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意识、周代冠礼与人文养成

作者：杨朝明

来源：《新礼乐》第一辑，2018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十三日癸丑

          耶稣2019年7月15日

中国早期思想家在思考社会之“治”问题时，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出发，希望人们克己反躬，从而明道守礼。正如《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如果“好恶无节”，就会出现严重后果。因此，历代都有不少学人思索如何使自然的人完善为一个社会的人，达到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协调统一。而今，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应当重视人文教育。我们认为，人文素质培养应当借鉴中国传统的“成人”教育，认真研究其形式与内涵，以使人文素质教育更加扎实有效。

一、孔子儒家论“成人”

走近孔子和早期儒家，人们会发现，在弟子向孔子请教问题时，师生间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个概念——“成人”。何谓“成人”？现代使用这一概念，多着眼于人的年龄、体能和智能，从而理解为“成年的人”、“达到完全发育的人”，而较少注意它的道德内涵。其实，在孔子等儒家那里，所谓“成人”，更多的还是指人的道德人格的养成。

所谓“成人”，当然首先是一个年龄概念。从这样的角度，人生而幼，不可谓成人。幼而学，学而长，人的学习与成长，应即是社会道德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早期儒家强调“人”与“禽兽”的区别，无非是讲人具有社会性，具有道德属性，应与其它动物有本质不同。

孔子向往世界的和谐大同，希望达至“至善”之境，这就呼唤人们自觉的道德人格，需要每一个人具有仁德之心，自觉守礼。《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确指出人应发挥善端，导人向善。孔子儒家强调修身，强调人自身的修为。以后学者们重视《大学》，既是为了学者修己治人，更是为了国家化成民俗。

孔子常常说到“仁”，在孔子看来，人有仁德是做人的基本前提，是成人的基本要求。懵懵懂懂的孩子是一个自然的人，但还不是“成人”，不是具有社会义务和责任的“人”。人既成“人”，就应当“仁”，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孔子认为：“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人之为人，在于有“仁”心，脱离纯粹的人的自然状态，就像“亲亲”、“事亲”那样自然而然。

在孔子那里，“成人”首先必须是“有知识的人”，首先应当对社会有基本的认知。当颜回向孔子请教“成人之行若何”的时候，孔子说：

达于情性之理，通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原。若此可谓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孔子家语·颜回》）

孔子认为，成人应当通达人类本性的原理，通晓各类事物的变化，了解各种物象产生的缘故，洞察风云变幻的根源。但“成人”与“成人之行”又有不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有了知识，具有了成人的素质，然后再施以仁义礼乐教化，这才具备了“成人”的德行。

孔子弟子子路也曾请教“成人”的问题，孔子回答说：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从这里看，一个人聪明有智、清心寡欲、勇敢无畏、多才多艺，具有“知”、“不欲”、“勇”、“艺”等优秀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孔子强调的仍然是“礼乐”，以“文之以礼乐”作为人之“成人”的必要前提。同时认为看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勇于担当，长期困顿不忘平生诺言，可以谓之“成人”。对不同的弟子，孔子的回答也不一样。子路礼乐不足，勇力有余，但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同样可以具有“成人”的德行。

孔子强调礼乐的约束作用，因为这是做人应具有的最起码品质。仅仅具有某种技能，仅仅具有某个方面的素质，就像通常所说“有知识没文化”，解决了“治学”的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做人”的问题。没有礼的约束，往往走向一偏，不仅不能“成人”，而且还往往会使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走向反面，所以孔子说：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

毫无疑问，恭、慎、勇、直都是优秀的品质，但没有礼的制约，一味地恭、慎、勇、直，会带来种种弊端，甚至酿成大乱。

二、周代的冠礼与“成人”

孔子和儒家对“成人”的认识，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最晚自西周开始，中国就有了比较完备的成人礼。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一般说来，士人二十而冠，天子、诸侯、大夫的冠礼则相对较早。女子一般十五许嫁，许嫁则笄；如尚未许嫁，则二十而笄。

最晚从西周时代开始，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教育体制。一般而言，人生八岁而入小学，开始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都是基本的知识与技能。等到十五岁时，贵族子弟、民之俊秀，都要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一个人经过十几年的学习，由少年而青年，由不谙世事的孩子，变成能够承担社会义务的成年人。行冠礼之后，他们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力，开始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责任。因此，冠礼就是对其“成年”的认可，是其正式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标志。

礼有“礼仪”与“礼义”的不同层面，有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按照儒家对冠礼的理解，人而成人，就应当对社会伦理或行为准则有较为准确的认同。成人礼是人生礼仪的重要环节，行过成人礼，证明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结婚成家，可以作为成人社会的正式成员。行过冠礼，就应该切切实实地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尽好自己的家庭和社会义务，而不应使言行、思想继续停留在孩提时代。

冠礼是人生最基本的礼仪，人成为“人”，不仅能够行礼，还要自觉以礼来约束自身。《礼记·冠义》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人之为人，在于懂得礼义，人在成人之后应当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不应再像顽皮的孩童什么都不管不顾。

《礼记·冠义》又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对于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应当懂得“人义”，即做人的基本要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人年满二十，行过冠礼之后，便应认同这些人伦，从而取得实践“人义”的基本前提。

按照规定，古代士人行冠礼后要依次拜见国君、大夫，受拜见的人往往会有一番教导，这对于刚刚成年的人非常有益。比如，《国语·晋语六》就记载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善进善，不善蔑由至矣；始与不善，不善进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屋也，粪除而已，又何加焉？

这是说，刚刚成年的人一定要谨慎戒惧。进入成人阶段贵在开始，开始就要学习美善之道，进而吸收、增加更多的才德和学识，摒弃不善的东西；而如果开始时接触的是邪恶，则会滑向善的反面。善生善，恶生恶，就像草木繁殖，都是一类一类地进行滋生。人行冠礼后，就树立了正确的方向，形成是非判断能力；就像宮室有墙有屋，房屋可以遮挡风雨，只是需要随时清扫，人有正确目标，但也需要继续修为，随时纠正偏失。不过，冠礼所昭示的正确人生路向十分紧要。

人要“成人”向善，就应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按照礼的标准行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曰：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

“成人”的标志之一，是能够修正自身，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并随时纠正自己的行为。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人只有自觉遵守，才算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才能承担起自己的义务。

三、《礼记·学记》的启示

周代，人生八岁而入“小学”，开始学习方方面面的知识，但此时学童还处在懵懂状态，他们学习了知识，仅仅知道了“有什么”、“是什么”或者“怎么样”的问题，还不能够真正理解其中的“为什么”，这应该就是“大学”阶段的任务了。十五岁时，贵族子弟、“民之俊秀”在大学学习，从而认识社会人生，学习治国从政，懂得修身做人等，“成人教育”就是在这样的阶段进行的。

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即通常所谓《大学》的“三纲领”。《大学》在“三纲领”之后，具体论述了如何修身、如何通过修身而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

《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礼记·学记》中有具体阐述。其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所谓“大学之道”，就是教育由经文入手，培养学生的志向、德行、品质、能力，最终使学生触类旁通、坚强自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培养的人才才能化育人民，移风易俗。这与《大学》所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宋代大儒朱熹认为：人生之初，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但人皆可能为气禀所拘，为人欲所蔽。所以，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首先，人当思革其旧自明其“明德”，进而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努力至于至善之地。就是说，大学教人向善，学人皆要去污迁善，进而影响民众，使人人向善，以达致社会的“至善”。

怎样教行迁善？怎样“明明德”？按照古代学制，大学相对小学而言，小学学习各种知识，大学学习做人治世。宋代大儒朱熹认为：《大学》之书，乃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春秋末年，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孔子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子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大学章句序》）

周代以来关于“成人”的教育，正是“大学之道”中做人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成人”不仅仅是年龄、体能和智能的概念，而是有更为重要的内涵。“成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能够修正自身，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并随时纠正自己的行为。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人只有自觉遵守，才算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才能承担起自己的义务。中国古代畅行的冠礼，目的在于使人到一定年龄时具有“成人”意识，从而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担负社会义务和职责，这才是“成人”的真意所在。

从上述可以看出，古代的大学在于究心穷理，为政治国，所以东汉学者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钦定礼记义疏》卷七十三《大学》第四十二，四库全书本）宋代学者朱熹说：“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朱子语类》卷七，四库全书本）用今天的话说，大学之道，乃是为了培养崇高的德性和人格，以便将来治国、平天下。

为了实现究心穷理，为政治国的教育功能。我国传统的大学之道还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方法与理论。关于这些，《学记》有具体的论述，例如，其中说到了“教之大伦”，即大学始教应当以具体的礼仪表示尊师重道、发奋立志；还说到了“大学之教”的具体方式、“大学之法”应当注意的具体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足以为今日人文教育之借鉴。

《学记》特别强调“时教”，即今之所谓适时而教。其中说：“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又说：“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大学教育主要是修道做人、从政治国的教育，因而在道德教育的规律上把握十分准确。《学记》认为，邪恶的念头发生之前就应当加以教育，防患于未然。应当懂得青少年的身心发育特征，有针对性地做好每一个具体环节。它还十分强调系统性，由易而难，循序渐进，采用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以收到最佳效果。

四、“成人礼”与当前人文教育

当今社会，青少年的人文素质教育显得十分迫切。青少年处在身心发育的重要时期，正是道德人格养成的关键阶段，也是人生观确立的重要关头。古人将“成人”教育看作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对我们是一个极好的借鉴。近些年来，针对当前青少年人文教育的现状，有识之士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有助于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首先，应当继续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

孔子之学就是“仁”学，就是为人之学。孔子强调群体意识，以君子标准要求自己，他的人格理想是道德圣人，孔子教导人们如何行事立身，他就是一位不断“学之行之礼约之”的“行动者”。他的教诲，他自身的言行，都值得人们认真借鉴，如果真正如此，将不独有益自身，也有益于国家民族。

八十多年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说：“今日社会国家重要问题，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苟欲一反其所为，而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焉，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而讲明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柳诒徵：《论中国近世之病源》，《学衡》1922年第3期）他从学术的角度，认为现实之病象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精神遗失、孔子之教不行。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应当注重学生道德人格的培养。孙中山先生十分看重教人向善的“大学之道”，认为这些都是我们“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选集》第68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学者们虽然已经对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习而不察、莫名其妙，但毕竟还是常用的“口头禅”。但废除科举与读经之后，人们可能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动荡、探索、研究，人们应该到了走出迷茫，正确认识固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了。

第二，应当提高对礼仪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中国有久远而丰厚的礼治传统，在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应当以礼治国。古代中国格外看重礼，如《诗·鄘风·相鼠》说：“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论语·季氏》记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从礼的内涵看，广义的礼可以分为礼俗、礼仪、礼义等不同层面。礼仪作为礼的形式，它表现的是礼的本质意义，即礼义。在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形式不一的成人礼。近年来，国内不少地方也将成人礼作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内容，有的借鉴古代的冠礼、笄礼，为走向成年的男女举行成人仪式，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整理研究孔子儒家关于“成人礼”的相关论述，对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养成及人生观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儒家的“成人”教育注重礼的内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礼的形式上。现代教育家也大都认识到在青少年教育中应更注重做人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具有高级的灵性，更应具有高尚的人性。人进入青年阶段，就应使之理解做人的真谛，紧紧抓住“成人”的关键时期，使他们成为人格健全的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成人”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就像人的道德素养应当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长进一样。年龄长大，未必一定意味着“成人”，有的人缺乏教养，可能永远达不到社会健全人格的要求。孔子的朋友原壤老而无礼，孔子帮助他为他母亲修理棺材，他竟然在棺材上唱起歌来。孔子知道他年幼无礼，长大不学，年老仍毫无作为。因此，对于他的举动，孔子非常气愤，平日温和的孔子严厉起来，竟用拐杖打了他。原壤虽然早已成年，却距离为人之道仍然很远。

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大中学生的人文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很显然，人文精神的孕育和提升需要以科学为基础，但科学同样需要人文作为向导。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文，人文精神可以为科学提供动力，为科学开辟原创性源泉。学校里不可缺少科学精神，没有科学精神，就没有学校的灵魂；但校园里、青少年中更必不可少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就好像生活中缺少了阳光，就等于丧失了自我。

第三，“成人礼”是适时教育的具体而重要形式

“成人礼”仪式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理应在进行认真整理的基础上，使之成为所有孩子走向成人的必经仪式，为此，应当采取具体措施，组织力量，对关乎青少年成长的礼仪教育进行深入研究。在充分酝酿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定，使作为成人仪式的“成人礼”等相关礼仪作为道德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学校中普遍进行。

显然，“成人礼”作为成人仪式，不应当孤立进行。它可与其他的相关礼仪如入学礼、成童礼等结合进行，还应当与相关的道德素质教育相结合。正如《礼记·学记》所说“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因时施教必有正式课程，下课休息必有修习的课业。这里强调的是积累、练习，要不停地体味，经常地涵泳。只有这样，才能安心学习，亲近师长，友爱学友，笃信正理。

注重青少年“成人”教育，必须特别注重师德教育，这是学生道德教育的基本前提，因为施教者的道德表率及示范作用十分关键，十分重要。传统上，教师不仅要“授业”、“解惑”，更要“传道”，是道德的传承者。所以明朝时就有学者说：“太学之教，道徳以率先之，《诗》《书》《礼》《乐》以涵泳鼓舞之，故大司乐既掌学政，又延有道有徳者教焉，使国子心思向慕既在于道徳。”（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卷七《春官中》，四库全书本）然而，教授不当或者教师的表率作用不够，教育效果就会不佳。《礼记·学记》还说到当时一些现象，对今天是很好的启迪。

传统道德教育还应当与爱国主义有机结合。不论孔子还是其他的思想家，对于礼制，都能够灵活掌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时代不同，礼制自然应当不断地“损益”，但其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对青少年人格养成教育的功能不会变化。长期以来，在国人的心目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其实，任何一个自信的民族都是开放的民族，任何有希望的民族也必定是有自己文化立足点的民族。我们所要做好的，应当是沟通古今，架起祖先与后世子孙之间的桥梁，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培育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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