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何阅读儒经义疏

作者：陈侃理

来源：《读书》2019年9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二十日戊午

          耶稣2019年9月18日

李霖副教授

陈侃理副教授

读儒家经典的人多，读过义疏的就少了。今人看到群经义疏，多半把它们当作是经书的详细注脚。但经学史专家李霖会告诉你，不对，那是刻本造成的错觉。义疏保存着汉唐经学家精深的理论探讨，本来在经文、注文之外独立单行。现在大家读的“十三经注疏”，通常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阮元主持刊刻的本子，而阮元又是用元代翻刻的南宋刻本为底本，将义疏分散依附于经注，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要读懂义疏，不能不先明了今天所读的义疏书本是如何形成的，然后才能推想：义疏原来是什么样子，义疏的作者要说些什么？

李霖著《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中华书局2019年版）书影

现存义疏大多编写于唐代，成书后抄本变化多端，经过宋人校刻，才臻于定型。宋刊群经义疏是现在最接近义疏完整原貌的书本——北宋以前的抄本汇流入其中，而后世的雕版本、排印本都以之为源头。李霖的新著《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选择以宋刊本为核心，抓住了义疏版本变迁中的关节点。他探索宋人如何编订刊刻唐宋义疏，单疏本如何与经注本融合成为我们熟悉的注疏本；上述的两个过程导致义疏的文本和形式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今天的阅读有什么影响。这是读书人会关心的问题。

李霖为准备读书而研究版本，探讨的与其说是版本自身，不如说是制造出这些版本的过程，以及编刊者的思想和意图。为此，李霖一字一句地校勘唐写本和宋刊单疏本，列出形成异文的五种原因，逐条归类：

甲、宋刊本有意改动；乙、宋刊本无心讹夺脱衍；丙、本书所校唐抄本有意调整；丁、唐抄本讹夺脱衍；戊、避讳改字、古今字、异体字、假借字、同义形近字及虚词。

其中，他最关心宋代校刊者对唐写本的有意改动，力求把握宋人校勘工作的特点。他认为，宋代单疏本的校刊者并不打算用自己的经学见解改造唐人《正义》，只是对格式和词句稍加规范，改正明显的错误，试图确立“定本”。

日本京都市政府藏唐写本《毛诗正义·秦风》，选自《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102页

由于存世唐写本仅能覆盖群经义疏中极少的一部分，抄写的特点、质量不一，难以构成统一的参照系。李霖创造出“唐抄本主体”的概念，用来指称宋初所见多数唐抄本的共同之处，再跟宋刊本做比较。这个抽象的“唐抄本主体”与每件具体的唐抄本之间当然存在差异，作者对异文的看法不见得皆为定论，但书中的概念和方法不是随意提出的——问题要求他这样设计。这个设计，还适用于唐以前传抄情况复杂难明而在宋代形成刻本的其他古籍。

这部书的另一个重点是研究南宋注疏本的两大丛刊——越刊八行本和建刊十行本。二者都是拼合经注本和单疏本而来，不同在于：前者的编校是以单疏本为基础，在适当位置补入经文注文；后者则大致是在经注释音本的基础上，散入义疏文句而成。李霖指出，上述不同反映了编者对义疏的定位有差异。八行本的编者对注疏本的最初定位，应是具备经注的义疏，核心仍是义疏；稍晚的十行本则全面突出经文和注文的核心地位，将义疏当作经注的注脚，认为义疏与释音、重意重言等一样，是理解经注的辅助工具。随着十行本的流行，它对义疏的定位深入人心，使后世读者自然地以为义疏是更次一级的注脚，很少有人能够有意识地去探寻义疏自身的丰富内涵。这就揭示出了经学研究范式变化与经书文本形式的互动关系。

话说回来，义疏是经注的注脚，选读注疏是为了帮助理解经文，这恐怕仍然是很多读者不自觉的看法。对我来说，这个看法直到近来仔细对读南朝梁代皇侃的《论语义疏》和北宋邢昺的《论语正义》，才有所改观。邢昺的《正义》紧扣经注，逐字逐句串讲解释字面意思，绝少越出经注文本讨论言外之意。如同往浓茶里兑水，寡淡无味。皇侃《义疏》则大不一样。他汇集两晋以下十几家学者的解说，辨析时也不求定于一是。所述之说，常常溢出字面意思，追究理论化的经学解释。比如释“《学而》第一”篇题的“第”字，皇侃《义疏》云：“第者，审谛也。……既谛定篇次，以《学而》居首，故曰‘《学而》第一’也。”初读此说，一定觉得背离事实，但仔细想来，只有解释成“审定明确”，“第”字才不可或缺、无可替代，带上了经学的神圣味道。又比如，解说“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三句，分别对应学者的幼少、小成、大成三个人生阶段，并且跟《礼记·学记》相结合印证，使得这一章增加了理论性和体系性。更有意思的是解释“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一句，皇侃说，孝悌的人实际上都不可能想要犯上，但经文却不说“必无”而说“鲜矣”，暗示还是有的，用意是要表明如果国君、父母犯错误，应该大胆提意见，不能因为主张孝而断绝臣子谏争的门路。《义疏》的这些解释，已经不是单纯的注解，而是依托于经典的新思想。它们被邢昺《正义》一一删除，经学就黯然失色了。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唐写本皇侃《论语义疏》（《学而》局部）

唐宋人对六朝旧疏大加删削，但六朝经学的面貌却不能不到唐宋义疏中去发现，因为六朝旧疏只有三部侥幸保存至今，其余都被唐宋新疏取代而消亡了。唐太宗认为当时“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命令诸儒编定五经疏义。孔颖达等本将新疏命名为“义赞”，意思是继承和扶翼以往的义疏，而李世民御笔一挥，下诏改名为“正义”，钦定为官方主张，取代此前的众家。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官修新疏经长孙无忌领衔修订，颁于天下，并且规定“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七十七）。从此，《五经正义》成为唐代科举明经科目的官方教材和标准答案。“正义”的意思是标准答案。科举唯据“正义”，风味各异的六朝旧疏变成无用而有害之物，自然归于灭亡。

北宋科举沿袭唐制，贴经（经文填空）和墨义（疏义默写）分别以经文注文和“正义”为准，不容偏差。国子监校刊、增修五经正义和七经义疏正是以此为背景的。史载真宗景德二年（一〇〇五），有一位举子贾边在考试中放言纵论“当仁不让于师”，将“师”解释为“众”，结果因为不合注疏之义而落榜。当时朝议认为，如果允许士子抛开注疏，另立异说，以后浮华放荡，将不可收拾。朝廷气氛如此，国子监刊刻义疏，自然要避免争议，一面从文本上排除歧异，一面防止别立新说，期望制作出义疏的“定本”。

义疏文本随着刊刻稳定下来，而反对记诵注疏、主张直接理解经义的新学风也兴起了。宋人认为，仁宗庆历以前学者多守注疏，而此后刘敞著《七经小传》，打开了异说的闸门。其实，庆历四年（一〇四四）的贡举改革可能更为关键，新制增试“大义”十道，要求“直取圣贤意义解释对答，或以诸书引证，不须具注疏”（《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八）。实际上鼓励举子绕过注疏，自主阐发经义。这一新制使潜流浮出水面，迅速成为主流。神宗熙宁四年（一〇七一），王安石改革，专以进士一科取士，贴经、墨义之法皆废，只剩下可选考“大义”。宋神宗还命王安石自撰新义，用以取士。于是士子竞逐新说，墨守注疏的人反而被视为腐儒。取士标准一旦改变，流俗之士也很快将注疏弃若敝屣，而群趋新学。司马光感叹说：“禄利所在，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论风俗札子》）熙宁新政败后，司马光力主恢复考试注疏，但元祐元年的诏书仅是命令“兼用注疏及诸家之说或己见”（司马光：《乞先行经明行修科札子》）。义疏再也没有找回“正义”的地位。

义疏作为经学研究的范式已经死亡，但宋代学者研讨经义仍要参考义疏。王安石翻读《诗疏》爱不释手，朱熹教弟子读《周礼》，也说要“且循注疏看去”（《朱子语类》卷八六）。南宋八行本注疏的刊刻和十行本注疏的刊行，说明这些大部头还有市场。等到程朱理学对经典的解释在元明以后被树立为科举考试的新标准，汉唐注疏反而重新得到重视，帮助人们突破理学藩篱，为研讨经义开辟新的空间。清代学术大兴，学者们考据辑佚、阐发新义，都要到义疏中去找汉唐经说的资料。

经学研究有过几次风气转向，汉代古学与今学之争，宋代的新义与注疏之争，清人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归根结底，所争者都在朝、野之间。在朝的官学一面吸引众多传习者，一面不能不为了考课取士而标准化，于是凝固起来，蜕变成获取利禄的工具。希望在经书中问道的学者，往往在野自守，居家教授。私门之学起初是空谷足音，却能发扬新解，吸引信徒，最终竟取代官学，成为主流。等到私学被官学收编，成为新的取士标准之后，却又不能不重蹈覆辙。汉代的在野学者称博士解经为“章句”，宋代的新学问家称唐宋义疏为“章句”，清人考据又称程朱理学为“章句”。这些学问大不相同，但都被目为“章句”小道，原因就是它们立于学官之后都失去了生命的创造力。

在全书的最后，李霖写道：“今天，义疏的价值重新得到读者重视，那些一度被淘汰的善本，正焕发着生机。”经义变成教条就近于死亡。钻研汉魏六朝复杂精深的理论研讨，不只要理解经书，更要从经典中培育新思想的生命。这样的学问做起来很难，但总有人愿意尝试。李霖这部书，是为他们准备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