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云集！2019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

来源：衡阳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五日壬寅

          耶稣2019年11月1日

衡阳新闻编者按

400年来，船山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昨日，在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环节，刘和平、万俊人、王泽应三位知名专家学者深入探讨研究船山思想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时代价值，本报记者特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记者 谢小青 实习生 陈曦

人物简介

刘和平，1953年出生于衡阳，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历史学者。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会长、北京影视版权文化艺术促进会会长、北京影视著作权专家鉴定委员会会长，曾兼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代表作有《甲申祭》《雍正王朝》《李卫当官1》《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等。

发言摘登

“我的《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很大程度就是受船山思想的影响。”生于衡阳长于衡阳的刘和平以《王船山史学思想照亮了历史也照亮了现实》为主题，阐述了王船山史学思想价值。

“第一个系统肯定郡县制的是柳宗元，但是船山先生对郡县制做了全面的阐述和全面的肯定，为之后坚定的理论自信奠定了基础。”刘和平认为，船山思想的史学思想坚持两个观点：第一点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郡县制。船山认为只要郡县制在，华夏就一定在。第二点是船山先生毕生坚持遵从和主张华夏文化。

刘和平说，一说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他的功绩是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谈到他不好的地方，就是修长城、修阿房宫，导致民不聊生。只有船山先生在谈到秦始皇的时候一针见血，“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意义是结束了分封制，建立了郡县制。”虽然郡县制符合国情，但秦始皇的主观动机并不单纯，而是想把当时七国所割据分裂的国土统一成一个大的国家。

船山先生在书中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刘和平认为，这一句话就界定了郡县制的历史地位和性质。

刘和平分析，在郡县制以前，各个诸侯国老百姓没有生产资源，只能依附于贵族。郡县制的出现，明确废除了这种极不合理的贫富状况，给了每户农民一个家，也是郡县制以后才有了自耕农。“郡县制有一个特点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也是船山先生全面论证过的。”

“高度的中央集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古代有利有弊。例如，秦朝修长城、隋朝修大运河，这些都是办大事，有时候劳民过甚会引起改朝换代，但制度不会改。”刘和平说，古代的“办大事”主要是防灾，郡县制以前，一个国遭了大灾，一个国家的力量应付不过来，但到了郡县制以后，如某地发生大灾，邻省则可伸出援手。

“船山的思想告诉我们本质是行其大公，虽然高度集中，但不能够把天下的财富都集中成自己的财富。”刘和平说，《大明王朝1566》主要揭示的就是这一点。

郡县制的另一个特点要求大一统的版图。在船山的著述中明确提出，或许中国在一个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割据动乱，最终必然会被我们先进的高于别的民族文化的华夏文化所统一。

“我接下来要写的《北斗南箕之歌》，讲述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碰撞融合，最后接受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这个作品的创作也是受到了船山思想的影响。”刘和平说。

在清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残酷禁令下，唯一一个没有剃头的就是船山，而他没有剃发却把脑袋保住了。

为此，刘和平查阅了很多史料。据一则野史记载，船山先生在二楼著书，清朝豫亲王独自登上楼，和船山对视了一段时间，跪下来向船山磕了三个头下楼了。然后对身边的那些大人说：这个人你们都不要为难他。

于是船山着明朝的头发，穿着明朝的衣服，举着伞，踏着屐，行走在清朝。

刘和平说，“我个人认为船山不是简单的排斥游牧民族，他主要是你（游牧民族）要认同我（汉民族）的文化，还要认同我（汉民族）的郡县制。事实证明清朝高度认同华夏民族的文化，而且严格保持并且改善了郡县制。”

记者聂山人

人物简介

万俊人，1958年出生于湖南岳阳。先后就学于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1986年9月留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99年5月受聘于清华大学，2012年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国家“马工程”《伦理学》首席专家兼召集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学术》、《哲学前沿》（英文）等学术刊物学术编委。迄今著有：《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等18部，译有《政治自由主义》等20余部（卷）。

内容摘登

万俊人分别从《船山哲学是湖湘文化精神的精华与高峰》《船山哲学与湖湘文化的精神养成》《船山哲学的精神文化遗产与湖湘文化精神的时代意义》三个篇章对船山哲学与湖湘文化精神进行深入讲解。

船山哲学是湖湘文化精神的精华与高峰

缘生家与学的文化奠基。夫之先生（1619-1692）出生文化名门，自幼和其兄王介之一道接受其父武夷先生春秋家教，10岁熟读《五经经义》《离骚》等古籍，12岁能诗能文，14岁中秀才。19岁时，王夫之受父命入长沙岳麓书院进学，师从山长吴道行，在此饱览藏书，专注学问。吴道行不仅教之以湖湘之学，更传授朱（熹）张（轼）理学，实为船山“济世救民”之湖湘文化的思想理论奠基。

成熟入出朱（熹）、张（轼）而得宋明理学之要义，逐渐卓然匹立。1642年，进入“而立之年”的王夫之参加岁试，其文章被列为一等，获“忠义肝胆”“情见乎辞”的嘉评。几年后，他投军从戎，辗转失落，直到1678年，年近花甲的王夫之才回归南岳“续梦庵”再迁居自造的“败叶庐”，最后落脚于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在此著书立说百余种，四百余卷，近八百万字，成为明末清初的一代理学大师、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唯物论哲学的开创者、湖湘文化精神的哲学代言人、近世中国文化最早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影响雄列宋明哲学“三大家”、被称之为“中古唯心哲学的终结者和总结者、开启17世纪中国思想界之哲学启蒙的伟大思想家、湖湘文化的高峰之一、湖湘文化精神的集大成者。

船山哲学与湖湘文化的精神养成

船山哲学要义“理依于气”“道在器中”：“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天下惟器”“尽器则道在其中”。唯“物”而非唯“理”（朱熹）唯“心”（王阳明）。“天地之化日新”“性生理”且“日生日成”维新维变的辩证法。“知行相资以为用”唯物主义实践观。“理势合一”“即民见天”的社会进步主义和民本主义历史观。“天理寓于人欲”“大孝大忠”的道德伦理观。湖湘文化精神要义，忧乐天下的使命感湖湘文化不仅“以天下为己任”，而且自清至今，还是我民族国家中最能“打天下”“卫天下”“观天下”“行天下“的“地方性文化”。“大孝”、“大（公）忠”、“大义”从周敦颐的《莲说》，到王夫之的“大孝公忠”，到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老三篇”。坚贞刚毅的人格品行从船山先生的“戴笠蹬屐”到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再到毛泽东的“不屈不饶”。

船山哲学的精神文化遗产与湖湘文化精神的时代意义

中国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因为船山哲学思想，使湖湘文化从一种落后“蛮性的”“地方性文化”一跃而成为中华近世文化思想的引领者和先导，真正实现了屈子所期待的“导乎先路”的文化主脉。船山哲学与船山人格的湖湘文化典范与精神典范意义：以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为杰出代表湖湘文化代表，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典范意义，成为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光辉群雕。

记者聂山人

人物简介

王泽应，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二级）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湖南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为改革献策智囊团专家，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创新工程第三批重点教材《伦理学》首席专家。发表学术论文29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2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12项，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和首批智库领军人才。

发言摘登

王泽应作《再论王船山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主题发言。他解释，本次题目为“再论”，是建立于他27年前在王船山逝世300周年衡阳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上的发言《论王船山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的基础上的。27年后的今天，他作再论，是想在原有基础上有更一步的推进。

王泽应说，船山伦理思想既具有“坐集千古之智”的总结继承性特点，又具有“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开拓创新性特点。惟其如此，使得其伦理思想在承前继往的基础上能够更具启后开来的因素。船山伦理思想为什么能够在两百年后对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发生那么大的作用，进而产生对东亚和西方的持续影响，其原因在于这一伦理思想既扎根于传统且着眼于现实更是朝向未来的，有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价值特质和精神追求，有着“保天心以立人极”“贞生死以尽人道”和对“生民之生死”的高度礼赞和价值证成，更有着从伦理文明建构的高度肯定每一个人的道德主体性和个体自我的内在价值，向往建构一个己群合一、人我合一、义利合一、理欲合一、天人合一的伦理价值世界。

船山伦理思想既是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的集大成，亦是道义论伦理思想和功利论伦理思想的有机结合，还有着将天理之大公与每一个人的私欲辩证圆融的价值趋向性，后者更彰显出与我们今日所置重的共建共享、共生共赢共发展的伦理意蕴。船山对中华传统伦理作出了全面的检视与反思，并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文明发展的趋势建构了一个“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伦理思想体系。这一伦理思想不仅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是属于人类伦理思想的宝贵财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船山突出“自我”或主体伦理精神的重要，从而催生了封建专制时代下道德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一个“明日之吾”“大公之理所凝”的新的自我即将诞生！这是开辟新时代所需要的主体人格，也是创造新道德所需要的主体精神。船山的这种“贵我论”与西方的自我实现论以及康德的“人为道德立法”有惊人的一致性。针对宋儒“以天道率人道”的思想，船山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以人道率天道”的主张，指出“由仁义行，以人道率天道也”，并认为“天道不遗于禽兽，而人道则为人之独”。由此可见，人在道德上不能完全待天机之动而后行，必须而且应该弘扬自己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做道德生活的真正的主人。

就船山“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而言，堪比德国伦理学家康德“为道义而道义”的道义论，而在另一方面，当他强调义利统一、“利于一己”归根结底对自己“不利”的观点时，也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又颇接近于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爱尔维修等人的观点。

整体上看，船山的义利观含有超越近代功利论和道义论对立藩篱又将其合理因素有机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

王泽应说：“船山伦理思想认为人应该是有理想、气节和人格的动物，精神的幸福高于并优于物质生活的幸福，追求高尚的人生理想对人来说意义重大。如果说圣贤代表一种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精神的话，豪杰则代表一种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精神。”（编辑：陈程责编：雷昕三审：张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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