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年谱考补

作者：王泽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十二日癸丑

          耶稣2019年5月16日

作者简介：王泽（1996－），男，浙江诸暨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读硕士。

摘要：学界对董仲舒的生平，尤其是生卒、对策年多有争议。关于生卒年，经考证可知董仲舒生于高祖六年（前201年），约卒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关于对策年的材料颇多龃龉，取与史料矛盾最少的一说，系之于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与公孙弘同为公羊家代表人物，关系密切，在景帝、武帝时期的诸多学术、政治事件中均有交集，故附公孙弘年表。

关键词：董仲舒；公孙弘；年谱；《春秋繁露》

董仲舒是汉儒中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其交接者尽属景、武两朝精英，他的生平，可作为同时代学者相交接的坐标。理清董仲舒的生平，对于理解董仲舒学脉的嬗变及实践历程，甚至为董仲舒作品系年，有很大帮助。

论及董仲舒生平的著作为数不少[1]，对于董仲舒的生卒、对策年三事，前人已有大量讨论。此三事材料繁复，或有龃龉，学者用力于此，难有定论。董仲舒的求学、仕途，他与公孙弘等人的接触，他的作品的阶段性等问题，学界尚未给予足够关注。一些年谱类论著在涉及上述几点时，或有疏漏。故不揣冒昧，试成此谱。

所引诸家，下文引用但注人名；本文所引《春秋繁露》，用钟肇鹏校释本；前四史用中华书局旧标点本，不另注。取事多从《史记》《汉书》，轶事不录。各项事迹，分志于各年之内，附史料说明事迹，事有模糊者再加考证，若有可述者，再加按语。

高祖六年（前201年）庚子，董仲舒一岁。

董仲舒生。

材料：《汉书·匈奴传》：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

《新论·本造》：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1]24。

《汉书·董仲舒传》：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后汉书·应劭传》：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

《汉书·叙传》：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

考证：章权才认为，董仲舒在武帝即位（前140年）前已经“年至六十余”，故生于前200年之前，亲见四世为高、惠、文、景四世；周桂钿认为董仲舒在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前“年至六十余”并且六十岁后“三年不窥园”，由此推测董仲舒生于前200年至前196年，取其中数为前198年。亲见惠、文、景、武四世。并以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为例，来说明10岁以后才能“亲见世事”。

以董仲舒的退休时间也可以推测其生年。“悬车致仕”为70岁至79岁。岳庆平认为董仲舒在元朔三年（前126年）公孙弘任御史大夫后即辞官，由此知其生于前204年至前195年。周桂钿则推测董仲舒在元狩元年（前122年）、元狩二年致仕。

《匈奴传》此条上文论说和战取决于时，从“和亲之论，发于刘敬”到“孝惠、高后时”，再到“文帝中年”，则此四世，为高、惠、文、景四世，仲舒当生于高帝初年。本文认为董仲舒于元朔六年致仕，考证见“武帝元朔六年”条。由此推其生年可上至前201年，高祖时已为童，能知高、惠、文、景四世之事。

高祖七年（前200年）辛丑，董仲舒二岁。公孙弘一岁。

公孙弘生。

材料：《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元狩二年）三月戊寅，丞相弘薨。

《汉书·公孙弘传》：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年八十，终丞相位。

按：建元元年十月，武帝即位之时，公孙弘六十岁。秦汉时民间“岁初增年”“秦统一至汉初这段时期，以十月为岁首，但没有改变正月”[2]。建元元年正月后，增至六十一岁。故元狩二年三月卒，为八十岁。

吕后元年（前187年）甲寅，董仲舒十五岁，公孙弘十四岁。

董仲舒始治《春秋》；公孙弘后为薛狱吏，因罪免，海边牧豕。

材料：《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丞相公孙弘者……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

考证：《汉书·食货志》：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汉书·景十三王传》：去年十四五，事师受《易》；《史记·吴王濞传》：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汉书·高帝纪》如淳引《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从文教、军赋各角度来看，十五岁是由“童”至“少”的节点。

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壬戌，董仲舒二十三岁，公孙弘二十二岁。

董仲舒与夏无且游。

材料：《史记·刺客列传》：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史记·太史公自序》：（答壶遂问《春秋》之作）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服虔曰：“仲舒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考证：两处互见，可知董生为董仲舒。岳庆平认为，夏无且为秦医官，其生年至少在前250年左右，与董仲舒游，仲舒壮年当在文帝时期。

按：太史公引董生语，与《春秋繁露·玉杯》之义略同：“《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伍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言《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钟肇鹏指出“王道备，人事浃”乃公羊家通说。

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乙酉，董仲舒四十六岁，公孙弘四十五岁。

董仲舒治学不问世务，弟子众多；与胡毋生同为博士，著书称颂胡毋生。胡毋生归齐后，公孙弘从之受《春秋》。

材料：《史记·儒林列传》：（仲舒）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史记·儒林列传》：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弘）年四十余，学春秋杂说。

《史记·儒林列传》：胡毋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汉书·儒林列传》：（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

考证：“三年不窥园”说明董仲舒勤学不辍、不问世务。《新论》“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说明董仲舒年高而不废学。此条可以解释董仲舒早年活动史料稀少。刘汝霖指出：“弘是年已四十五岁，是其受学子都，至迟不过景帝五年，而又在子都辞博士之后，故知子都之初为博士在景帝初年也。”

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癸巳，董仲舒五十四岁，公孙弘五十三岁。

十月，献王以《孝经》问董仲舒，仲舒以五行义对之。

材料：《春秋繁露·五行对》：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王曰：“善哉！”

考证：刘汝霖将此条定于景帝中二年。刘氏认为，武帝时献王于元光五年朝，是时仲舒为江都相，不得见，故系之于景帝初年献王来朝之时。刘跃进从其说。钟肇鹏《年表》悬疑不决，景帝中二年与武帝元光五年都记了献王问董仲舒一事。

本文从刘说。江都王刘非上书请击匈奴，引起武帝忌讳，导致时任江都相董仲舒“废为中大夫”，此事在元光五年。若系献王问对于元光五年十月，假使刘非于同年十月上书，武帝旨意迅速下达，董仲舒也难以在同一月内由江都回到京师。

辕固生与黄生辩，答窦太后问。次年辕固生任清河王太傅。

材料：《史记·儒林列传》：辕固生，齐人也，以治《诗》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居顷之，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

考证：《史记·五宗世家》：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为清河王。《诸侯王年表》言景帝中二年置清河国，故置之于中二年。

按：《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即辕固生与黄生争论语。苏舆注：“此篇非董子文。”钟肇鹏注：“疑后人混入。”桂思卓认为：“《春秋繁露》对黄生和辕固生之争的两次记载，可能说明董仲舒亲眼目睹了这场论辩。”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辛丑，董仲舒六十二岁，公孙弘六十一岁。

十月，诏举贤良，公孙弘六十岁，首次参加对策。

材料：《汉书·公孙弘传》：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

辕固亦征，论公孙弘。

材料：《史记·儒林列传》：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武帝独善庄助对，擢为中大夫。

材料：《汉书·严助传》：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

《史记·东越列传》：（建元三年）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

公孙弘为博士，旋以病归。

材料：《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

丞相绾请罢贤良文学中治法家、纵横家言者。

材料：《汉书·武帝纪》：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六月，窦婴为相，田蚡为太尉，“俱好儒术”，赵绾、王臧得用。

材料：《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孝武建元元年六月，丞相绾免。丙寅，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史记·儒林列传》：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按：陈苏镇指出，《史》《汉》所载丞相卫绾、御史大夫直不疑以“过免”“病免”是“欲加之罪”，实际上出于当权者更换宰相的需要[3]215-221。建元二年窦婴、田蚡免亦然，触及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派的利益。窦太后崩，她安排在三公位置上的许昌、庄青翟也被撤下。

赵绾、王臧都曾受学于申公。而据《史记·儒林列传》，王臧曾“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王臧曾为武帝老师。

七月，征申公，议立明堂，不得用。

材料：《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

《史记·封禅书》：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

考证：《汉书·武帝纪》系此条于七月至十月之间。刘跃进、陈苏镇系之于七月，从之。

按：申公师徒改制的失败，固然有窦太后势力的阻挠；另一方面，徐复观认为，赵绾、王臧所欲实现的明堂，需要在庙制之外再创造一套建筑与仪式，本身难以实行[4]；陈苏镇提出，申公“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的态度也使武帝失去了兴趣[3]221。

董仲舒与韩婴辩。

材料：《汉书·儒林传》：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

考证：董仲舒景帝朝博士，居于京师；韩婴为文帝时博士，年长于董仲舒。系于武帝即位之初。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壬寅，董仲舒六十三岁，公孙弘六十二岁。

十月，赵绾、王臧下狱死；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

材料：《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举谪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

按：《史记·封禅书》文略同，但无“毁日至窦太后”等文字，突出了儒道之争这一学术背景。排斥儒术是窦太后打击申公师徒的主要动机。

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乙巳，董仲舒六十六岁，公孙弘六十五岁。

春，置五经博士。

材料：《汉书·武帝纪》：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置五经博士。

按：刘汝霖认为，文景时，“使诸博士共讲此书，非以诸书各立博士也”，至武帝时，“博士各掌其经，不复相乱，自是始有专责矣”。仲舒在景帝时为博士，五经皆通，因而与江公辩论时“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丙午，董仲舒六十七岁，公孙弘六十六岁。

二月，辽东高庙灾。

四月，长陵高园便殿火。董仲舒推说灾异，屮稿未上。

材料：《汉书·武帝纪》：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汉书·董仲舒传》：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屮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

《汉书·五行志》：董仲舒对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燔甚罪当重，燔简罪当轻，承天意之道也。

按：《五行志》载辽东高庙灾为六月丁酉，《武帝纪》载之于二月乙未，从《纪》。董仲舒之对，“罪在外者”，当指建元年间淮南王“愈益治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

五月，窦太后崩。

材料：《汉书·武帝纪》：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六月，复用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儒术起。

材料：《汉书·儒林传》：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丁未，董仲舒六十八岁，公孙弘六十七岁。

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

材料：《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二月，董仲舒与鲍敞论阴阳。

材料：《西京杂记》：元光元年七月，京师雨雹。鲍敞问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气而生之？[5]

《古文苑》：元光元年七月，京师雨雹[6]。

考证：《古文苑》名之为《雨雹对》。周天游注《西京杂记》，系之于七月，言《古文苑》系之于二月；刘汝霖引《西京杂记》，反系之于二月。不知两者所据何本。钟肇鹏亦系之于七月。笔者所见四部丛刊影宋本《古文苑》、影明本《西京杂记》皆系之于七月。

惟思仲舒五月对策，策文中亦有“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盩而妖孽生”之语，与《雨雹对》意略同，《雨雹对》当成之于前。且“对即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不合七月仍滞留京师。故从二月说。

按：《雨雹对》中言：“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从阴阳关系的角度说明政治与气象的关系，和《春秋繁露·王道》中的“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接近。此两篇成书时间或相近。

五月，董仲舒对策。

材料：《汉书·董仲舒传》：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对即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

考证：天人三策上于何时，聚讼垂千年不休。以各家说法产生时间排序，有建元元年说[2]，元光元年五月说[3]，元光元年二月说[4]，建元五年说[5]，元朔五年说[6]，建元元年、元光元年两对策说[7]，元光五年说[8]等。

从策文文意来看，第二策发于前，第一策、第三策发于后。桂思卓提出：“审慎的推论似乎是，董仲舒参加了公元前140年和公元前134年的两场策问，而他在这两场策问中的议论则同时成了《汉书》卷五十六所保存之资料的来源。”而第二策武帝所问“亲耕藉田”“阴阳错缪”，仲舒答“夜郎、康居”三处，与建元元年说冲突。本文仅能取与史料矛盾最少的一说，将三策系之于元光元年。以下对前人未深入讨论的材料略作说明。

亲耕籍田事。《史记·孝文本纪》文帝二年正月诏：“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书·文帝纪》：“（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文帝十二年举贤诏后，又有亲耕诏：“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系于十三年春二月。《封禅书》又有文帝十三年增设诸神祠之诏。《史记·孝景本纪》有“（景帝后二年）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汉书·景帝纪》同年载夏四月诏“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

武帝即位初亲耕，仅见于天人三策。征和四年亲耕山东钜定，《汉书·武帝纪》载：“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

本文推测，亲耕活动一方面与“岁不登”有着直接、明晰的联系；另一方面与祭祀活动、人才选拔有着潜在的联系。《春秋繁露·立元神》立“三本说”：“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皇帝躬耕是奉地本，与郊祀致敬之奉天本，修孝悌敬让之奉人本并列。那么，根据《汉书·武帝纪》“（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记载，能否做出推测：武帝首次亲耕，很可能是在建元年间这场大饥荒之后？反之，由公孙弘首次对策年龄可知，建元元年对策在武帝即位之冬。而亲耕籍田往往在正月到四月，建元元年对策不可能讨论亲耕籍田。

按：其余材料，前人讨论极多，不赘述。天人三策起于何时，实质是尊儒的发生时间与主要发起者的问题，即“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究竟起于武帝即位时还是即位后一段时间，是否由董仲舒率先提出的问题。

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戊申，董仲舒六十九岁，公孙弘六十八岁。

八月，董仲舒在江都相任内，作《止雨》篇。

材料：《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董仲舒告内史中尉：阴雨太久，恐伤五谷，趣止雨。

考证：苏舆认为此二十一年为武帝二十一年，并说：“武帝二十一年，从建元元年起数之，则元狩四年。时仲舒免归家居。元鼎以前纪元并追称，故此不列年号耳。”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景帝前四年）初置江都。六月乙亥，汝南王非为江都王元年。是为易王。”《武帝纪》：“元朔元年，江都易王薨。”“（元狩二年）江都王建有罪，自杀。”《年表》：“（元狩二年）反，自杀，国除为广陵郡。”

可见，元朔元年易王刘非薨，元狩二年江都王建反，国除为广陵郡，元狩四年何来江都国？此处的“二十一年”是江都易王二十一年，为元光二年[9]。

按：《续汉书·礼仪志·请雨条》刘昭注：“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损阳益阴。愿大王无收广陵女子为人祝者一月租，赐诸巫者。诸巫毋大小皆相聚于郭门，为小坛，以脯酒祭。女独择宽大便处移市，市使无内丈夫，丈夫无得相从饮食。令吏妻各往视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此事可系于此年。钟肇鹏认为，仲舒奏江都王之文，为本传所谓“上疏条教”之类，非《求雨》篇脱文。

董仲舒与江都王相善，答“越大夫不得为仁”。

材料：《汉书·董仲舒传》：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句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语略同）

考证：凌曙、苏舆、钟肇鹏等人注本，题目皆作“胶西王”，但注“合作江都王”，从注。以“久之，王问”，系于次年。

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己酉，董仲舒七十岁，公孙弘六十九岁。

主父偃见卫青，久不得用。

材料：《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

《汉书·主父偃传》：元光元年，乃西入关见卫将军。

考证：《汉书》当脱“中”字，从《史记》，暂系之于元光三年。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辛亥，董仲舒七十二岁，公孙弘七十一岁。

十月，河间献王献乐，答问于武帝。

材料：《汉书·景十三王传》：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汉书·武帝纪》：五年春正月，河间王德薨。

考证：诸侯皆以十月朝贺，春正月献王薨，故系献王来朝于十月。献王早逝，《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汉名臣奏》谓武帝有忌于献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夏，发巴蜀治南夷道。

材料：《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

公孙弘对策，武帝擢其为第一，拜为博士。谏上无用事西南夷。

材料：《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江都王刘非请击匈奴，武帝忌之，国相董仲舒废为中大夫。

材料：《史记·五宗世家》：（刘非）以军功赐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汉为贼，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桀，骄奢甚。

公孙弘、董仲舒赞献王所献乐。

材料：《汉书·礼乐志》：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习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

《汉书·礼乐志》：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

考证：钟肇鹏系此事于元光五年十月，献王来朝之际。此时董仲舒尚在江都，公孙弘亦尚未以对策为博士。《汉书·礼乐志》既云：“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则公孙弘、董仲舒未必同时在此年赞献王之乐。暂系于此。

董仲舒以《春秋》授吾丘寿王。

材料：《汉书·吾丘寿王传》：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

按：董仲舒为中大夫，当在主父偃窃书前，故系于此。

公孙弘迁左内史，与汲黯有隙。

材料：《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上大悦之，二岁中，至左内史。

《汉书·公孙弘传》：一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

《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元光五年）博士公孙弘为左内史，四年迁。

《汉书·汲黯传》：上方乡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公孙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之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罔，以自为功。

考证：从《汉》表，系之于元光五年年末。公孙弘此年迁左内史，然后服丧三年，元朔二年再迁御史大夫。

按：汲黯与公孙弘、张汤有隙，固然因为汲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而汲黯“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黄老与儒、法之间的斗争，在此体现。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壬子，董仲舒七十三岁，公孙弘七十二岁。

董仲舒居舍，著《灾异之记》，参阅建元六年书稿。

材料：《史记·儒林列传》：（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

考证：《史记》此处下文云：“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辽东高庙、高园便殿灾在建元六年，是时主父偃尚未发迹。故《汉书》本传此处为“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屮稿未上”，如此方通。董仲舒元光六年在京师，写作《灾异之记》，如非参阅建元六年书稿，主父偃安能见此六年前之旧稿？

主父偃上书，高升，数献策于武帝。

材料：《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偃）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上又从其计。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

考证：据《孝武本纪》，尊卫后在元朔元年春，故系主父偃发迹于前一年。燕王定国事，史料有出入：据《史》表，燕王定国在位二十四年，身死于元朔元年；《史》传同。《汉》表同《史》表；而《汉》传又言其元朔中自杀，在位四十二年。《汉》传与其他三处不同。

主父偃窃稿，董仲舒下狱，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

材料：《史记·儒林列传》：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汉书·刘向传》：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

按：武帝此举，意在立威，以灾异论为不可取。故“当死，诏赦之”，仲舒亦知其意，“不敢复言灾异”。以该年为限，可推断董仲舒著作的形成时间。

公孙弘服后母丧。

材料：《汉书·公孙弘传》：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

按：此处从《汉书》说。《史记》本传置“服丧三年”于“二岁中，至左内史”之前，如此，元朔二年丧服未满，而史载公孙弘已迁御史大夫。

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癸丑，董仲舒七十四岁，公孙弘七十三岁。

十一月，武帝再下求贤诏。

按：见于《汉书·武帝纪》，文繁不录。诏中提出“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学者认为董仲舒对策于元朔五年，就引用了这条材料，认为第二策中“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同元朔元年诏“阖郡而不荐一人”描述的是同一事件[7]。某个郡国没有察举孝廉，并非极罕见之事，不能以此断定第二策上于元朔元年之后。董仲舒对策引五年前一件小事立论的可能性也不大。

十二月，董仲舒故主江都易王刘非薨。

材料：《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十二月，江都王非薨。

三月，卫后立，主父偃有功。

按：《汉书·主父偃传》言，卫后之立，主父偃有功焉。元光五年七月乙巳陈皇后以巫蛊废，张汤是时为侍御史。陈皇后之废，外家窦氏衰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甲寅，董仲舒七十五岁，公孙弘七十四岁。

江都王建立，淫虐残杀，无人匡正。

按：事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有学者认为董仲舒于此年再相江都。考证见“元朔五年条”。

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乙卯，董仲舒七十六岁，公孙弘七十五岁。

公孙弘代张欧为御史大夫；张汤由中大夫迁廷尉。

材料：《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元朔三年）左内史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二年迁。……中大夫张汤为廷尉，五年迁。

主父偃说武帝筑朔方，下公卿议，公孙弘与朱买臣辩。

材料：《汉书·公孙弘传》：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疲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上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汉书·主父偃传》：偃盛言朔方地肥饶，……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尝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朱买臣难诎弘，遂置朔方，本偃计也。

按：据《武帝纪》，元朔元年秋，东置苍海郡，元朔三年春，罢苍海郡，元朔三年秋，罢西南夷，城朔方。《地理志》：元朔二年开朔方郡。《公孙弘传》已言（弘）“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因此将这场辩论系于元朔三年初。辩论后，“罢苍海郡”“城朔方”。《地理志》言元朔二年开朔方郡，为元朔二年春置郡，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之事。

公孙弘说武帝诛主父偃。

材料：《汉书·主父偃传》：及齐王以自杀闻，上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偃服受诸侯之金，实不劫齐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争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偃。

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丁巳，董仲舒七十八岁，公孙弘七十七岁。

十一月，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为相，封侯。

材料：《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十一月乙丑，丞相泽免。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

董仲舒与瑕丘江公辩，公孙弘为相，辑其议论，用董仲舒议。

材料：《汉书·儒林传》：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

董仲舒上《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公孙弘使之相胶西。

材料：《汉书·董仲舒传》：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考证：《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抬头为“江都相董仲舒”，说“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质，擢升三公。……郡国翕然望风，更思改新。”可知此书上于公孙弘初为相时。抬头自称“江都相董仲舒”，应当是以自身所担任的最高职位自称，取孔子“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之意。钟肇鹏、周桂钿认为董仲舒在元朔二年，江都王建时再任江都相，以附会《诣丞相书》中“江都相”的抬头。愚以为董仲舒没有再次出任江都相。原因有二：其一，《景十三王传》载，易王丧时，建与父姬、女弟奸，淫虐残杀。仲舒若为相，必力图匡正；其二，《诣丞相书》是仲舒转任胶西的契机，此书上于公孙弘为丞相、董仲舒尚未任胶西相之时，当为元朔五年无疑，若此前仲舒江都为相，何时何地与瑕丘江公辩？

公孙弘与吾丘寿王辩，寿王承仲舒师说，弘诎。

材料：《汉书·吾丘寿王传》：后（寿王）征入为光禄大夫侍中。丞相公孙弘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

按：吾丘寿王所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乃承董仲舒师说。

六月，公孙弘请置博士弟子员，学者益广。

材料：《汉书·武帝纪》《史记·儒林列传》。

雷被至长安，告淮南王阴事，罚以削地。

材料：《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戊午，董仲舒七十九岁，公孙弘七十八岁。

淮南王庶孙刘建上书告，审食其之孙求淮南阴事构之于弘。公孙弘深探淮南狱。

材料：《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

董仲舒与胶西王相善，仲舒为胶西王拟议淮南书，不久辞官。

材料：《史记·儒林列传》：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有司请逮捕衡山王，武帝下其议，胶西王端引《春秋》之义论之。

《汉书·叙传》：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

考证：钱穆认为，“胶西之议出于其相董仲舒。仲舒固深疾汉廷兄弟亲戚骨肉之骄扬奢僭，而主为忍而诛者”[8]。今从之。元朔六年后，武帝使吕步舒穷治淮南事，仲舒一惧武帝，二惧胶西王，当于此前后辞官。合于“悬车致仕”之数。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己未，董仲舒八十岁，公孙弘七十九岁。

十一月，淮南衡山事发，吕步舒大治狱。

材料：《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

《汉书·五行志》：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

按：武帝对诸侯王的态度复杂。武帝有削夺诸侯王权力的需要，尤其针对河间王德、淮南王安等有名望的诸侯王；考虑到舆论的态度，这种需要又不能过度表现出来，如齐王次昌事。

公孙弘以大臣奉职不称致使诸侯畔逆为由，上书请辞以避祸，不许。

材料：《汉书·公孙弘传》：后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大臣奉职不称也。

董仲舒居家著书，张汤问事。

材料：《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春秋繁露·郊事对》：廷尉臣汤昧死言：臣汤承制，以郊事问故胶西相董仲舒。

按：张汤自元朔三年至元狩三年为廷尉，董仲舒元朔六年居家著书。系于淮南狱次年。

四月，戾太子刘据立。太子少壮，学《公羊》家说，私淑《谷梁》。

材料：《汉书·武五子传》：元狩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矣。……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

《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

按：戾太子初学《公羊》，当在元鼎中。武昭宣之际《公》《谷》之争，始于两家对戾太子的“争夺”[10]。戾太子“守文”倾向的形成，受到了窦太后选定的石氏家族的影响，也有瑕丘江公为代表的儒家的影响，“守文”是黄老政治遗风和儒家思想兴起的混合物[9]。

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庚申，董仲舒八十一岁，公孙弘八十岁，卒。

三月，公孙弘薨；李蔡代相，张汤代李蔡为御史大夫。

材料：《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元朔三年）中大夫张汤为廷尉，五年迁。……（元狩二年）三月戊寅，丞相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为丞相。……（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

考证：《百官表》言张汤元狩三年为御史大夫，与“五年迁”不合，御史大夫之职空缺一年。张汤为御史大夫为三月壬辰，李蔡代相为同一日，难以巧合解释。本传叙张汤升迁于江都狱之后，按《诸侯王表》江都事发于元狩二年，故系张汤升迁于次年，不从《百官表》。

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辛酉，董仲舒八十二岁。

秋，武帝用董仲舒议，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

材料：《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

《汉书·武帝纪》：（元狩三年秋），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

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壬戌，董仲舒八十三岁。

行盐铁官营。

材料：《汉书·武帝纪》：（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初算缗钱。

《汉书·食货志》：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

考证：《食货志》前文言“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东郭咸阳、孔仅领盐铁事当在元狩四年徙关东贫民后。

董仲舒建议，“盐铁皆归于民”。

材料：《汉书·食货志》：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甲子，董仲舒八十五岁。

六月，董仲舒弟子褚大循行天下。

材料：《汉书·武帝纪》：诏曰：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农伤而末众，又禁兼并之涂，故改币以约之。……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

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乙丑，董仲舒八十六岁。

六月，吾丘寿王说汉鼎。

材料：《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六月中，河东汾阴得宝鼎。

《汉书·吾丘寿王传》：及汾阴得宝鼎，武帝嘉之，荐见宗庙，臧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曰：“陛下得周鼎。”寿王独曰非周鼎。

按：寿王所言“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汉自高祖继周”“昔秦始皇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等语，以鼎出为祥瑞，与董仲舒黜秦、以汉继周的观点相合。

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乙丑，董仲舒八十七岁。

十一月，张汤自杀。

材料：《汉书·武帝纪》：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

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丁卯，董仲舒八十八岁，卒。

董仲舒年老，以寿终于家。

材料：《汉书·食货志》：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汉书·武帝纪》：（元鼎三年）夏四月，雨雹，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

《汉书·匈奴传》：（仲舒）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

《汉书·武帝纪》：（元封四年）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说之。

《汉书·匈奴传》：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

考证：董仲舒卒年争议颇多。苏舆认为，“仲舒著书，皆未改正朔以前事，则其卒于太初前可知”；武帝朝“人相食”见于建元三年与元鼎三年，施之勉、李威熊据“人相食”认为董仲舒死于元鼎三年以前；周桂钿则认为《匈奴传》中董仲舒议论是根据现实政治而发，由此将董仲舒的卒年推迟到元封四年。

然而，《匈奴传》引董生之言，是承文帝对匈奴的政策改变而来，指责董氏“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厚利、盟约、质子，是董仲舒对外政策的一贯态度，并非因杨信事而发。本文从元鼎三年说。

参考文献：

[1]桓谭.新辑本桓谭新论[M].朱谦之,校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2.

[2]张荣强.从“岁尽增年”到“岁初增年”——中国中古官方计龄方式的演变[J].历史研究,2015(2):51-67.

[3]陈苏镇.《春秋》与汉道[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2[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7.

[5]葛洪.西京杂记[M].周天游,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243.

[6]佚名.古文苑[M].章樵,注.四部丛刊影宋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333.

[7]苏诚鉴.董仲舒对策在元朔五年议[J].中国史研究,1984(3):87-92.

[8]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81.

[9]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120-123.

注释：

[1]专著类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15年版）中的《董子年表》；韦政通《董仲舒》（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中的《董仲舒年表》；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的《董仲舒年谱考略》；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的《董仲舒年谱及生卒考》等。论文类有：施之勉《董子年表订误》（《东方杂志》1945年第41期）；章权才《董仲舒生卒年考》（《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2期）；岳庆平《董仲舒生年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冯树勋《董仲舒生卒年与对策考》（《书目季刊》2008年第3期）等。此外，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威熊的《董仲舒与西汉学术》（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刘跃进的《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桂思卓的《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鲁惟一的《董仲舒儒家遗产与〈春秋繁露〉》（香港中华书局2017年版）等书，对董仲舒生平事迹也有论及。

[2]司马光《通鉴考异》首倡，沈钦韩《汉书疏证》，沈家本《诸史琐言》，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等皆从之。这一说依据《史记》文本，主要论据有：董仲舒对策应在元光元年十一月举孝廉之前，在建元六年灾之前，“史公学于董生，记事必确”等。

[3]洪迈《容斋随笔》根据第二策“亲耕藉田”“黎民未济”等立论，认为即位初不能有如此之辞。王先谦《汉书补注》又提出第二策中的“夜郎、康居”反驳建元元年说，王氏认为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今人多持此说。

[4]王益之《西汉年纪》首倡，王氏举出第一策“七十余年”反驳建元元年说，对于司马光提出的“对策应在元光元年十一月举孝廉之前”，王氏认为时间矛盾是由于改历后史官追改。举孝廉之十一月，实为当时之八月；对策之五月，实为当时二月。此说支持者寥寥。

[5]齐召南《汉书考证》首倡，认为“建元五年始置五经博士，即传所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传所谓州郡举茂才孝廉也。”

[6]苏诚鉴的《董仲舒对策在元朔五年议》（《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持此说，主要依据是第二策中的“夜郎、康居”，苏氏认为，康居之通，至早为元朔三年张骞通西域归。王葆玹的《天人三策与西汉中叶的官方学术——再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问题》（《哲学研究》1990年第6期）附此说。

[7]岳庆平的《董仲舒对策年代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陈苏镇的《董仲舒对策年代考》（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桂思卓的《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持此说。

[8]刘国民的《董仲舒对策之年辨兼考公孙弘对策之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此说根据《史记》《汉书》互有冲突的材料否定占主流的建元、元光元年说；论据方面，作者认为先有元光五年武帝征召，后有董仲舒以“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策二）评论元光五年的征召，并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策二），再发生了元朔元年诏“阖郡而不荐一人”（《汉书·武帝纪》）的情况。此说的问题是：忽视了策文以外其他材料，不能解释《春秋繁露·止雨》的“二十一年”等元光元年至元光五年董仲舒的活动。

[9]《春秋繁露·止雨》所载年月日系于何时，仍有武帝建元六年、元光元年等意见，陈侃理《〈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八月朔日考》（《史原》复刊第4期，2013年，第257-261页）主张系于元光元年，可参。

[10]参见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辛德勇认为，戾太子对《谷梁》的喜好，是因为《谷梁》对隐公和桓公的身份地位的解释更加契合戾太子自身的政治处境。《公羊》认为“桓幼而贵，隐长而卑”，主幼弟之立；《谷梁》则认为隐、桓俱非嫡子，宜从长幼之序。在卫后失宠的情况下，戾太子身为长子，更偏好《谷梁》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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