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作者：徐国利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廿六日甲午

          耶稣2019年10月24日

内容提要：“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论上对“以诗文证史”作了重要阐发，详细阐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因和以史证史和释史的方法，还论述了小说具有四方面的史料价值和以小说证史的方法。不仅如此，他还大量运用古诗和小说等古诗文治史，写出大量以诗文证史的著述，其中《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为经典之作。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成就为中国现代史学用文学作品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范式，促进了“以诗文证史”传统的现代转换。

关键词：陈寅恪/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

作者简介：徐国利(1966-)，男，安徽祁门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多维视角下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2BZS002)。

“以诗文证史”是中国传统文史观的题中之义，基本含义是用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这种传统的形成是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诗言志”“文以载道”及“道不离事”的理念密不可分的。宋代以来诸多史家开始自觉将诗文作为史料，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这种传统为中国现代史家所继承和发展，陈寅恪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不仅在理论上深入阐发了诗词和小说的史料价值，提出了“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的治史方法，并在史学研究中大量运用，为中国现代史学利用文学作品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范式，促进了“以诗文证史”传统的现代转换。学术界对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诗证史”和“诗史互证”方面，对其引小说证史和“以诗文证史”与该史学传统的继承发展关系却缺乏专门探讨。故此，拙文拟对该问题作进一步的研讨。

一、“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

在中国史学史上，南朝史家开始引小说来注释史书；宋代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确立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明清史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该传统。中国现代史家将这一传统加以继承和发展。

中国古代“以诗为证”的方法起源很早，先秦诸子“引诗”已成风气，《荀子》引诗最多，《孟子》次之，到汉代，毛公解《诗》每篇必言后妃之德和《春秋》史实。明确“以诗文证史”的是南朝刘宋的裴松之，他引《搜神记》等笔记小说注《三国志》[1]。到宋代，司马光和欧阳修等史家开始对“以诗文证史”作理论阐发，并在史书编纂中大量引用小说和诗赋。司马光谈及《资治通鉴》的编撰时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渊海，抉挞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2](P270)将“遍阅旧史”与“旁采小说”相对应，说明他高度重视小说的史料价值，将其视为与“旧史”(史书文献)等同的重要辅助史料。他与范祖禹谈如何编《资治通鉴》长编时还详细说明了小说的择用方法和要求：“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3](P160-162)在他看来，小说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3](P162)。此言充分体现了对小说史料价值的辩证认识。关于如何采择诗赋，他说：“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无妨；或辞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诫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于繁勿失于略。”[3](P162-163)可见，诗赋能否采作史料，关键在于是否“有所讥讽”，即是否有警示和借鉴意义。欧阳修虽然没有对小说和诗赋的史料价值和运用作深入阐述，但所纂修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都采用文学作品作为史料。

明末清初以后，文史学界对以诗文证史的理论阐述更为丰富和深入。黄宗羲提出了文集和诗能弥补和参正史籍记载不足的重要观点。他在读姚牧庵、元明善的文集后说：“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其编《南雷文定》，“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4](P85)。关于诗与史的关系，他说：“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之人物，赖以不坠。”[5](P10)他认为诗能反映众多人生和社会生活：“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6](P203)诗还可以补史书之阙失和纠正史书之错讹，宋元明清“其从亡之士，章皇草泽之民”的诗词，“无关受命之笔，然故国之铿尔，不可不谓之史也”；其中万履安的诗，“真诗史也，孔子之所不删者也”[7](P47-48)。晚明文坛宗主钱谦益更是阐扬“诗史”论，说：“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8](P800)这里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三代以前诗即是国史；三代以后，诗、史虽相分，但杜诗仍具备史的内容和功能。为此，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完成了20卷的《杜工部诗笺注》。在他看来，明末清初遗民旧老之诗足以续史，“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8](P801)章学诚对“以诗文论史”也有重要论述。首先，他提出“文集者一人之史”的观点，“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9](P557)。其次，诗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他说：“《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史相终始者，何哉？”“土风殊异，人事兴衰，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参互考验，其合于是中者，如《鸱枭》之于《金滕》，《乘舟》之于《左传》之类；其出于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颂》兼及异代之类，岂非文章史事，固相终始者与！”[10](P855)他在谈到史志文献引用时则说：“倘风俗篇中，有必须征引歌谣之处，又不在其例。是又即《左》《国》引谚征谣之义也。”[11](P859)其他学者对诗和小说的史学价值也多有阐发。清代学者浦起龙论杜诗时说：“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12](P107)这种观点强调了诗含有史书无法具备的历史信息。三大考据史家之一的王鸣盛提出小说与实录有相同的价值，说：“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斟酌，不可偏执。……然则采小说未必皆非，依实录未必皆是。”[13](P1407)总之，明末清初以来许多学者认识到诗词、小说和文集可以证史和补史，而且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学术思潮，并被广泛运用到当时的文史创作和研究中去。

由此可见，宋代至明清文史学家对“以诗文证史”的论述已经比较全面和深入，主要包括：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诗歌和小说具有史料价值的多种原因；指出诗歌和小说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不仅可以弥补和修订史部文献史料的不足，甚至与实录等史部文献一样具有同等价值；要高度重视诗赋和小说的史料价值，并采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

中国史学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以后，许多史家继承和发展了“以诗文证史”的优良传统，其中陈寅恪的贡献尤为卓著。他对“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的理论和方法分别作了深入阐发，并在史学研究上大力践行，特别是写出《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等经典之作，为“以诗文证史”传统的现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以诗词证史的理论与实践

陈寅恪极力发掘诗词的史料价值，并在史学研究中大量运用，成为其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即“以诗证史”“援诗入史”或“以诗释史”的方法。《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是这一研究的结晶。陈寅恪的元白诗研究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7年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就用了元白诗的典故“连昌旧苑”和“曾聆法曲侍瑶宫”。1933年在《清华学报》8卷发表《连昌宫词质疑(附印故宫博物院所藏连昌宫词图)》一文。大致在1934年，在清华中文系开设文学专家研究课形式的“元白诗”课程。1941年，写出《读〈莺莺传〉》一文[14]。抗战时期，《元白诗笺证稿》初稿在成都完成[15](P131)，1950年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正式刊行。1954年前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开设“元白诗证史”课程，系统讲述中国诗歌特别是唐诗和元白诗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因。

陈寅恪将中国古诗与外国诗对比，解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因。他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如唐诗三百首中有的诗短短二十余字耳……外国诗则不然，空洞不着人、地、时，为宗教或自然而作。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16](P483)他之所以对唐诗史料价值的阐述和运用相当多，不仅是因为隋唐史是其史学研究的重点，还因为唐代是中国诗歌最盛的时代，唐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学者说，陈寅恪之所以认为唐诗的史料价值最高，因其作者多至二千余人，具有广泛代表性，能反映各阶层社会之生活与思想[17]。陈寅恪说：“唐诗有很多材料，可补充唐史料的缺乏。唐诗有种特性：与作者的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原因是武则天对科举制的改革，把它改为进士科与明经科，“帖括是完全靠记忆的，不用思想。因之，为高才者所不喜欢。武则天注重进士科，那便不管是什么人，也不分地域，只要能做诗，做文章，尤其是诗，便可到洛阳考进士。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会做诗，而爬到最高的地位。门阀的制度被推翻，社会的关系也由此而扩大，因之唐诗便成为对于历史很有关系的材料”[18](P476-477)。又说，唐诗之所以包括许多史料，“一、因为高宗、武则天重词科、进士科。二、选取的人不限门第高低。女人、和尚都有能做诗的。如贾岛本名无本，也能做诗。阶层已扩大，诗中包括的史料，也就多了”[18](P482)。唐诗有五方面的史料价值：一、纠正错误；二、说明真相；三、别备异说；四、互相证发；五、增补缺漏[18](P479-480)。在唐诗中，陈寅恪特别看重元白诗，很早就注意并系统研究元白诗及其史料价值，并撰写出《元白诗笺证稿》。有学者说：“早年清华中文系曾开一系列之‘中国文学专家研究’课程，寅恪专授‘元稹白居易’，可见其研究元白，历有年数。”[15](P131)元白诗为何有如此高的史料价值？他说：“一、时代关系。如李太白在前而李商隐在后，元白之诗正在中唐时代，说上说下皆可。二、唐人诗中看社会风俗最好。元白诗于社会风俗方面最多，杜甫、李白的诗则政治方面较多。三、又以元白诗留传者较多。”[16](P484)可见，元白诗是研究社会史的重要史料。

那么，如何以诗特别是以元白诗证史和释史呢？陈寅恪说，由于中国诗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与历史发生了关系，故唐人有本事诗，宋人亦有唐诗纪事，但叙事无系统无组织。“本事诗只说到一个人、一件事，一首首各自为诗。即使是某人之年谱附诗，也不过把某一个人之事记下来而已，对于整个历史关系而言则远不够。”“有两点不综合：此诗即一件事与别事不综合，地方空间不综合，于历史上不完备。作者个人与前后之人不综合，作品亦与别人之关系不综合。”因此，要以诗证史就必须用新方法，“将各种诗结合起来，证明一件事。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最重要是在于纠正”[16](P483-484)。至于以元白诗证史，他说：“元白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以元白诗证史要注意两个问题：“一、首先要了解唐朝整体局面情况，然后才能解释。二、历史总是在变动的，看诗犹如看活动电影之变动，需看其前后之变迁。若仅就单单一片材料扩大之则不可，必须看到事物前后的变迁。”[16](P484)

陈寅恪以唐诗证史和释史不仅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还解决了唐史研究的诸多问题。如关于唐代官吏俸料制度，《唐会要》《册府元龟》和《新唐书》的记载很不完备，而元白诗则有相当多的记述，但不精密。他认为以《新唐书·食货志》所载会昌时百官俸钱定额，“与元白诗之涉及俸钱者，互相比证，以资推论，盖元白著作与此二时代相距最近故也”[19](P67)。通过以诗释史和诗史互证，其结论是：“凡关于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额数，与乐天诗文所言者无不相合。独至地方官吏，则史籍所载，与乐天诗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乐天诗文所言之数，悉较史籍所载定额为多。据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期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19](P76)这对中晚唐行政制度史研究有重要价值。再如，以唐诗证释唐代杂种胡的确切含义及与《新唐书》九种胡的关系问题。他说：“此杂虏即杂种之互称也。总括言之，杜少陵与安史为同时人，其以杂种目安史，实当时称中亚九姓胡为杂种胡之明证。《旧唐书》多保存原始材料，不多改易词句。故在《旧唐书》为杂种胡，在《新唐书》则易为九姓胡。”[20](P58)陈寅恪引唐诗证史极为广泛，如《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一书所引唐代诗人除元稹和白居易外，还有杜甫、杜牧、卢纶、张祜、李德裕、徐凝、韩愈、贾岛和王建等诗人的诗句。在他的唐史著述中，随处可见引唐诗来证史和释史之文。

至于其晚年以明清及唐宋诗词等与明清史籍互证互释写成《柳如是别传》这部经典之作，直接原因是柳如是生平事迹或因清廷之禁毁多已亡佚，或因记载简略错误和抄袭雷同，或因有意讳饰诋诬和虚妄揣测，“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故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21](P4)。其旨趣则是通过写钱柳姻缘及“复明运动”来表彰柳如是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说：“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簿者所厚诬之人哉！”[21](P4)

三、以小说证史的理论与实践

小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体裁，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诸子十家中的最末一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22](P1377)此后“小说家”的内涵不断丰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五十·小说家类一”将小说分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23](P3560)当代学术界一般将古代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和琐闻等，亦称笔记小说。陈寅恪对小说的史料价值也有较充分的阐述，并大量引用此类史料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证来证释历史。

在陈寅恪看来，小说主要有四方面的史料价值。第一，小说在历史研究中可与正史文献互补，因为官修史书存在讳饰失实的弊病，私家小说则没有。他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韩愈之《顺宗实录》者，朝廷史官撰进之国史也。李复言之《续玄怪录》者，江湖举子投献之行卷也。两书之品质绝不类似，然其所纪元和一代，宪宗与阄宦始终隐秘之关系，转可互相发明。”[24](P81)文中所说《续玄怪录》是传奇小说集，属私家撰著。他称此书对唐后期新旧君主替嬗事变的记录比《顺宗实录》要真实，“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24](P88)第二，小说对史事的记载可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如他考订唐代宰相李德裕卒年时引用新、旧《唐书》和《续定录》等小说类材料相互参证，说：“《续前定录》及《补录》记传所言，皆属于小说家文学想像之范围，不可视同史学家考信征实之材料，与之斤斤辨论也。但据此可知关于德裕享年之数，当时社会即有六十三及六十四不同之二说。”[25](P25)可见，这两部小说对李德裕卒年的记载弥补了官书的不足。第三，有些小说史料价值很高，堪称实录。他谈到元稹所撰《茑茑传》时说，“至于传中所载诸事迹经王性之考证者外”，其它若普救寺等事迹取《续高僧传》和《旧唐书》诸条参校之，“信为实录。然则此传亦是贞元朝之良史料，不仅为唐代小说之杰作已也”[26](P116)。第四，小说对古代社会史研究有重要价值。中国古代正史偏重政治、军事及统治者历史的记载，对社会生活史记载不多，而小说有关社会史的记载正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引用《剧谈录》后说：“《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27](P82)

那么，陈寅恪是如何运用笔记和小说等来证史呢？下举两例说明。一是研究中晚唐重进士轻明经的风气及政治影响时，他引用《剧谈录》所记故事，即以明经擢第的元稹遭李贺轻视，后来元稹以制策登第做了礼部郎中，遂诋毁参加进士考试的李贺未避父讳致使李贺未能参加进士考试之事，说：“《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27](P82)在他看来，小说描述的事实固与具体的人和事有出入，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状况，即“通性之真实”，因此能与正史互证互补。二是用唐代小说研究唐后期皇帝与阉党的政治斗争。宦官弄权是导致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但是，官修史书对这类史实多有讳饰以致记载不详，为此，他将韩愈所撰《顺宗实录》和李复言的小说《续玄怪录》互相证释来研究元和年间唐宪宗李纯与阄宦权力斗争的隐秘关系，最终揭示出历史真相，即：“可知前言永贞内禅即新故君主替嬗之事变，实不过当日宫禁中阉人两党竞争之结局，其说诚不诬矣。夫顺宪二宗帝王父子且为其牺牲品及傀儡子，何况朝臣若王伾、王叔文、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之徒乎？”韩愈所撰《顺宗实录》有关宫禁诸条虽能得其真相，却为宦官所恶；加上宦官胁迫顺宗拥立宪宗之事本不欲外廷知之，宪宗为宦官所弑，闱人更隐讳其事，遂令一朝国史于此大变，莫能详述，“然则永贞内禅及宪宗被弑之二大事变，即元和一代，其君主与宦官始终之关系，实为穆宗以后闱党之深讳大忌，故凡记载之涉及者，务思芟夷改易，绝其迹象。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24]

陈寅恪对以小说证史释史作了重要发展，提出“通性之真实”和“个性之真实”两个重要概念，指出小说作为史料具有“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的特点。因为小说记录和描绘的人和事未必存在，即便存在也未必真实，但是能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和风气习俗。他曾对学生说，“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则诚有之。《水浒传》所记梁山泊人物之事迹，多属民间传说甚至虚构，但这类人在当时环境下，从事这类活动，则是真实的”，此即“个性不真实，而通性真实”；还举《红楼梦》为例，“说尽管故事纯属虚构，但也反映了清代前期康雍乾盛世、上层社会之文化水平，及其日趋腐败、中衰状况”[28](P157)。其治史大量运用小说便充分说明了该方法的重要。他提出小说“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不仅深刻揭示了小说的史料价值特点，也划定了小说作为史料使用的边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是他能以小说证史取得突出成就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说，《读莺莺传》在历史视野和论证技巧上都达到了相当高度，“他的博学和精思，使此文成了从小说发现历史的样板”，“凭借一双深达幽微的慧眼，他透过蒲州普救寺的风流韵事，展示了一部唐代中期的士习民风史，堪称嘉惠后学的博识宏文”[29](P243、244)。

四、重视继承发展“以诗文证史”传统的原因和主要贡献

“以诗文证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陈寅恪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该传统，深入阐述了“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的理论和方法，并将之贯穿于史学研究中，成就卓著。这大大拓展了中国现代史料观和史料运用范围，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和使用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运用文学作品研究历史提供了新范式。

陈寅恪之所以重视继承和发展“以诗文证史”的传统并取得突出成就，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他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学的教育和熏陶，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在文史方面很有造诣，为深入认识传统诗词和小说的史料价值奠定了坚实基础。陈寅恪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诗文教育。不仅如此，他从小还特别喜欢读小说，对弹词等曲艺作品有独到认识。他晚年谈到《论再生缘》创作缘由时说：“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30](P1)这段回忆既说明了他一生对传统小说、弹词、元白诗词、桐城古文和俗讲变文等文学作品史料价值认识的深化过程，也道出了他“以诗文证史”贡献卓著的原因。文中强调“少喜读小说”和老年衰年病目后“唯听读小说消日”，更是指明了他以小说证史卓有成就的根源所在。其次，推崇宋代史学是陈寅恪能继承和发展该传统的直接原因。他极为推崇宋代史学，称“宋贤史学，古今罕匹”[31](P48)，故特别重视宋代史学方法的传承。王永兴说：“陈寅恪史学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学术传统之中，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史学传统之中，特别是宋贤史学。宋代史学是陈寅恪史学的主要渊源。宋贤史学的代表为司马光和欧阳修，在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两方面，陈寅恪直接继承了这两位大师，并有较大的发展。”[32](P90-91)他最推崇司马光的史学，原因之一是其创立的“长编考异之法”。他评价现代学者的成就往往也以其对此方法的运用为标准。如1948年他称赞杨树达的治经方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33](P262)。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过程中搜集了许多小说和诗赋等，并阐述了考辨和使用这些文学作品的方法。这无疑为陈寅恪“以诗文证史”提供了直接借鉴。如他的小说作为史料有“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的思想，在王永兴看来，“通性真实乃陈寅恪求真实之史学思想之更高境界，亦为宋贤史学思想之发展与提高”[32](P100)。第三，对诗词特别是唐诗和明清诗词有精深研究是他能很好做到以诗证史释史的根本保证。陈寅恪谈到《柳如是别传》撰写的缘起时说，自己少时在外家读明末清初文坛宗主钱谦益(号牧斋)的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抗战时客居昆明，又重读钱集，“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生平才识学问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21](P3)略去文中自谦之词，可知他自幼便喜读钱氏诗文，终生不渝，且以之“验所学之深浅”，由此可见其明清诗词造诣之深。不仅如此，陈寅恪是将钱氏视为博通文史的大家，称自己的研究领域与之“有约略近似之处”，拙文第一部分指出钱谦益有“诗史”之论，并以“诗史互证”的方法撰成《杜工部诗笺注》。从中不难看出，其“以诗文证史”与钱谦益等明清学人“以诗文证史”间的传承关系十分密切。

陈寅恪治史领域和关注问题在前期和后期各有侧重，其“以诗文证史”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有学者说，陈寅恪以诗文证史，“前期之重点在唐代历史研究，主要是引诗文中材料补充、考证史实，以探求古代之名物、制度、地理、风俗等……方法上以考据为主。后期对明末社会的研究，则更多地表现为借诗文中之材料对士大夫的现实与精神生活进行探索，并通过对诗文中古典的今典的分析阐释，以一种‘了解之同情’，深入于古人的思想、情感与精神世界，遂将研究之领域，扩展到人类心灵这一最为隐密的角落；方法上则从本事的考据和词句的解释，进一步发展到通解性的诠释”，这样，“就使得他的‘文史互证’方法在境界上远远超越以往的考据史学，而具有一种深厚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34](P169-170)。此言确为深刻。不过，说其前期以诗文证史主要是补充和考证史实则不尽然，如陈寅恪对元稹诗的研究便有深意。其考证元稹写“艳诗”和“悼亡诗”旨在说明唐代道德风习观念与士大夫阶层的变迁。他说，“综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其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由于新旧道德标准不一，新旧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26](P82)。如对此言做进一步诠释，亦可说是他欲借此抒发对晚清以来社会风气尤其是士风不古的讽谕。

重视“以诗文证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现代诸多史家的共识，并取得了重要成就。他们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新文史观和史料观对诗歌和小说的史料价值做了深入阐述，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成因、正确看待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历史研究中运用文学作品的原则与方法等。不仅如此，一些史家还大量引用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成就斐然。相较而言，陈寅恪在“以诗文证史”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贡献。他对“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均作了深入的理论阐发，并在史学研究上大力践行，写出两部“以诗文证史”的经典之作，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无人能企及。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现代史料范围，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正确使用方法，为中国现当代史学运用文学作品研究历史树立了新范式。其他现代史家多是在“以诗文证史”的某个方面进行理论阐述和实践运用，而且缺乏用这种理论方法撰写的学术专著。陈寅恪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颇具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家翦伯赞在“以诗文证史”方面也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就。两相比较，翦伯赞的突出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学观为指导，从三方面系统阐述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史料价值，即回答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史料价值及其理论根源，认为文学作品是不同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指出文学作品不能直接反映时代的社会现实，要正确看待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强调要辩证地看待文学作品间接反映社会现实及其主观性对其史料价值的影响。他所论述的范围则广泛涉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陈寅恪主要是论及了唐诗和小说、明清诗词的史料价值，虽不及翦伯赞全面，但是要深入；提出了系统的以诗文证史和释史的方法论，并以之为指导撰写出两部史学经典之作。在“文史合一”的历史书写上，翦伯赞主要是撰写了叙事类特别是通史类的史著《中国史纲》和历史散文等，陈寅恪则是撰写了考证类的史著，并留下大量有史意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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