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构建儒家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刍议

作者：姚中秋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发表于《学海》2019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二十一日辛酉

         耶稣2019年5月26日

摘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可有多途，其中之一是构建儒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儒家哲学、儒家伦理学、儒家教育学、儒家政治学、儒家经济学、儒家法理学、儒家社会学、儒家民族学、儒家心理学、儒家国际关系学等等。此为儒学当代发展之内在需要，亦为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之内在需要，而儒学恰有此能力，若能成其功，则对人类探索更为普遍、更具解释力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有重要助益。

关键词：儒学，儒家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可有多途，其中之一是构建儒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儒家哲学、儒家伦理学、儒家教育学、儒家政治学、儒家经济学、儒家法理学、儒家社会学、儒家民族学、儒家心理学、儒家国际关系学等等。此为儒学当代发展之内在需要，亦为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之内在需要，而儒学恰有此能力，若能成其功，则对人类探索更为普遍、更具解释力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有重要助益。以下拟从此四方面，略作讨论。

一、儒学有深厚的人文社会知识传统

据孔子删定之《尚书》，中国文明凝定于尧舜禹时代，摆脱巫术，屈伸而敬天，其教化不以崇拜神灵为中心，而为人伦之教、礼乐之教，用西人之语，可谓之理性的人文之教。由此则有文书积累，后人习之则为“学”，也即教育。三代之时，学在官府，意谓学在君子之府中。随着时间推移而有专业分工，渐有人专心于学，为“学者”之雏形，《左传》、《国语》对此有所记录。

孔子是中国人文知识体系之奠基者。孔子不在官府，于礼崩乐坏之际，以布衣身份，搜罗先代文献，删述而成六经，深思之、明辨之；孔子又以之教养弟子，传授其学。孔子的基本身份是“学者”，创立了专业学术，故后世尊孔子谓“先师”。由于孔子兴学，“士人”含义发生根本变化：此前系在君子之府中承担具体事务者，此后则指读书、学文以成人者。

孔子建立学术，已涵盖后世所有人文与社会知识各领域，且已有一定专业分化：首先，六经各有侧重，如太史公说：“六经各有其用：《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易》学含有今日所谓哲学，礼学含有今日法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尚书》学含有今日政治学，《诗》学含有今日博物学、人文地理学等，乐学含有今日音乐舞蹈学，《春秋》学含有史学、政治学等。其次，弟子禀赋不同，孔子因材施教，故有四科之别：“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言语科含有今日国际关系学，政事含有今日行政管理学等等。

可见，孔子奠定中国人文知识之基本范式：提供核心文本，即六经；提供学科框架，此后人文社会知识生产多在经学中展开；提供运思之前设概念、基本话语、核心命题、思考方式等；兴办学术传承制度，即教育；由此种种，创造士人学术共同体。

孔子之后，诸子百家兴起，其所以成一家之言者，或以其道，亦以其术，其中可见知识专业化分工现象：由法家、名家而有刑名之学，在今日法学范围内；兵家发展出今日之战略学、军事学，纵横家发展出今日之国际关系学。然各家之中，仍以儒家最为特别：儒家传承六经，六经无所不包，故其学术最为广大而有涵摄能力。其他各家如法家，专业深挖某一方面，但偏而不全，最终，其学为儒家所吸收，纳入经学为本的整全体系中。

百家争鸣，终归于汉武帝之表章六经、推明孔氏，立五经博士，兴太学，以六经教育青年；建立察举制，遴选学而优者进入政府，故“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而有“士人政府”。由此，孔子始创之儒家人文与社会知识体系得以挺立、扩展、成熟，且得以见之实行。

这套人文知识体系以经学为本。六经广大而精微，涵盖人生成长与人群秩序构建、维护之一切领域，且有丰富阐释空间。学者以自身问题意识阐明经义，“温故而知新”，可得新知识，据此形成解决时代问题之方案。故每代知识体系之变动皆由经学驱动：经学显明了道，其他所有专业化学科必由之而行，汉唐宋明，无不如此。

这套人文知识体系以史学为渊薮。中国以外各大文明以信仰人格神为中心，其神以言对人颁布律令，约束人、塑造秩序，三大一神教均有发达的教法学，此为其人文社会科学之渊薮。中国人敬天，天不言，故无此类律法，乃于前人之行中探寻生命成长与人群治理之道，故自古以来，史学最为发达，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多在史学之中；即便专业化知识亦常以史学形态表达，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地理学等均见之于史学。

随着知识发展，儒家人文知识体系自然分化孳生，而形成多个专业化程度较高之学科，今日所谓人文学科固不用说，略需一说者乃今日所谓社会科学者，举其中三大学科：

政治学：士人以修齐治平为要务，故诸学科中政治学最为发达，可能也正因其太过发达，以至没有专业政治学，而弥漫于经学之中，既有推明治道者，又有精研典章制度者；融汇于史学之中，史以资治，其中所记人事制度无不有政治学意蕴。同时，诸史皆有志书，记历代典章制度之演变，唐以后则有专门的典章制度之学。

法学：宽泛地理解，礼即西人所谓法，其覆盖生活所有领域，无所不包，故在中国，法学最早呈现为“礼学”，别附“刑学”。三代君子之知识体系中，以礼学最为重要。由周公制礼作乐，可知其通于礼学。孔子删述六经，亦精通礼学，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即礼学。由典籍所记可推测，由子夏之礼学衍生出法家之学，同时有刑名之学。汉武帝独尊六经之后，刑名学与经学会通：经学家以经义解释律条，反过来以律条注解六经，由此形成“律学”，汉晋两代，名家辈出。唐宋选举制度中有律学科目。至于今人所谓公法，则多在典章制度之学中。

经济学：《尚书•舜典》记帝舜建立中国第一政府，首以禹作司空，平水土；次以弃后稷，播种百谷；大禹则谓“德为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政府职能覆盖经济、财政诸领域，则君子不能不思考之。孔子论政，多言及财税；《管子》发展出关于财政赋税、市场管制、价格涨落的原理性命题；《史记》有《平准书》，历述国家货币财政政策之演变；又有《货殖列传》，详记工商业发展历史及其原理；随着士人主政，经济学术日益发达，故汉书始立《食货志》，为历代正史沿用，其中有经济发展理论、财政学、货币金融学、福利理论等；至于历代名儒大臣奏疏、著述中，对经济问题论述甚多，多为政策讨论，间有制度设想和理论思考。

总结以上，孔子始创、两千年来儒家士人群体丰富发展了一套完整的人文与社会知识体系，其有如下品质：

第一，完整连贯。自孔子以来，中国逐渐发育成熟其完整的人文与社会知识体系，自成一内在连贯的体系。今日人文与社会科学各学科所涉内容完全具备，且多有西学体系中所无者，足以矫正西学之偏失。

第二，纯乎人文。六经不同于中国以西各文明的经典，盖其文明以信仰人格神为中心，故其经典多为神典，其经学即神学。中国经学则纯为人文的，以清明理性全面探讨人世生活之方方面面，如此人文的知识体系，西人要到十七八世纪后才逐渐构建。

第三，实践倾向。古希腊哲学以辩证法探寻本体，神学试图猜测神意，其重思辨以求所谓真理，故崇尚言辞，学者多致力于以严密的言辞构建理论，看起来较为专业、体系。儒家则纯然关注人生，以人观人，故有强烈实践品质，如孔子反复告诫者，“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崇尚行动，故《中庸》谓“言顾行，行顾言”，凡有所思、所言，均以可行相约束，且自己先行。今人所谓儒家人文知识之体系性、逻辑性不强，原因在此。然而，人生本非纯然体系的，儒家这套知识体系人人可行，《中庸》所谓“道不远人”，因而十分有效。

第四，富有成效。儒家人文知识体系持续发展繁衍两千多年，士人以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得以维系大一统于不坠，且规模持续扩大，几乎在历史上任一时期，均为规模最大之文明政治共同体，此即儒家人文知识体系富有成效之最有力证据。

常有人笼统谈论人类各大文明的轴心突破，把孔子与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相提并论，但就其性质而言，儒家不是哲学，亦非神教，因此，儒家有其人文社会知识体系，其他文明则未发展出来，或者即便有，也不完整。因为，古希腊哲学或西方神教均以存在人间世与神国这两个世界为预设，其所求者是超出人间世，升入神国，则其用心不在今世人间，经常是禁欲的，厌恶生命，极力摆脱人伦，当然难有完整的人文与社会知识体系。比如，柏拉图体系中没有伦理学，神教也不可能有；神教传统中也缺乏政治学、经济学。西方之有完整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要到启蒙之后。

儒家则不然，中国文明成型于敬天，天非有其独立之体的人格神，如孔子所说，所谓天者，“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四时周而复始，万物生生不已，此即是天，人亦在其中，天不在人之外。故世界只有一个，人在其中生生不已，则人生、人伦、人际秩序是人可以、且值得思考之全部，人的理智之全部责任是全面体会人、研究人，则必定生发出覆盖人生、人伦之全部的人文与社会知识。

在中国文化中，惟儒家发展出完整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盖儒家以外的诸子均只得人生、人群之一偏，故其理论体系均有诸多严重空白，以至于失衡，如孟子所说，杨朱无君，墨氏无父，道家绝去礼学，法家否定教化，其在某些领域各有所贡献，然均不足以构造自洽完备的知识体系。至于中古以来兴起的佛教，心在方外，自然不可能用力于人文。

可见，人类迄今所构建之相对完整的人文社会知识体系，仅有两套：孔子以来儒家士人群体所构建与发展者，近世西人所构建和发展者。其他时代、文明的人文知识体系均不完整，难成体系。准此，今日若对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不满，唯一出路是进入儒家人文社会知识体系。且以时间衡量，儒家人文知识体系行之更为久远，则其必有可取之处。

二、人文社会科学需走向儒学化

明朝晚期，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一些西学；十九世纪中期，欧美列强进入中国，西学更多进入中国，尤其是其国际关系理论；甲午战争之后，较大数量的士人承认西学在很多方面优于中学，乃决意全面变革学校、学术，废科举，改书院、私塾为新式学校，大量派遣留学生。由此，经学建制瓦解，以经学为本的人文知识体系丧失建制支撑；其倒未死亡，而是迅速边缘化，西学得以建制化：大学、研究机构等建制化学术组织全盘移植、教授、研究欧美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尽管最初曾以日本为中介，尽管中间有过大规模移植苏联的插曲。人文知识全盘欧美化，四千年来思想学术之变，莫大于此。

西学有其明显优长之处，即言辞体系发达，专业分工细密，深耕细作；力求分解人事至其“单子”，或可见人事精微之处；以此“单子”，用清晰概念和严密推理重构世界，或可在最极端处揭示人生、人群情态。故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中国，确实增进了中国人对人、对秩序的认知，其中有儒家所未能触及，或即便触及，角度亦有不同者。

尤其是，近世中国进入西人所驱动的现代世界，此中观念、制度本多发源于西方；借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国人迅速理解此世界之构造和运作机理，知道在其中如何行为，最初容或步履蹒跚，经过摸索，逐渐熟悉，在其中取得颇大成功，最典型者，中国经济今日在全球已举足轻重。若教育学术建制未能广泛传播这套知识体系，则中国人在西人所主导的世界中恐怕未必能有所成，纵观世界，现代转型失败的例证甚伙。

尽管如此，对中国这样一个本有源远流长之人文社科知识体系的古老文明大国而言，全盘移植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亦造成严重问题：知识与人生、秩序之紧张甚至对立。

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其所研究之事实不是在人之外的物理事实，而是人所塑造并在其中的“主观事实”，事实见于行为，行为出自人心，人心受熏染于人文环境，人文环境由人的观念塑造，人文知识则浸润默化人群之共同观念。故人是人文的存在，学者既是研究者也是行动者、影响行动者；自己之外的人既是研究对象，又是自己的兄弟、同胞。学者固可出乎其外，然又必定身在其内，其认识、研究活动不是纯外在的观察、解剖，而必以体会为本；其所得知识又可能变成观念、制度作用于人。

由此而有研究者与其所研究之人、知识与人生之间的关系“顺”或不顺的问题。圣贤之道顺乎人心，故能以人文化成天下。儒家之学顺乎人心，故历代儒者可持续得到新知识，又改善人生、人群。近世学者则不然：其全盘接受西学，而民众生活依其惯例仍为传统的，仍在中国固有人文知识所塑造之观念与制度中，比如重孝悌、以家为中心。于是，学院知识与民众生活各在其轨，形同油、水，甚至形成对立，知识逆乎人心，现代中国之社会失序根源正在于此。教育建制以西学培养之精英，与普通民众的观念扞格不入，社会各维度乃有广泛而深刻的断裂、冲突，精英发动的各种文化运动、社会政治运动多以改造民众观念、打破固有制度为主要诉求，固然冲击了人生、人群，但未必使之更好，反而可能进入失序状态。

事实上，不仅在民众生活层面，在社会上层架构，学院知识与政治也处在分离甚至对立状态。为求富强，几代仁人志士以外来政治观念发动文化社会政治运动，然其中有成有败，略加观察即可发现，所有这些运动均遭遇严重挫折，盖其与中国人的人情习俗相悖，而最终之成败则取决于精英于遭遇挫折之后的抉择：或放弃对外来观念的迷信，转而走上中国化之路，也即顺乎民众之心者，最终得以成功；而凡拒不做此转向者，无不失败。

就学术自身生态考察，移植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显然缺乏自生能力。中国全盘引进西学已过百年，略作盘点即可发现，中国学者几无任何内生创新可贡献于此体系。这或许并不奇怪，系加分析，西学实有两层：表面的成文的技术性知识，深层的不成文的背景性知识，前者可移植，后者难移植，惟可以生命体会之，此显然为中国学者所无以做到者，故其研究西学，或可登其堂，终难入其室。由于知识的自生能力匮乏，中国学者只能一波又一波地紧跟外部世界而移植其最新知识，邯郸学步，终至于附庸化，丧失知识生产、再生产的主体身份。

其结果，操持这套学术的学者虽为中国人，却无法内在于中国，与民众相隔，因而无法准确地理解中国，对中国过去百年、几十年发生的重大变化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对未来的预测也一次又一次落空。知识的功能恐怕就是理解、解释和预测，中国学者依凭其所移植的知识无法做到这些，则此一知识体系及此知识共同体就是无效的、失败的。

因此，近些年来，各学科有越来越多的不满声音发出。此不满已不限于西方，即便在西方，学界、公众亦有不满之情。今日西方各国乃至全球普遍陷入贫富日趋分化、神教冲突日益激烈、原有世界体系崩解等广泛而严重的困境中，其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却束手无策。尤其是在二战以来一直身居全球知识生产中心之美国，人文社科各学科范式似已普遍失败，面对本国内部秩序与世界格局之大变，学者普遍失语。中心如此，处在知识世界边缘之各国之窘状可想而言。中国学界近些年来的窘迫亦与此有关：美国似乎已无值得移植的东西了。

但也许，中国可以走出困境。中国学者是幸运的，因有现成的丰厚知识资源可用，此即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人文社会知识体系，其虽遭猛烈冲击尘封百年而未死，完全有复兴且张大之可能。这需要中国学者回转其眼光，认真对待儒家所积累之人文与社会知识传统，并与时偕行，作创造性发展。

为此，首当“正心”，打破普遍存在的对于西方人文与社会社会科学体系之现代迷信、普世迷信。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常被称为现代的，并被视为构建和维护现代秩序所必须者。然而，西人所谓“现代”，在其文明演进脉络中实有特殊所指：相对于中世纪之神教支配，人文、理性即为现代。据此标准，不说尧舜禹时代敬天而屈神，至少自孔子、秦汉以来的中国之教、学，即为人文的、理性的，即是现代的；至少中国学者完全有理由肯定，人类起码有两套现代的人文与社会知识体系，儒家的和现代西方的；且儒家一直是现代的，西方只在近世才是现代的。由此可以解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过去一百多年来，在非西方国家中，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儒家文化圈诸国之现代化取得成功。

故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不是普遍的而是地方性知识，至少不是唯一普遍的。其大体扎根于古希腊哲学和希伯来一神教土壤，两者均以世界的两分为本，而这构成西方知识之基本框架。毋论其他文明如何看待，至少此知识体系难以普遍于敬天的中国人，对中国人而言是地方性的。

中国是西方无可避开的“他者”，由于其体量，由于其历史悠久，由于其卓越的文明绩效，恐怕也是最为重要的他者。正是中国人之敬天，正是儒家据此发展、积累的人文的、理性的知识体系，让西方无从宣称其为唯一的现代。任何人，只要了解历史、面对现实，就会走出对西方的现代迷信，认真对待中国文化，对待儒家的知识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之中国化、儒家化，可谓两种现代知识体系之会通，更进一步，为两者之移形换位：从立足于西学，转到立足于中学。这一努力丝毫不影响其现代性，也丝毫不影响其普遍性，反而可以更一步提升其现代性和普遍性，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理解人，发展关于人生、人群的普遍理论。如果欧美数百年来发展之知识是地方性的，并以自身生命经验、历史传统和知识体系为本，予以吸纳，回应当世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自可以扩展、深化人类的自我理解。此为中国思想学术发展之大道，亦为中国学人有所贡献于人类之唯一途径。

三、儒学需走向社会科学化

自经学体系崩溃，传统知识体系崩解之后，其残砖碎瓦寄存于学术建制内内移植来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架构中：经学中的易学在哲学专业，《诗》学在文学系，《尚书》学在古典文献专业，《春秋》尤其是《左传》在历史专业，乐在音乐史专业，礼在人类学、民俗学专业等；传统史学在现代史学中保留一些遗存，尽管越来越少。不过，经学建制解体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部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发生质疑，乃有复兴儒学之自觉。从知识形态上看，百年来的儒学复兴已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哲学化儒学。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人对西学逐渐熟悉，以哲学为西学之皇冠，乃介绍发展西方哲学，并在中国固有知识中寻找与西方哲学相对应者，乃以哲学范式拆解儒学，以西式方法重构之，形成若干儒家哲学体系，此为现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哲学成就，其集大成者是牟宗三先生，其为学之法十分典型：一方面译介康德，一方面疏解孟子与宋明儒学，而重构儒学为西式哲学样态。

第二阶段是政治儒学。儒家哲学范式裁剪儒学，所舍大于所取，摒弃传统儒学关切之若干重大议题于不顾，尤其是把人群治理完全交予西来之民主，则儒学不成其为儒学矣。政治儒学以异议者身份出现，发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关注儒家政治义理之构造；在学术资源上，接续汉代经学，而非如哲学化儒学之以宋明儒学为本。政治儒学使儒学趋于完整。

今当在此基础上进入儒学复兴第三阶段，其中心任务是：会通儒家哲学、政治儒学，并予以深化、细化，发展儒家人文与社会科学。考虑到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或可简化为儒学之社会科学化。

儒学何以需发展其人文与社会知识体系？因为，人文与社会科学在今日中国和世界学术建制中已广泛存在而根深蒂固，有细致的专业化分科，有犀利的分析工具，确为认知人生、探究治理之利器。儒学不能无视之，而当利用之。孔子以“好学”为大德，儒学向来对一切可得到的知识持开放态度，西学有利器，何不利用之？

而且，在今日之世，儒学如欲行道于天下，也不能不利用现有专业化知识体系。策略上的理由是：人们习惯了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样态，由此而对知识之期待已不同传统社会。今日若仍照着讲汉儒之学，或宋明儒之学，恐不能令人满意。惟有具有西方之学的明晰、体系，新的儒学知识方能令更多人信服。

又，今日世界比汉唐或宋明时代更为复杂，更多变动，则此前知识形态亦有难以适应之处。如传统知识以史学为大宗，然而中国以外各文明、国家本不重视史学，则研究其人、其国，自不能以史学为大宗。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天下，面对多样的文明，尤其是深受西式观念渗透的世界，儒学不能不转换其知识形态，方能涵盖今世议题，有效回应时代问题。

历史上，儒学之学术形态、知识形态一直因时而变：汉唐以经学为中心，其知识以诸经之传、注、疏、章句形态等为主。唐中期以降，士族解体，社会普遍平民化，经学不易传承。同时，佛教广泛传播，儒学欲辟之，则不能不回应其所提出的问题，乃深入人心，高谈性命，由此，其思想依托转向《易传》、四书，其知识形态为师生问答、辩难之语录、书信，此与禅宗颇为类似，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汉唐儒者未发之儒学新义也正由此形态透出，别开儒学之生面。

一千年后，儒学知识形态恐又当一变。西人以其独特知识形态积累丰厚知识，儒学欲回应之，则不能不采用其形态。今天，用汉唐之注疏经典方式恐怕曲高和寡；用宋明儒的语录方式，大多数人可能不知所云。采用西方知识形态，则可为人所理解，行之广远。

更重要的是，以如此知识形态或可透出儒学新义，发展儒学而非固守旧学。每一种知识形态的兴起皆为回应特定的时代议题而起，经学回应社会政治秩序构建问题，宋明儒学回应人心整顿问题，当今时代议题则统摄两者且更为广大：今日天下已极大地扩展，多样，复杂，变动，把握人生、人群，既求广大，这需要广泛的涵摄能力；为应对神教，亦求精微，这需要细致的分析能力。这就需要利用人文与社会科学之专业化分工及没门学科的分析工具。

现代儒学通过其哲学形态对性命之学有深入探讨，又通过政治儒学唤醒经学，对制度构建之基本原则有所阐发，概言之，通过前两期努力，儒学已在相当程度上推明大道。则今日儒学可由道之阐发转入“器”的构造和“术”的发明，以儒家之道广而深地行于天下之途径，以重建儒家中国。器即制度，术即政策。在知识上，这就需要发展儒家人文与社会科学。

传统上，儒学本有此类知识，故有本有末，有道有器，道不虚悬而在器中，故得以构成完整的体系，所谓“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能化成天下，塑造和维系儒家式秩序。过去一百年，儒学面临冲击，以维系道脉为主；建制内人文社会科学自称一体，是所谓道、器分而为二，故秩序难以凝定。发展儒家人文社会科学，即是为儒家之道作器。在未能发展出如此知识体系前，儒家只能被认定为残缺不全——这也正是儒家当下的现状。如此残缺不全的儒家其实不能发挥其作用。

儒家完全有条件发展出完备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前已指出，两千多年来，儒家士人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社科知识，触及人生和治理的所有问题，凡此构成儒家发展人文社科知识体系之可用资源；有此为本，儒家进入吸收、消化西学，则可于思想学术上“大有为”。

当然，此处提出发展儒家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或曰儒学的社会科学化，绝无意于以之为儒学发展的唯一方向，但确可为一重要方向。

四、发展经学，发展更为普遍的人文社会科学

发展儒家人问社会科学体系，不是从头构建，而大体上是“嫁接”，也即把现有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之枝条嫁接到儒学之本上。

前文指出，学术建制内现有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是源于西方的地方知识，但从中也可区分出地方性程度不等的两部分，这由其形成过程所决定：此套知识构建于启蒙之后，但终究在西方文明背景中，故启蒙了的思想仍不自觉受制于前启蒙的西方传统，主要是神教、神学，故西学之根基，即其关于人性、人际关系、秩序形成动力的预设直接来自于此，或略作变形而已。

举例来说，构造了现代西方思想、也即人文与社会科学基本范式之早期现代思想，普遍始于“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预设，其中蕴含西学之基本教条：意志自由、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等等。然而，所谓自然状态中的人，其实就是未信神之前的人；人为神所造，故为个人主义的；神、人之间无情，故自然状态中的人以理性为其根本禀赋，并以理性计算走出自然状态；所谓社会契约即神教圣约之变形，而通过契约设立主权者，类似于神的降临或先知之被拣选；神能言，故其通过先知对人颁布律法，人通过社会契约所设立之主权者的首要权力也正是制定法律，以法律维护正义。

略加反思即可发现，西学这些预设实难成立。显而易见，人由其父母所生，先有夫妇之伦，而后有生命之孕育和诞生，人生而在人伦中，且因其生而扩展人伦。故人的存有绝非个人主义的而是人伦的——此正系儒学所再三申明、坚持者，且以之为思考人、人际关系、普遍秩序之本。西学不明乎此，故其所建造的知识逆乎人之情实，导致种种悖谬。

可见，西学之根基部分有过强地方性，不足以作为理解人和秩序之普遍基础，从儒学角度看，这一点格外明显。建立儒家人文社会知识体系之关键正是抽走这一根基，换上儒学大义。至于其分析技术，本身较为中性，儒学完全可以接过利用。此之谓“嫁接”，也即，以儒学发展出来的关于人之有和生、人性、秩序的思想为人文社会知识之本，运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成熟的分析技术，生发出解释人生和人群治理的新知识体系。

既为嫁接，儒学之生气必定灌注滋润此知识体系之全体。举例而言，一旦肯定人的人伦属性，则现有人文社科基于个人主义的诸多命题，势必需要顺势改变，比如确认人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有男女、长幼之别，有君子、小人之别；人的行为不再由个体需求之满足，也即当下可见物质利益之最大化所驱动，而有更多考量；家将被视为自然而基本的人群单位，成为治理之基本单位，则整个治理体系将发生重大变化。

立本于儒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必有所转型。西学方法大体上是分解至“单子”，比如同质的原子化个体，再依其所预设之所谓自然人性，逻辑地重构社会、国家，此可谓原子式个人主义方法论；由此可有严密的推理体系；人的行为可量化，故有实证方法。凡此方法当然还可使用，但本乎儒学，亦可运用体认的方法、历史的方法等。

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也将重置。西学尚言辞，多以逻辑推理至细微处，其结果是难行，哲人沉迷于知识生产而不作践履。儒学则不尚言而尚行，行顾言，言顾行，本乎儒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当为可践履的，至少学者在阐明知识时须反思自己可行之乎？自己尚且不能行，何必言说于天下，欲天下人行之？由此可对知识施加必要的约束，以做到“道不远人”，避免学人构筑乌托邦而为祸天下之风险。

完成以上所说的嫁接，首当阐明大本，然后才可以嫁接工具、方法于其上，此本主要在经学中。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之本在其神教经典和古希腊哲人之古典，儒家人文社会科学之本则在五经，因为六经展示了人的典范性存在，六经中有典范性言说和制度。同时，传统的儒家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多蕴含在历代经学中，故发展儒家人文社会知识，首当发展经学，以明其大本。

此经学不是汉代经学的简单重复，而是今时之新经学。相对于当下发展儒家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之需要，宋明儒学多谈性命而忽略人伦、制度，固然有所不足；汉唐经学亦有所偏，比如牵拘于阴阳五行之说，多有荒诞不经处。今当直回五经，综合运用汉唐、宋明之学，借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以推明五经大义，惟此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之本。

也就是说，新经学与儒家人文社会知识体系将相互支撑、同步发展；新经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所发展之经学，儒家人文社会知识体系在相当程度上是新经学弥纶而有之体；新经学明道、弘道，儒家人文社会知识体系则为其器。

以经学为本、构建儒家人文社会科学的事业，不只是中国学术发展之需要，更有助于人类得到更为普世的人文知识体系。发源于西方、目前盛行于全球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有其明显优长之处，也有同样明显的盲区、甚至扭曲之处，实不足以作为理解、认知人之生命成长和秩序维护的普遍知识。比如，其隐然受约束于神教对人的想象而不得人生、人群之情实。合乎情理而普遍的人文知识体系尚有待于生成，借助于儒家人文知识体系，或可接近之。

放宽视野即可发现，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之建立，得益于中国之处甚多。自野蛮人入侵后，欧洲长期处在战乱蛮荒状态，中世纪则在神教支配下。传教士翻译到西方之中国经典对十八世纪欧洲思想人物产生强烈冲击，经由中国学术和历史经验，伏尔泰等启蒙思想者恍然明白，不靠神而靠人也完全可有良好道德和政治秩序，由此西人乃大步摆脱神教而构建人文的、理性的道德理论、政治理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与法国重农选派有密切关系，而后者深受中国影响。就此而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底层本有中国传统，由此，才得以具有一定程度普遍性。

但这种普遍性还是不够，需要以中国之学更进一步扩充之。今日构建儒家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绝非排斥西学，只是西学终究受制约于其神教传统，而故其体系中多有扞格不通之处；构建儒家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则立定人道之大本，顺流而下，疏通其中纠缠扭曲之处；至于西学中可取之处，尤其是方法，则大可取而用之。

由此以可得到超越西学、普遍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或曰：西学是地方性知识，儒家的人文社会科学难道不是？姑且承认之，但这丝毫不能减弱其价值：若能构建这套地方性知识体系，人类将多一种地方性知识体系，双眼齐观的效果必定优于独眼观看。

更进一步考察中西学术之本则可断定，相比于西学，儒家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更可普遍，因其“道不远人”，更近乎人情。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过去百年来流行于全球，但其未能将人道贯彻始终，实际上在人道、神道之间徘徊游移，是为“二本”。今日构建儒家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则全本乎人道，是为“一本”。一本，则可以内在一致，人道，则必定可以普世。

回首历史，中国人缔造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单一文明与政治体，仅凭这一点即可说，中国知识若不能作为主体参与人类的自我理解，则任何关于人和秩序的知识，也即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都没资格自称为普遍的，即便其自称为唯一现代的，也是僭越；当然，中国学人若不能贡献中国思想学术于人类，则为自私、失职。

五、结语

世界正在大变动中，而中国是推动变化的主要自变量。面对旧秩序的广泛坍塌，人类不得不再次构建普遍的人文知识体系。当此“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遍观全世界，中国学者责任最为重大，因为中国早就有过源远流长的人文知识体系，遍观今日世界各大文明，此恐系人类可用之最重要思想、知识和价值资源。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须先之以知识的复兴，构建关于人生、人群治理的知识体系，既是中国的，也是普遍的；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需要共享的知识、观念、价值来塑造、支撑。儒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向而行，共同返本于经学，接续儒家即有人文知识体系，援用西方既有人文知识体系，面向时代问题做思想学术创发，则可以担当以上内、外两大知识责任。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