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知名学者陈荣照先生：儒学研究的现代意义

受访者：陈荣照（新加坡儒学会会长、南洋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采访者：《孔子文化》季刊

来源：《孔子文化》季刊201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十七日乙卯

          耶稣2019年9月15日

《孔子文化》季刊编者按：新加坡知名学者陈荣照先生，结合当前社会状况，就儒学研究的现代意义接受了《孔子文化》季刊的采访，其间关涉普世伦理、法制建设、儒学传播等话题。因陈先生多以海外学者的视角观察儒学，故见解独到而深刻，对我们启迪颇多。现将访谈转发于此，与读者分享。

《孔子文化》季刊（以下简称“季刊”）：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上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道德危机，应对这种危机，除了法律之外，您认为儒家伦理于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又如何发挥作用？自从1993年孔汉思提出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2009年孔汉思教授又在北京大学发布《普世经济伦理宣言》，但是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议，从您提交的论文看来，显然持赞成意见，如果说儒家伦理具有普世性，请您谈一谈相关的思想依据及其表现形式。

陈荣照先生（以下简称陈先生）：现代社会的发展，面对着各种问题和挑战。您提到的道德危机，就是道德沦丧所带来的人类现代病，诸如贪污腐化、贫富不均、食品危机、家庭蜕变、毒品走私；工业化与道德人文分裂的危机等等。过去政府比较注重经济的发展，忽略了人文教育，所以使得一些人为了要取得经济利益，而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如毒奶粉事件等等。这种情况，在宗教信仰比较强的西方国家，可能宗教对信徒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力量。其他宗教思想较薄弱的地区，如果人们没有自己一套立身处世的修养准则，没有人文主义精神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病。我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填补这些人的精神空虚。人们生活没有目标、没有理想、没有精神依托的话，那么想法就会局限在自己的利益之中。假设他接受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就不会伤害别人。

您的第二个问题，有关孔汉思提到普世伦理与发布《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我写的论文并不是为了支持他的这套理论，我只是认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可以为他的理论提供资源，充实他的普世伦理宣言。他们所谓的一个金规则，即金科玉律，就是：你不愿意别人怎么对你，你就不应该怎样去对待别人。这跟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异曲同工。金规则从正面来讲，就是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么样对待别人，这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宋代的儒学家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推展为推己及人，这些伦理观念是被后来的儒家所普遍接受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还提出一些西方比较侧重的观念，比如注重人权、民主、自由等。所以，儒家的普世伦理和孔汉思的主张有互通的地方，也可以互补。

季刊：西方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给它补足，这说明我们和西方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儒家的普世性与西方普世伦理有什么不同？先生说儒家伦理有很多可以补充西方的，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换句话说，我们比西方多些什么？少些什么？

陈先生：先秦原始儒家伦理由孔子创立，到孟子逐步系统完成。孔孟道德观表达了儒家美德伦理的精义，也是人类最早成熟的道德伦理体系之一。它为中华民族赢得了“道德文明古国”的文化声誉。

儒家伦理学实际上具有一种由内而外的理论历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由个人修养而家庭人伦推展到社会、国家规范伦理。这一基本原理的核心正是个人美德伦理。个人美德伦理的特质，涵盖和谐的精神、注重理性自觉的精神、改革自新的精神、克己为公、尽责任义务的精神、自强不息、崇尚气节、人文主义精神等等，所以孔孟的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儒家伦理的一个源头主流，蕴含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传统道德文化深厚的自觉、自主、自律的德性生活性格。

这种人文精神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中心、追求个性解放、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精神有所不同。西方个人主义精神发展到极端，人们就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去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因而产生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现代西方各国在法制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但法制只是对个人及群体行为的他律规范和约束，而内在的自律力量毕竟还是缺乏的。自律力量的培养，须依靠儒家道德教育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积累。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贯彻儒家道德教育的内涵，就是加强自律的有效手段。我们应把西方的法制建设与儒家的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他律与自律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儒学教育在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的作用，以扭转不良风气，约束和谴责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逐步形成和树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所以，显然儒家伦理可以作为建设现代世界性伦理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季刊：先生长期在新加坡，也接触到了西方的基督教，佛教也接触过，你觉得咱们儒家伦理和基督教、佛教之间在道德伦理方面有什么相通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

陈先生：无论任何宗教思想或儒家伦理，它们的基本价值观都是劝人为善的，都是要教人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劝导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和谐友爱的关系。如儒家讲的仁学，基督教讲的博爱、佛家讲的慈悲，都有共识，所以，类似这样的共通理念，应可作为建设普世伦理的主要核心观念。有一些学者反对普世伦理宣言，理由是宣言强调西方的概念，如果以这样的理由否定宣言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偏激一点。西方提倡的一些观念不一定适合我们东方社会，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优点，要是全盘抹煞，就太过偏激。当然，西方的霸权主义者，以他们的准绳来衡量亚洲人，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在东方人身上，这个当然我们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要有选择，西方的优点我们要学习，缺点我们要克服。用什么来克服呢，用我们中国的思想，尤其是传统思想。

自“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和西化论者，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民族传统文化，归咎于儒学，进而加以全盘否定。这不仅涣散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使自己成为无根的文化“异乡”人。须知一个抛弃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人，很难对外来文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实事求是的诠释，更谈不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去学习和融会贯通。我们应在高度文明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指引下，以新的姿态迎接外来文化的挑战，并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点，返本开新，重新跻身于世界文明的前列，并以东方深厚的文化根基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季刊：陈先生，有的人说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是又有信仰的成分，在新加坡是怎么来看待儒家思想的，是作为信仰，还是作为学术？

陈先生：新加坡政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倡儒家伦理思想，那时候是因为新加坡在建国之初，注重发展经济，对于人文教育就比较忽略，经济发展经过了一二十年，虽有一定的成就，但受西方腐化思想的影响也越来越深，比如吸毒、性放纵，颓废的生活侵蚀新加坡年轻人的身心，所以，政府就觉得有提倡儒家伦理教育的必要。当年请了一些专家来提意见，杜维明教授、余英时教授等一些著名学者都来新加坡讲学。后来设立一个推行儒家伦理课程的委员会，组织一个讲解儒家伦理的团队，编写儒家伦理的课文。这门课程让中学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选读。可是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因此，学校的选修课还包括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和兴都教的科目，让学生自由选择，以此来表示对其他种族和宗教一视同仁。学生到中三、中四的时候，就可以选读一门课。那时候学习儒学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学的，并不含有宗教的意味。儒学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实际和理性的原则。儒家的文化具有相当突出的“泛道德主义”，其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进展，它所代表的价值观是华人之所以为华人的最坚强和最持久的条件。

季刊：儒家思想、儒家伦理在新加坡的民间推行得怎么样？效果如何？

陈先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加坡及其邻近国家，有过儒学复兴运动。那时中国的儒学士绅如康有为、邱逢甲等，受邀到南洋来协助推行儒教，掀起一阵儒学热潮。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董事联合各界有道之士，于1914年成立实得力孔教会，1949年改名为“南洋孔教会”，是最早创立的民间儒学团体。上面提到20世纪80年代的儒学运动期间，新加坡教授“儒家伦理”课程的教师，在1985年成立了“儒学研究会”。到2000年，一群文教界与企业界人士发起组织“新加坡儒学会”，并以团体名义加入中国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其他相关机构，还有“易经研究会”等等。这些民间团体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如讨论会、演讲会、展览会、征文比赛等，还出版书刊，如儒学研究会曾出版通俗性的《儒学与你》和专业性的《儒学学报》。新加坡儒学会曾主办国际性的儒学研讨会，会后收集各国学者宣读的论文，编成《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一书出版（2004年）。这些推广儒学的活动，对社会人士是有一定影响的。

季刊：现在我们中国国内也在推行传统文化进课堂，从幼儿园、小学都有，是国学热的一部分。

陈先生：《弟子规》读经班，开始是在台湾盛行，后来扩展到新马一带。在中国部分学校也在推行，新加坡有些学校将其作为课余的一种学习活动，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办得很成功，新加坡儒学会、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和南洋孔教会等都有开班授课。《弟子规》教导的确有它的一些效用，它教小孩子怎么样尊敬长辈，怎么样做一个有教养的人。

季刊：新加坡民间老百姓他们是怎样选择的，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多，还是喜欢儒家思想的人比较多？

陈先生：新加坡提倡宗教与族群之间的互相容忍和包容精神，实行宗教自由政策，确认新加坡为多元宗教国家。根据政府的人口调查报告，佛教是全国第一大宗教，约占人口的33%，道教占人口的11%，天主教与基督教占人口的18%，伊斯兰教占人口的15%，兴都教占人口的5%。儒家不是宗教，不在调查范围。

季刊：在我们中国农村，有一些年龄大一些，也有一些年轻的，他们也信基督教，虽然他们身上带着儒家传统的行为举止，但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不杀生不做坏事，反而自我约束比较好一些，反而自己的传统儒家伦理不太好吸收，这是不是和基督教的传教方式有关。

陈先生：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很有效果，比较吸引年轻人。

季刊：我觉得与思想也有区别，中国儒家的信仰性比较淡，西方宗教信仰性比较强，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陈先生：儒家是比较宽容的，能够包容其他的思想，认为有容德乃大。而信仰其他宗教的教徒，就必须遵守教规，比如说佛教徒要烧香拜佛，基督教就不许信徒烧香拜偶像，都各有一套教规，比较严格。儒家是信仰自由，态度开放，这样一来，人们一旦信仰某种宗教，就会受教规的约束，宗教教义渐渐地取代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季刊：我们这里信仰基督教的人，过年过节的也不祭祀、不烧香、不祭祖。请问先生，在新加坡有没有提倡儒教这种说法，有没有具体的行动？

陈先生：儒教在印尼是最盛的，这要从该国特殊的政治背景去理解。印尼在苏哈多时代，对于华族的思想文化控制很严，提倡儒学是不准许的，因此印尼人就把儒家宗教化，就像佛教徒烧香拜佛一样来拜孔子。用宗教化的方式，来应对苏哈多政权对传统中华文化的压制，儒学才能在印尼传播。如果把儒学当中华传统文化来提倡，肯定会被禁止。新加坡也有一个孔教会，早年的活动也有烧香、祭孔。近年来，孔教会的活动逐渐冲淡宗教的色彩，注重提倡儒家文化，主办学术演讲、作文比赛、中华文化讲座、开设《弟子规》儿童读经班等。所以新加坡一般人并不把儒家当成宗教，而当作一种优良的传统文化思想。

季刊：刚才听先生讲了儒学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宣传、弘扬，我有个想法，儒学如果在现代社会真正的发挥作用，让人回归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应该借助一些类似宗教化的形式，就是把宗教化作为一个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这样可能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更有利一些。先生，您觉得呢？

陈先生：用宗教的方式宣扬儒家思想，可能在普及化方面会达到一定的效果，可是如果要真的去研究儒家的思想精华，通过这样的手段，是否可能，就令人置疑。当代人应如何弘扬儒学？让我们先回顾近年来儒学的发展状况。

近代中国，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儒学面临严峻的挑战。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儒学从制度上失去了官学地位。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丧失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但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它的没落，在“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产生了一股“复兴儒学”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以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等为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因民族危亡的严峻环境，激发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发扬，“复兴儒学”的思潮得到发展。四十年代末以后，由于政局的变动，现代新儒学思潮转而在港台和海外高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儒学日益重视，学界与媒体联手，推动了儒学的勃兴。此外，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促使人们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和文化身份，儒学热应运而生。

当前这一股儒学热、传统文化热，是人们对一百多年来批判和否定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反思，是对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后的积极回应。我们应该顺应这股潮流，认真思考和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思考儒家文化理念今后的发展路向问题，重建安身立命的儒学“道统”，由内圣开出民主政治和科学的新外王。把儒家的仁政王道落实到法制层面，将其发展为民主政治的“政统”；并开展“知识之学”的“学统”，把儒家道德人文与现代科技、现代科学精神结合起来，认清儒家文化理念返本开新的时代意义，真正担当起弘扬儒家优秀文化的历史重任。我有一篇论文《儒家文化理念的返本开新》，收在《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2012）（并见吴光主编《儒学天地》总第17期），如您有兴趣，可以参阅。

季刊：请先生谈一谈您的治学经历，给我们后辈以启示。

陈先生：读书学习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下多少的功夫，就会有多少的成果，不会不劳而获的。现在有的年轻人，急功好利，想很快的建立起学术地位，名成利就，没有认认真真去读书，去做研究，这样一来，就可能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反而是欲速不达。孔子就是“学而不厌”的智者，他还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可见他追求学问是全力以赴的。再看那些有成就的老学者，他们一生孜孜不倦，埋首苦读，日累月积，自然而然就会有成绩表现出来，所以读书还是要踏踏实实的用功，如想一蹴而成，将徒劳无功。希望与你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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