商王信任，商周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标志性事件。

四、小结

《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都是指商王帝乙伐鬼方的历史事件。从周人的角度说，这一事件是“帝乙归妹”之后，进一步改善商周关系的重要事件。周人以一种低调的姿态参与了此次军事行动，从而获得了商王的嘉奖。商周之间有了信任的关系，周人由此得到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直至帝乙驾崩，帝辛继位，又经历了一段戒惧的时期。此后，文王被封“三公”。文王封公，标志着周国正式成为了商国重要的盟友。之后不久，文王因为小人的谗言，而被囚于羑里，成了周人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再看“鬼方”的问题。除了《既济》《未济》之外，《睽》也提到了“鬼”。《睽》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这一爻不好理解。历史上多认为这是极度孤立而产生的幻觉，李零则认为此卦是说“活见鬼”之事。其实，此爻是说文王往商求婚之事。“载鬼一车”的“鬼”，不是后世“鬼神”的“鬼”，而是“鬼方”的“鬼”。当时，鬼方未平，不时抢掠中原。故“载鬼一车”乃得以“寇”称之，而有“先张之弧”的战斗警戒。若是鬼神的鬼，何用弓矢?另外，文王迎娶太姒的时候，也有“匪寇婚媾”的说法(《贲》六四)。可见，无论周人、商人都备受鬼方侵扰之苦。就此而言，“震用伐鬼方”，实是不得已的行动。

帝乙初年，有过一次讨伐北方部族的战争。用《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是“西拒昆夷”，用《小雅·出车》的说法是“伐西戎”“夷猃狁”。如果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的观点正确的话，在短短十几年间，商王帝乙两次对鬼方用兵。第一次征伐，或只是暂时挡住了其东进或南进的强大攻势。而商、周及其他诸侯，仍然不时要受其劫掠之害。第二次“伐鬼方”之后，鬼方乃重新归顺于商朝，于是有了帝辛时代，九侯与西伯、鄂侯同封“三公”之事。此时，周人与鬼方应无仇怨。文王正因九侯之事而囚羑里。但据《周本纪》，文王受命之后，又有“明年，伐犬戎”的说法。此时，鬼方或已叛商，文王乃以专征之名伐之。当然，古书中提到的“昆夷”“西戎”“猃狁”“鬼方”是否同一族类，这一问题仍待考察。故此处的推断，也有进一步修正的可能。

注释

1、参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3~194页。

2、顾氏讨论《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有一个标准：“很不幸，古史失传得太多了，这书里引用的故事只有写出人名、地名的，我们还可以寻求它的意义。至于隶事隐约的，则直无从猜测了。”(顾颉刚：《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

3、李鼎祚：《周易集解》，巴蜀书社，2004年，第199页。

4、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

5、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020页。

6、李光地：《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10年，第206页。

7、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

8、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第377页。按：高亨认为，“高宗伐鬼方”与“震用伐鬼方”所记为一事。高宗伐鬼方，而周人助之。

9、参见杨万里：《诚斋易传》，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230、231、235页。

10、顾颉刚说：“作卦爻辞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后来消失了的，作《易传》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作卦爻辞时所想不到的：从这些故事的有与没有上，可以约略地推定卦爻辞的著作年代。它里边提到的故事，两件是商的，三件是商末周初的，我们可以说，它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的初叶。”(顾颉刚：《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7页)

11、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3~194页。

12、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655、655~656、657页。

13、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卷13)，中华书局，1959年，第583~606、583页。

14、参见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15、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16、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17、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5~216、216页。

18、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8页。

19、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9页。

20、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6页。

21、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页。

22、李鼎祚：《周易集解》，巴蜀书社，2004年，第199页。

23、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345~346页。

24、在《周易》中，“七日”是一个大问题。除了《既济》六二、《震》六二的“七日得”，《复》卦辞有“七日来复”之说。传统上，一般从“阳气消长”的角度说，如王弼曰：“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从剥到复，这是依据《序卦》“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而言。王国维结合出土青铜器的铭文的研究，指出周初有一种纪日法，以月亮盈亏将每月分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期，七日或八日为一期(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册(卷1)，中华书局，1959年，第21页)。我们推测，或许正是这种记日之法，使得“七日”具有了“时变”或“转机”的意思。

25、《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26、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295页。

27、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0页。

28、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7页。

29、李鼎祚：《周易集解》，巴蜀书社，2004年，第199页。

30、王引之：《经传释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9页。

31、参见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83页。

32、此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亚明教授在《周易》读书班上提出的见解，特此致谢。

33、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

34、比较特殊的是，伊川以“东邻”为五爻，“西邻”为二爻。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1页。

35、李鼎祚：《周易集解》，巴蜀书社，2004年，第200页。

36、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7~218页。

37、朱子曰：“‘亨小’，当为小亨。”(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6页。)按：《周易》中《贲》《遯》《既济》《未济》等四卦都有“亨小”，当是一个固定的用词。其义相当于家事亨通，或婚事亨通。

38、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8、299、299页。

39、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4、1025页。

40、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9页。

4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第376页。

42、李光地：《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10年，第208页。

43、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王弼将此爻的“有孚”，解为主动信任。但《周易》卦爻辞中的“有孚”，一般应作“获得信孚”解，此处也一样。

44、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5~1026页。

45、李光地：《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10年，第209、36页。

46、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第378页。

47、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48、《周易》叙文王前期，多以破败的“舆”为物象，如《小畜》九三“舆说辐”，《大畜》九二“舆说輹”。

49、李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10~214页。

50、殷墟卜辞有“(武丁)令多子族罕犬侯寇周”的记载，则知在武丁大举征伐之后，犬戎归顺了商朝。此后，犬戎又叛商，则对商、周来说，都是“寇”了。又，此在“鬼侯”封公之前。

51、“九侯”，《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鬼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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