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为往圣继绝学”

作者：赵馥洁

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十一日壬子

          耶稣2019年5月15日

《西北大学学报》编者按

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简称“横渠四句”，经过历代传播和不断诠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理想追求的经典表达，并逐渐影响到广大社会领域。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本期特约刊发的四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解读“横渠四句”的命题意蕴、历史渊源和当代价值，以期引发读者更为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主持人：刘学智教授

摘要：张载以“为往圣继绝学”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学术使命。为实现这一使命,他深入批判佛、道思想,系统诠释儒家经典,着力建构以“民胞物与”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体系,认真从事以“德治礼制”为特征的社会实践。张载创立的关学学派,既为宋明新儒学举行了奠基礼,又是“为往圣继绝学”的新成就。在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其为实现学术使命而切实奋斗的精神,应当得到继承和光大。

关键词：张载;使命意识;绝学;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

赵馥洁，男，陕西富平人，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

唐代文学家韩愈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原道》,在文中提出了儒家“道统”说，此说认为儒家之道,尧传之于舜,舜传之于禹,禹传之于商汤,商汤传之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于孔子,孔子传之于孟轲。但又指出,这种统绪在战国后并没有继续下去:“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P18)何以如此?韩愈认为原因在于:“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1］(P14)就是说,自从西周衰落,孔子去世以后,历经秦始皇焚烧儒家典籍,汉初黄老之学得势,晋、魏、梁、隋时期佛教盛行,对儒家形成巨大冲击，论说道德仁义的人,或者服膺杨朱学派,或者偏向墨家学派,或者在道佛两家之间徘徊。孔孟儒学因之逐渐失坠不传,成为绝学。韩愈的儒家道统论和儒学中绝说,影响极其深远。北宋张载之所以把“为往圣继绝学”确立为自己崇高而宏伟的学术使命,也是基于与韩愈大体一致的认识。张载认为,两汉以后,由于佛教的日渐流行和道家的一度兴盛,致使孔孟儒学“学绝道丧”。为了使“往圣”创立的儒学重放光芒并得到光大,“唱此绝学亦辄欲成次第”［2］(P329),就必须再继学脉、重续道统。基于此,张载立志以“为往圣继绝学”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使命，为之孜孜矻矻，义无反顾。

一、深入批判佛、道思想，为复兴儒学扫清道路

张载首先揭露佛、道思潮的谬误,对佛教观念做出了尤为深刻批判。张载认为,汉以后,“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2］(P64),对儒家地位的动摇和思想的扰乱,因素固然很多,但佛氏的冲击最大。因为自佛教广泛传播于中土之后,“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2］(P64),导致“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2］(P64)。因此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哲学活动与之“较是非,计得失”［2］(P65),深入彻底地“立大本,斥异学”［2］(P383),从而为儒学复兴扫清道路,实现“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使命。

在张载之前,已有许多儒家学者如唐代的韩愈、李翱等基于政治立场对佛教进行过严厉的批判,申斥佛教的政治悖逆和社会危害。但是,很少有儒者从哲学角度批判佛教教义。可以说,从形而上学理论高度批判佛教的主观唯心主义,张载可谓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人。

张载批判了佛教“一切唯心”的宇宙观、“死生轮回”的生死观、“以人生为幻妄”的人生观、蒙昧主义的认识论。他指出,佛教“以山河大地为见病”是一种主观唯心观点；其“死生流转”说是一种灵魂不灭的迷信；其“梦幻人世”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消极人生观；所谓“智慧”实为愚昧主义,既不能“知天”和“知人”,也无助于“穷理”与“悟道”。而道家思想更为不堪,老子主张的“有生于无”和道教追求的“长生不老”,前者是虚无主义世界观,后者是荒诞的生命哲学。

张载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论传统,建构了“太虚即气”的本体论,树立了“乐且不忧”的人生观和“爱人尽仁”的道德观,高扬了“一天人、合内外”的价值理想以及“不语怪力乱神”的现实理性,由此纠正佛、道哲学的种种谬误,为认识宇宙、端正人生确立了新的哲学支点。由于张载对佛、道的批判既深且透、有破有立,因而理论贡献影响深远,受到后世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诸多哲学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他们都从张载哲学中吸取了智慧营养和思维经验。如王夫之赞扬:“横渠早年尽抉佛老之藏,识破后,更无丝毫粘染,一诚之理,壁立万仞。”［3］(P693)“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

二、系统阐释儒家典籍，为创建思想体系奠定基础

据《宋史·张载传》载,青年时代的张载受到范仲淹的点拨,由喜兵事转而熟读《中庸》,“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5］(P12723)。张载自述其钻研儒家典籍的经历时也说:“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2］(P277)“能使昼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2］(P278)可见张载经历了读《中庸》、读释老、再读六经的治学道路。

通过二三十年的儒家经典研读,他有了深入领会、丰硕心得和独到见解,从而能够在研读的基础上,通过对儒家典籍的注解和诠释以践行“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使命。据史料记述,张载对《周易》《礼记》《论语》《孟子》《诗经》《仪礼》《周礼》等儒家典籍均有诠释,形成了《易说》《礼记说》《论语说》《孟子说》《诗说》《仪礼说》《周礼说》等著作，并流传于世。张载这些专门的解经著作,南宋以后的学者统称为“诸经说”。“诸经说”既是张载对儒家经典的系统阐发,因之亦是他对“往圣绝学”自觉继承。除此之外,其代表著作《正蒙》固然是创建个人思想体系的“造道”之作,但其形式亦多是研读儒家经典的心得体会。如影响深远、思想精辟的《西铭》一文,就是他从《周易》《诗经》《中庸》《论语》《孟子》《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中摘录文句,以自己的见解和观念编撰、改写而成的浑然一体的论文。可见,张载把系统阐释儒家典籍和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紧密结合为一体,作为统一的治学过程,从而使“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自觉体现于一生的治学实践之中。

三、重建儒学思想体系，弘扬儒家的仁爱之道

全祖望《宋元学案·横渠学案序录》云:“横渠先生勇于造道。”［6］(P662)所谓“造道”就是理论创建,张载一生的主要活动就是通过“造道”重建儒学思想体系,弘扬儒家的仁爱之道。张载38岁前家居于太白山下的横渠镇研读释老之学和儒家经典,51岁时“会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谒告西归”［2］(P383)，辞官回到横渠镇讲学著书,前后经过近40年的苦读深思,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儒学思想体系。张载回忆他创建学说体系艰苦的思维过程时说:“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5］(P12724)正是通过这样艰苦卓绝的努力,张载写下了大量著作,完成了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

张载建立的哲学思想体系包括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本体论的根本观点是“太虚无形,气之本体”［2］(P7)“知太虚即气，则无无”［2］(P8)；人性论的基本纲领是人应从“气质之性”复归“天地之性”；认识论的基本思路是由“见闻之知”的层次开启进而升华到“德性之知”的境界；价值论的核心思想集中体现于“民胞物与”。其中“民胞物与”的核心价值理想,既是张载哲学思想的精华，亦是对孔孟原始儒学仁爱之道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正蒙·乾称篇》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P62)意思是说,天是我们的父亲,地是我们的母亲。藐小的我们同万物共生于天地之间。所以,充塞天地的气,形成我们的身体;统帅天地的德性,形成我们的本性。于是,万民是我们的同胞兄弟,万物是我们的同伴朋友。可见,张载通过“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方式,论证了“民胞物与”的价值理想,这是对原始儒家道德观念的哲理化重建。

众所周知,仁爱思想是原始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7］(P5385)又曰:“泛爱众。”［7］(P5337)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8］(P6029-6030)又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8］(P5808)。张载的“民胞物与”价值理想,是对孔孟“仁民爱物”道德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即把道德论命题开拓为价值论命题,将原始儒家“仁民爱物”的道德要求提升到了“民胞物与”伦理价值的新高度。

正由于“民胞物与”理想是张载继承和发展儒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西铭》面世后,受到当时和后代儒家学者的高度赞誉，亦产生了深远影响。程颢云:“《订顽》之言,极醇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9］(P37)又云:“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9］(P37)又云:“《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9］(P15)朱熹曰:“《西铭》首论天地万物与我同体之意,固极宏大。”［10］(卷49)王夫之云:“窃尝沉潜体玩而见其立义之精……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4］(P230)

张载在确立了理学“民胞物与”价值理想的同时,还提出了理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命题,建构了理学的基本框架，因此成为儒家学说的新形态——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在理学发展史上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深得后世理学家的推崇。二程把他与孟子、韩愈比肩,朱熹称赞其学为“精义入神”［11］(P1814),评价“横渠所说,多有孔孟所未说底”［11］(P1504)。历代统治者也给张载以很高的荣誉,如宋理宗封他为眉伯,“从祀孔子庙庭”［5］(P12725)；元代赵复立周敦颐祠,以张载与程、朱配祀；明清两代,张载著作一直被视为理学经典,作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书,并先后汇入御纂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由此足见,张载正是以“为往圣继绝学”的重大贡献奠定了他在理学史、儒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躬行“礼制”社会实践，探索儒学治世路径

张载极为重视儒家经典《周礼》,认为《周礼》体现了儒家的实学精神。他说:“《周礼》是的当之书。”［2］(P248)“学得《周礼》,他日有为做得些实事。”［2］(P248)他竭力进谏宋神宗“渐复三代”之礼治,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5］(P12723);尽力“以礼立教”“以礼成德”“以礼教学者”;着力进行“周礼”的社会实验。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载,张载担任云岩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严明,“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2］(P382),推行德政礼教,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风尚。他定期邀请闾里耆老,在县衙常设酒食款待,交谈中一边了解民间疾苦,一边讲述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发布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使文盲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居眉县时,他还与弟子在横渠大胆进行井田制试验,虽至逝世也未取得成果,但充分体现了礼制践履精神。通过实践,张载总结出了儒学的为政原则,如“为政者在乎足民”［2］(P47)“利于民则为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2］(P323)“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为政必以身倡之”［2］(P47)，等等。

通过批异端、释经典、弘仁道、行礼教等方面的努力,张载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既创立了关学学派,又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基础,为儒学在宋明时期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实现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宏伟理想。为此,司马光称赞他:“中年更折节,六籍事钻研。羲农及周孔,上下皆贯穿。造次循绳墨,儒行无少愆。师道久废阙,模范几无传。先生力振起,不绝尚联绵……当令洙泗风,郁郁满秦川。”［2］(P388)王夫之赞叹:“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4］(P4)张载所继的“绝学”虽仅限于以孔孟为宗的传统儒学,但其传承文化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对于激发我们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心,鼓舞我们更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进取心,坚定我们弘扬传统文化优势的自信心,仍有着恒久的启发和感召力。

参考文献

［1］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

［8］赵岐,孙奭.孟子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

［9］程颐,程颢.二程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朱熹.朱子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1］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