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蒲亚里与清代的洪任辉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初七日乙亥

          耶稣2019年10月5日

在宋王朝的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生活着大量外国人。13世纪的泉州就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一名来过泉州的意大利商人观察到：“在刺桐（即泉州），人们可以见到来自阿拉贡或威尼斯、亚历山大里亚、佛兰芒的布鲁格等地的商人，还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国商人。……在城里，人们还可以听到一百种不同的口音，到那里的人中有许多来自别的国家。”广州也一样，一位宋朝官员说，“每年多有蕃客带妻儿过广州居住。”

侨居广州城的众多蕃商中，有一个叫做蒲亚里的大食商人，非常的富有，他运载了大批商货，于南宋绍兴元年抵达广州。按照惯例，广州市舶司博买了一部分蕃货——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估值五万多贯。但广州市舶司一下子掏不出那么多本钱，便将抽买来的象牙与犀角，一半解押往临安杭州，一半在广州拍卖：“就便搭息出卖，取钱添同给还蒲亚里”，打算用拍卖所得款偿还欠款。当然，还款给蒲亚里的时间，肯定延后了，因为市舶市的本钱不够。

蒲亚里遂在广州侨居下来，一边做生意，一边等候市舶司还款。期间，当地有一个官员大概贪图蒲亚里的财富，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蒲亚里于是成了广州的上门女婿。

但是，广州市舶司却迟迟不偿还欠款，以各种借口拖延。蒲亚里只好提起诉讼，但“官吏并缘侵刻，讼久不决”。蒲亚里将官司一直打到行在杭州，宋高宗诏“王师心同御史往广即讯，狱乃竟”，法官判令广州市舶司尽快偿还拖欠蒲亚里的款项，这才结了案。

绍兴四年，蒲亚里拿到了欠款，他将这笔钱换成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疋帛等物，准备运回大食。谁知出海航行时，遭遇海盗，“被贼数十人持刃上船，杀死蕃牧四人，损伤亚里，尽数劫夺金银等前去”。

宋廷得到广南东路提刑司的报告，十分震惊，下令处分相关官员，并责令限期破案：“当职巡尉先次特降一官，开具职位、姓名，申枢密院。其盗贼，令安抚、提刑司督责捕盗官限一月须管收获。如限满不获，仰逐司具名闻奏，重行黜责。”

一些研究者认为，“蒲亚里的坎坷道路，只能说明（南宋时）广州港市舶司已经进入昏庸腐朽阶段，正使自己转化为海外贸易的障碍物”（参见傅宗文《宋代泉州港的崛起与港口分布》）。平心而论，广州市舶司确实存在侵刻蕃商财产的行为，但也不至“昏庸腐朽”，毕竟，宋政府对于蒲亚里的财产权还是提供制度性保护的，比如蒲亚里可以通过司法渠道讨回政府欠款，遭遇海盗了朝廷又诏令尽快破案。

如果跟清乾隆时代英国商人洪任辉的遭遇相比，论者恐怕就会承认，蒲亚里其实还算是幸运的，如果他生活在乾隆时代，嘿嘿……

“洪任辉”听起来是个汉名，但他实际上是英国人，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少年时曾在广州学习汉文，因此能说中文。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九日，受东印度公司派遣，洪任辉开着商船“成功号”，从澳门出发，驶往宁波，要求在宁波口岸报关、住舶贸易。但浙江总兵成功地阻止他进入宁波港口。

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宁波港口不准许洪任辉的商船停靠。原来，早在乾隆二十二年，大清皇帝已发下谕旨：“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只准许西洋商船在广东口岸互市，这便是“一口通商”体制。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所以派遣洪任辉前往宁波港报关，舍近（广州）求远（宁波），目的当然是希望打开大清国更多港口。但洪任辉在宁波受阻，只好掉头北上，前往天津港。

六月二十四日，洪任辉与他的“成功号”出现在天津大沽海口，受到大沽营兵盘查。洪任辉自称要赴京告状：“我系英吉利国四品官，向在广东澳门做买卖。因行商黎光华欠我本银五万余两不还，曾在官差衙门告过状，不准；又在总督衙门告状也不准；又曾到浙江宁波海口呈诉，也不准。今奉本国公班衙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申冤。”

大沽营游击赵之瑛一听，便向他索贿。最后，洪任辉掏出二千两银子，才获准到天津知府衙门告状。洪任辉在状纸上控告的对象，不仅是行商黎光华，还有粤海关的官员，因为粤海关“勒索陋规繁多，且一船除货税外，先要缴银三千三四百两不等”；关监的家人也是“多方勒索”洋商。

由于“事涉外夷，关系国体”，乾隆皇帝对洪任辉的检控非常重视，批示“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经查，洪任辉所控基本属实。当然，他的真实身份（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与真实意图（企图打开大清国更多口岸供西洋商船停泊贸易），也被乾隆皇帝发现了。

负责调查洪任辉案的官员向乾隆皇帝汇报：查得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的家人“收受陋规，求索财物”，建议“鞭后发边省为奴”；李永标本人并无“违例滥征”，但他对“家人受贿毫无闻见”，应“鞭责后解部发落”。

洪任辉呢，查官官员说，“所控各款虽未尽实，均属有因，并免置议”。但乾隆皇帝驳回这一建议，说：“该商从前所告情节，在监督等既审有办理不善之处，即按法秉公处治，念尔外夷无知，虽各处呈控，尚无别情，可以从宽曲肴。现在审出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则情罪难于宽贷。绳以国法，虽罪不至死，亦当窜处远方，因系夷人，不便他遗，姑从宽在澳门圈禁三年。”

还有一个叫汪圣仪的徽州商人，被发现与与洪任辉有商业与资金往来，也“躺着中枪”，被清廷发边充军。更倒霉的是那个替洪任辉书写状词的“内地奸民”刘亚匾，竟被“即行正法示众”。

宋代的蕃商蒲亚状告广州市舶司；清代的洋商洪任辉状告粤海关，事情差不多，但事情的结局却大不一样。这个大不一样的结局，其实就是宋政府与清政府对于海外贸易态度存在极大差异的反映。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