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儒家经典如何诠释与传承？专家学者齐聚武大研讨

来源：凤凰网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初八日戊申

          耶稣2019年7月10日

2019年7月6日，由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所、湖北省国学会协办的“儒家经典的诠释与传承：《论》《孟》新注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成功召开。会议主要围绕曾在武汉大学工作多年的杨逢彬教授近年来出版的《论语新注新译》和《孟子新注新译》两部影响较大的古籍注本展开讨论，并进一步总结经验，商榷学术，探讨如何推动古籍整理注释事业的发展。

与会学者合影（资料图）

会议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由新书作者杨逢彬教授做主题报告，与会学者与之对谈，并展开学术讨论。下半场，与会学者就两部新注中的相关问题，以及古籍注释应当如何开展各自做了专题报告并集中讨论。

杨逢彬教授做主题报告（资料图）

杨逢彬教授围绕五大方面展开：首先是写作这两本书的缘由，希望给最受学界和传统文化爱好者重视的两部经典带来字词训释更为准确的注本。其二是知识背景，主要是训诂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其三是方法论，杨逢彬归纳为“以考察分布为中心的训诂学”，要旨是“两个突出”，文本是由语言记录的，要突出语言内部证据，语言内部证据中突出考察分布得出的证据。其四是讨论何谓创新，杨逢彬提到，这两个注本曾被一些人士质疑，他们认为多数考证的结论都只是在历史上几家说法中选择了一项，缺乏新见。杨逢彬则指出，两部新注的创新是在方法上，而不是结论上，他的研究目的在于求真求实，而非求新。最后是今后的学术计划，杨逢彬希望能有人牵头写成一部工作量浩大的“先秦常用词分布词典”，不仅像一般古汉语字典那样按时间顺序将词的义项列出，同时还将词的常见分布特征列出，这样既能提高古籍注释的准确性，又能减轻古籍注释的难度。

杨逢彬教授的报告引起了与会专家们的共鸣，其后的对谈环节和专题报告环节，专家学者们就两种新注以及主题报告内容，展开来热烈的讨论。讨论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继往开来，三代传经

著名哲学史家郭齐勇教授首先指出，儒家经典当以《论》《孟》为最要，而注释经典当以语言为基础，这一点得到了众多与会专家的认同。杨树达先生著有《论语疏证》，杨伯峻先生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杨逢彬的两部新注是对祖父和父辈学术的继承与发展，杨家三代传经是学界美谈。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各自谈了自己的看法。

郭齐勇教授在会上发言（资料图）

关于《论》《孟》注本的现状方面。上海大学宁镇疆教授认为这两部经典影响很大，现有的注本不胜枚举，要跨越前人实现突破是极困难的。北京大学邵永海教授则指出，古籍注本后出转精本来应是常态，但《论》《孟》现有的注本往往过于类似，某处材料一个本子出了注，别的本子也有注；一个本子讲不清，别的本子也讲不清。二位教授各自通过对现状的归纳，凸显出新注的学术价值。

学术继承方面。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指出，杨逢彬新注不仅继承了家学，更是对清代考据学，尤其是其中代表人物高邮二王优秀考据学传统的继承。武汉大学于亭教授则认为，杨氏三代传经，彼此的差异性更体现价值，可以从中看出考据学学风的嬗变，本身很有研究价值。

学术发展方面。重庆师范大学张中宇教授指出，前人举证往往是例举式的，这样往往自说自话，难以形成确证。杨逢彬则是做穷尽性的调查，使得结论坚实，这是方法上的创新。同时，前人举证，往往就一经论一经，对其他经典的引证有限，杨逢彬则广泛引证同时代语料，将前人未曾想到的材料纳入讨论，这是新材料的创新。吴根友教授认为，杨逢彬自觉地、系统地运用语言学方法来处理古代典籍中的疑难字词句问题，具有广泛的方法意义，为古籍疑难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二）何为创新？——对学术评价机制的检讨

杨逢彬教授主题报告中提到新注所受到的“创新性不足”的质疑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热议。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注运用新方法，让许多分歧尘埃落定，这本身是重要的学术创新。随后，讨论的焦点转移到何谓创新的问题上来，专家们给出了各自的看法。北京大学孙玉文教授指出，求新不等于追求新奇，真正的求新应当以求真求实为基础。孙教授批评今天的很多古籍注释不重视从基础之学入手，只重视“心解”，很多有真知灼见的旧说都被稀里糊涂地打倒了。武汉大学卢烈红教授认为，杨逢彬新注的研究方法属于训诂学上的“比较互证法”；同时，因为语言学方法的引入，这一方法变得更具系统性，这是重要的方法学创新。于亭教授谈到两点，其一，杨注调停古注不仅不是创新不足，反而意义重大。因为古人只说其然，杨注能说其所以然，从这个角度可以反过来总结古人得失。其二，杨逢彬在对《论》《孟》语料的研究中发现了先秦语言的许多共相，这些共相的发现能帮助研究其他同时代经典，这是重要的学术贡献。

与会专家还谈到了学术评价机制问题，除了对学术创新性的认定问题外，学者们普遍反映，流行的评价机制重视专著、专论而轻视经典文本的整理注释，这对于传统学术的发展是不利的。陕西师范大学赵学清教授指出，《论》《孟》新注作为具有很高的学术性的经典注释，它们的问世，对于时下一些不良学风的纠偏很有帮助。

（三）经典的传承与传播

杨逢彬新注固然是重要的语文学著作，更是一部经典注释学的典范；它是一本学术性极高的著作，同时又是一本以普及性读物形式出现的读本。如何定位这两部新注，并在此基础上给出进一步完善的意见，也是与会专家们热烈探讨的话题。学者们进一步论及经典注释该怎么做，也即经典的传承问题。另外，许多学者认为，一部优秀的经典注释必然为相关学科的学者与普通读者所共用。

如何为经典做译注。郭齐勇教授认为，一部好的经典注释应当词章考证义理相结合，新注长于考证，在词章与义理方面则过于谨慎。他希望将来杨家还能有第四代、第五代学人出现，通过代继性努力令这一工作趋于完满。于亭教授则希望杨逢彬在以语言学为本的同时，对经典做出更柔韧、多元的解释，一方面增强对时代背景的考察，另一方面对被证伪的旧注也应加以梳理剖析。于教授还着重对译文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过于通俗化与生活化的译文，不便为史学、哲学学者所使用。南昌大学程水金教授则提出，尽管是最上乘的普及性读物，但限于著述目的，新注不可能将所有的说法都纳入其中。吴根友教授也给出了与于教授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新书名为“新注新译”，实则包含注释、译文与考证三部分，且部分考证冗长，脱离解释经文之所需，应适当精简。

作为学术研究专著。孙玉文教授指出，语言是音义结合体，新注以语言学为方法，应当考虑加强音义学的考察。宁镇疆教授指出，出土文献是重要的语料，在举证中新注穷尽性的搜罗了传世文献，却于出土文献使用不多，这是可以加强的方面。上海社会科学院司马朝军研究员提议，杨逢彬可继续写作关于《论》《孟》的“直解”，更为直接地阐述学术观点，并评点前贤得失。

关于如何使用新注的问题。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赵学清教授首先指出，缺乏语言文字学为基础的经典诠释是靠不住的，这得到现场多位专家的赞同。武汉大学胡治洪教授、王林伟副教授及刘乐恒副教授则从哲学研究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各自的看法。胡教授认为，哲学研究者使用文献不可能从认字开始考察，因此作为“工具人”（借用安乐哲先生语）的经典注家所从事的工作十分重要。王林伟从经典诠释学的角度出发，对古今经典诠释径路予以归类，区分经学的诠释、史学的诠释、新子学的诠释与科学的诠释四种，指出新注属于科学的诠释。科学的诠释能够准确区分真知与意见，其他三类诠释径路应当以科学的诠释为基础。刘乐恒则结合自身目前的研究（专著《论语通诠》）现身说法，指出《论语新注新译》对做哲学研究的学者同样很有说服力，值得研究《论语》义理的学者重视。

经典传播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国华教授就他正在编著的外译著作well-known saying of Confucius and his students（《孔子及其弟子名言录》）征引《论语新注新译》情况作了介绍，并结合例证，阐述自身研究所得与杨注的互动性内容。

与会学者还就《论语》《孟子》中的文本问题与杨逢彬教授讨论切磋。如郭齐勇教授提到《论语》中的人与民的问题，认为新注打破赵纪彬《论语新探》中将人、民视作不同阶级的看法，证实了人、民分指个体与群体。同一问题，于亭教授则认为，新注并未能从根本上驳倒赵说。卢烈红教授以《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例，指出杨注通过考察“寡”的词义，得出寡不限于指人数少，也可指财物少等结论，从而颠覆了清代大儒俞樾在《群经平议》中改字释经却被一直视为定论的说法。卢教授认为这一则考证可视为新训诂学的典范。武汉大学杨华教授，结合杨注，就《子罕》中“拜上”“拜下”问题的礼学依据展开探讨。程水金教授就“三归”（《八佾》）与“学而时习之”的“习”（《学而》），提出与杨注不同的看法，并论证“三归”为第三铸币厂，“习”为讲习。陈国华教授就《泰伯》“民可使由之”一句献疑，提出“由”是否可以读为“迪”。司马朝军研究员就《为政》“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一句的传统训释提出疑问，指出从“兒”的字多含“小”义，从“兀”的字多含“大”义，他提出“輗”“軏”两字可否互易的问题。邵永海教授就《孟子•离娄上》“安其危而利其菑”给出与《孟子译注》及杨注不同的解读，认为“其”是指代前文的特指代词，这里指代的是前句的“不仁者”。宁镇疆教授为《孟子新注新译》关于“行者有裹粮”（《梁惠王下》）的考证提供了古文字的佐证。孙玉文教授发表了专题报告《“长”字的复杂式音变构词及其他》，举例说明音义学的相关成果对杨逢彬希望完成的“先秦常用词分布词典”是十分重要的资源。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主任杨华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研讨会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它是建设性的，讨论了许多问题，有助于将《论语》《孟子》以及其他古书的考证及注释推向深入；它不是个评功摆好的会，产生了有很多具体而深入的批评意见。如果书评会都能这么开，学术风气将大有改观。（文/杨柳岸）

附：两本新注及其作者简介

杨逢彬教授（资料图）

杨逢彬教授是国学大师杨树达（遇夫）先生之孙，文史名家杨伯峻先生之侄，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论语新注新译》（2016），《孟子新注新译》（2018）是作者近年出版的两部古籍注本，尤其《论语新注新译》是积十二年之功打造出的具有典范意义的《论语》新注本，同时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主要采用语言学方法注释整部古书的著作。

《论语新注新译》与《孟子新注新译》（资料图）

这两部书最重要的特点有二点：一是方法上的创新，即自觉使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将考察词语“分布”（约等于上下文条件，或语境）作为考证疑难词句的重点。这是因为每一个词，词的每一意义都有其独一无二的上下文条件。通过数据库海量收集同时代的例句，并加以考辩，从而给古人今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字词句找到可靠的答案。二是，以“译注”这一普及读物的形式，承载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兼顾可读性与学术性，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研究成果以“考证”为条目，列于各章的注释之后，《论语新注新译》（繁体字版、简体字版）共有考证200条左右，《孟子新注新译》有110条左右，每篇考证都可视为一则独立的学术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