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邦家之政》所反映的儒墨交融

作者：李均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来源：《中国哲学史》，2019年0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初八日戊申

          耶稣2019年7月10日

摘要

战国中期，儒墨实力相当，抗争激烈。人们往往注重两家间的差异，而忽视其间的交融。早期墨者原本就脱胎于儒家，交融是情理中事，清华简《邦家之政》表现得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节俭观，包括宫室、衣用、饮食、礼仪、丧葬之简朴，尤其节葬观已脱离儒家正统；二为选贤观，包括不拘一格降人才、规避谗佞小人等，但没能摆脱宗法制度的束缚，仍然强调家族弟兄的核心作用；三为民本思想，强调国君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和谐，主张平均分配。因此，它所代表的当为根植于民众、主张简朴生活与公平分配、与墨家有更多交融的理想主义者，乃儒、墨交融之产物。

清华简《邦家之政》篇假托孔子的名义论说其为政观[1]，其成篇年代当在战国中期，乃孔门后学作品，与孟子所处时代相当。那时的儒、墨两家既有抗争，又有交融。当时的孟子深深感受到墨家理论的广泛影响及威胁，指出:“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主张抗拒杨、墨之言，“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且有充分的自信，宣称“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韩非子云:“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表明两家实力相当，争论颇为激烈。不过，孟子对墨家的直接批评仅见《孟子·滕文公下》，而墨子后人则以大量篇幅批判儒家，《墨子》一书中的《兼爱》《非乐》《非命》《非儒》等篇，主要是批判儒家的，它们大多是后期墨者的作品。由此，人们更多地关注儒墨两家的分歧，对其共同点及交融现象重视得不够。早期墨者原本就脱胎于儒家，《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孟子虽然反对墨家，但对其某些做法还是很欣赏的，如《孟子·尽心上》:“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表明儒墨有着共同点，皆为改造社会、维护和谐而奋斗，出发点与目标方向大体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二者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在方法与策略上有所不同而已，故后人常将“儒墨”并称。与传世古籍相比，清华简《邦家之政》篇能较多地反映儒墨交融的一面，试举三个方面的内容来解析。

一、节俭

清华简《邦家之政》有鲜明的节俭观，从正反两面做了阐述。正面云“宫室小卑以迫，其器小而粹，其礼菲，其味不齐”，“其丧薄而哀”，反面云“其宫室坦大以高，其器大，其文章缛，其礼采”，“其味集而齐”，“其祭拂以不时”。两相比较，可知《邦家之政》主张节俭——宫室卑小、器物简朴、食物简单、礼仪实用、薄葬思哀，其中后二者与儒家主流不尽合拍。简文摆出基本观点之后没有做深入的解释，而墨子对节俭的解释具体而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去理解。《墨子·辞过》:“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是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强调宫室只要满足基本需要即可。奢华必然走向其反面，同篇云:“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奢靡之风一旦形成，相互攀比，便会导致财政失衡，从而削弱当局抵御天灾人祸、抚恤孤寡的能力。同样是通过正反两面的比较，申明是否节俭的利与害。故《墨子·七患》将修建豪华宫室列为七患之首，云:“国有七患。七患者何也?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邦家之政》当也看到时弊的危害，所以提出与墨子相同的宫室观。

关于衣用，《墨子·辞过》云:“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以行天下矣。”明确衣服的功能是用来保暖御寒，不是为了虚荣而供人观赏，如此则可节约财政支出，以备不测。批评当今之君主，“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隐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如今君主为了虚荣观好，采用名贵丝绸，编出华丽纹饰，附加金钩玉佩。这与简文所云“其文章缛”的反面形象类同。所以，“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即把节俭之衣用观提高到拨乱反正的高度。以上数段话虽然仅言及衣服，当也涉及使用其他日用物品的原则，说明墨子讲实用，不求“观好”——指表面上的光鲜靓丽。这一原则与《邦家之政》“其器小而粹”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关于饮食，《墨子·辞过》云:“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用通俗的话说，吃饭是为了强身健体，不必美味佳肴。今君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灸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文中所述，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邦家之政》所谓“其味不齐”之“齐”，指调和。《礼记·少仪》“凡羞有湆，不以齐”，郑玄注:“齐，和也。”“其味不齐”指的是不讲究丰盛而美味的饮食，与上文及《墨子·节用中》“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的观点合拍。即只要满足身体的需要，粗茶淡饭即可，不必美味佳肴。

《邦家之政》“其礼菲”之“菲”，指俭朴。《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宁俭。’”与其意义一致。其反面“礼采”，即文过其实，讲排场是儒家主流常犯的毛病，遭墨家批评，《墨子·非儒下》:“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儒家很重视丧祭之礼，程序复杂，耗时费力，而《邦家之政》明显地倾向于墨家的薄葬，故简文云“其丧薄而哀”。墨家以古圣王为例辩说薄葬的理由，《节葬下》云:“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葬埋的限度即深不及水淹，厚不致泄臭即可。同时列出尧、舜、禹的事例来说服人，并云:“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忧财用之不足哉?以为如此葬埋之法。”以圣王的事例证明事物的合理性是先秦诸家惯常的做法，容易得到多数人认可，故墨子亦然。丧思哀的观点儒墨原本一致。《论语·子张》:“丧思哀。”《墨子·修身》:“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论语·子张》:“祭思敬。”但在丧葬的问题上，儒墨两家各自走向极端。荀子维护儒家正统，极力主张厚葬，《荀子·礼论》:“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以敬饰之，使死生始终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荀子主张的厚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时间，规定了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伦理上还打着“孝”的旗号，显然是做给后人看的，目的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维护既得利益。而《邦家之政》的薄葬观，虽然未知程度如何，明显地已经偏离了儒家正统而偏向墨家，顶撞了现实中的等级观念。

二、选贤

清华简《邦家之政》之选贤观与墨家相类。正面观点云“其位授能而不外”、“其君子文而情”、“弟子不转远人，不纳谋夫”，反面观点云“其位用愗民”、“其君子薄于教而行诈，弟子转远人而争窥于谋夫”。其中“授能而不外”是选贤的核心，犹今言不拘一格降人才。“贤”，贤能，包括道德与能力。“外”，疏远。《战国策·赵策二》“是以外宾客游谈之士”，鲍彪注:“外，疏之也。”[2]君子是统治力量的基础与精英，故重视素质修养，要做到“文而情”。“文”之内涵颇为丰富。《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荀子·不苟》:“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岁，辨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这些显然是通过长期的培养才能形成，而学习是重要的一项，故其反面便为“薄于教而行诈”。

儒者通常强调宗法与血缘，简文所谓“其君执栋，父兄与于终要”便体现了体制内的血缘纽带作用。但在更广的范围则主张“不转远人”，即不排斥关系疏远的人，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转”，避。《管子·法法》“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尹知章注:“转，犹避也。”[3]“远人”，关系疏远的人。《左传·定公元年》:“周巩简公弃子弟而好用远人。”《孟子·离娄下》:“武王不泄迩，不忘远”，赵岐注:“泄，狎；迩，犹近也。不泄狎近贤，不遗忘远善；近谓朝臣，远谓诸侯。”[4]《墨子》之《尚贤》三篇详述选贤使能的必要性及其与治理国家的关系，其核心内容如《尚贤上》所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与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一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显然，墨子的“尚贤”是广泛、彻底的不拘一格，落实在行动中，企图充分调动上下左右的积极性，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然而，《邦家之政》的尚贤虽然也称得上不拘一格，却是不彻底的，简文云“其君执栋，父兄与于终要”。由于血缘的关系，对父兄是特殊对待的。“终要”，指成就关键，看来重要的军国大事还是由家族掌控。墨子则不同，《尚贤中》云:“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者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其中所谓“不党父兄”与《邦家之政》的“父兄与于终要”反差极大。对“党父兄”的坏处，墨子做了认真的总结，《尚同中》云:“政以为便譬，宗于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民知上置正长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隐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义。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亲疏有别，比周隐匿，便使吏民对统治者失去了起码的信任。

尚贤与避不肖并举，简文称之“不纳谋夫”。“谋夫”，指不贤之谋事者。《诗·小旻》“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郑笺:“谋事者众而非贤者，是非相夺莫适可从，故所为不成。”[5]这类人招数往往很多，有小聪明，极不老实，即墨子所谓“不肖者”。《尚贤中》:“不肖者在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王公大人尊此以为政乎国家，则赏亦必不当贤，而罚亦必不当暴。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亲士》又云:“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简文所谓“谋夫”亦当有谄谀的特点。亦即荀子所谓“态臣”“篡臣”之类。《荀子·臣道》:“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佞臣当道，君主蔽塞，就容易偏离正确的轨道，效果即简文所云“其君听佞而速变”。《荀子·成相》:“远贤近谗，忠臣蔽塞主埶移。”又“谗夫多进，反复言语生诈态。”战国形势下，无疑需要众多能人出谋划策，但良莠不齐的情况在所难免，故“不纳谋夫”——甄别是否真贤人，便被提上议事日程。

三、民本

民为政之本。简文云“视其民必如伤矣，下瞻其上如父母，上下相复也”，其对立面则“视其民如草芥矣，下瞻其上如寇雠矣，上下绝德”，主要陈述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视其民必如伤”，语见《左传·哀公元年》:“臣闻国之兴，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孟子·离娄上》:“文王视民如伤。”指如安抚伤病员般爱护百姓。其效果则“下瞻其上如父母，上下相复也。”“复”，报答。《荀子·臣道》“以德复君而化之”，杨倞注:“复，报也。”[6]“上下相复”指君主与百姓互相报恩。

对待民众的两种态度产生两种不同的后果。墨子把类似简文所云两种不同态度的君主称之为“兼君”与“别君”。《兼爱中》:“谁以为二君，使其一君者执兼，使其一君者执别，是故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待养，死伤不葬埋。别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待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墨子所说的“兼”是兼爱的意思，犹今言“博爱”，即普遍广泛的爱，与儒家的“仁爱”固然有区别，但基础同为爱。文中“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的宗旨与儒家君轻民重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民心则国兴，《荀子·王霸》:“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

利益分配是民本的基础，简文云“其分也均而不贪”，主张普遍施惠于民。《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王霸》亦云“天下莫不平均”。此类均分思想与墨子的主张吻合，《尚同中》云“分财不敢不均”。反之，如《尚贤中》:“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但荀子的“均分”是等级制的，他是反对大平均的，《荀子·王制》:“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这种利益分配仅在同等级内均分，故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抗争。从其“父兄与于终要”的宗法观念考察，《邦家之政》虽然强调爱民，但它的民本思想当未脱离儒家正统的轨道。

综上所述，战国中晚期，儒墨间既有激烈的对抗，也有广泛的交融，只是交融的程度各有不同而已。所以，此后荀子把儒者大体分为“大儒”“雅儒”“俗儒”三类。他所描述的“俗儒”表现，包括“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则《邦家之政》所代表的当为根植于民众，主张简朴生活、公平分配乃至社会和谐，与墨家有更多交融的儒者。

注释

1、本篇所引《邦家之政》的内容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中西书局，2018年。

2、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39页。

3、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303页。

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449页。

6、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300页。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