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新儒学思潮复杂面貌的精神图谱——评《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作者：梅珍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1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十九日丙辰

          耶稣2019年11月15日

郭齐勇著《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场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的。在东西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在现代性的冲击、裹挟下，现代新儒学思潮以阐释儒家精神在当代社会合法性、并力求使儒家精神在当代社会固守自己思想家园为使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涌动后，这股思潮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依然仪态万千、汩汩不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郭齐勇教授大著《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①就是一部精绘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精神地图，它值得关注现当代儒学命运及其未来发展的人认真对待。

第一，该著高度重视中国文化根脉，表彰了新儒学思潮阐发儒学之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意义及其贡献于人类文明的世界意义。近一百年来，西化思潮席卷全球、包举宇内，国人弃儒学如敝屣，洋人视儒学为博物馆、图书馆中故物。“当此情势下，有现当代新儒家兴焉。他们正视儒学活的生命，真正能继承解读、弘扬儒学的真精神，创造性地转化包括儒家、道家、佛教等思想资源在内的传统文化，把中华文明的精华贡献给全人类，积极参与世界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其功甚伟！”（第2页）我们民族的文化种子和文化基因也因此而没有中断。新儒学思潮的学派虽然很小，但因思想深刻，在时代长河中恰如木铎，为我们从传统走向现代面临的“古今之辨”、为从民族汇入世界所面临的“东西之辨”等必须正视的文化立场问题，提供了刻度鲜明的思想坐标。

该著梳理了现当代新儒家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等重大理论问题，尤其关注当代新儒家对于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的多元倾向以及从民族自身资源中开发出自己的现代性问题的探索。作者认为，现代性在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内涵和特质。当代新儒家十分重视协调世界思潮与民族精神，整合世界性与根源性、现代性与民族本己性，率先体认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不同地域的文明都蕴藏着现代的、普遍的价值，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某种单一话语霸权的扩张。在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地域与民族的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已经并将继续起着多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并丰富着现代化、现代性的新模式（第36页）。

现当代新儒家把我们民族的根源性问题作为重要的议题予以关注，探索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及“内在超越”问题。在该著作者看来，这是第二、三代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创识。当代新儒家从精神信念、存在体验的层面肯定儒学的宗教性的，为儒家各种庸常价值找到了“性与天道”的宗教性源头。现当代新儒家认为高高在上的天道与人的“良知”、“本心”是相通不隔的，“宇宙心灵”和“个体心灵”可以浑化为一，人之“良知”、“本心”具有神性（第36页）。具有神性意义的天和义理之天是本体—价值论的源泉。在他们看来，超越性与宗教性虽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二者是相通的。这种超越与西学中的超越有所不同。它不需要得到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证主义方式的“证实”，而需要的是儒者的身体力行，自证自信。尽管学界对这一论题见仁见智，却给儒学带来了审视自身特性的一个具有活力的开放性视角。

该著肯定了现代新儒家的三代代表人物重视回应、接纳西方近世以降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价值的努力。在民主政治的理念与制度建设方面，表彰了梁漱溟、张君励、徐复观、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在理论发掘方面的建树。该著认为，主张“以德抗位”、“民贵君轻”、批评权威，力行经世，主张政治与道德相配合，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对民间社会、自治组织、言论空间，实现道统、学统、政统的制衡（参见第38页），是新儒家为现代民主政治奉献的重要资源。作者还认为，无论是从自由、理性、正义、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看，还是从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社群道德看，儒家思想蕴含的分权制衡机制和道德主体性原则，都可为现代社会提供丰富的转化资源。

第二，该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近现代以来与儒家思想发生重大关联的代表性人物的学派属性进行了全面指认，为准确、科学的把握现代新儒家思想阵营的整体状况提供了基础。“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列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21页。）该著认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四以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为海外新儒学，改革开放后返输中国大陆。其人则可分为三代四群，有十六位重要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蔡仁厚、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第11-12页）。在这十六位代表人物当中，余英时、杜维明因其各自声言非新儒家而颇有争议。但是，该著仍坚持把余、杜归于这个思想群体。在作者看来，余英时严谨、深刻具体地研究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中国传统价值系统在现代的处境等，回应韦伯问题及西方中心论的挑战，其人其学恰好彰显了儒的真精神。余氏以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而言，儒教始终居于主体的地位；同时，他还将理学放置在原有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加以认识，探讨了传统商人精神即“贾道”，充分论证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所发挥的主动性力量（第31页）。与此相似，杜维明本人也不认领时人所贴的“新儒家”思想标签。杜氏总是不断提醒说：“我不是新儒家代表，我提的是儒学的第三期，也就是作为一种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家。”杜维明的复杂思想尽管包括了“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新轴心文明”等诸多国际学术界热点问题，但他始终关注着儒学思想的现代命运，推动“儒学创新”发展。由此，郭著恰当地将其定位为“第三代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第342页）。在杜维明儒学研究的一系列有冲击性的问题中，当代新儒学涌动着旺盛的生命力。这种从事实出发的方法，使得该著深刻地揭示了当代新儒家个体声言与思想本原面貌之间的差异。

第三，该著探赜索隐，直指儒学思想者的本真精神。任何概括、总结、评估在世思想者的思想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冒险的事业。尽管新儒家的思想形态各异，但他们在儒家思想谱系中所体现的家族相似性总是存在的。该著作者本人就是当代新儒家的巨擘，对于儒家及其当代价值了然于胸。他以新儒学精神解读新儒家的价值，恰如清代汪琬《与周处士书》所谓：“言论之超卓雄伟，真有与诗书六艺相表里者，非后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项也。”作者学养的优势体现在该著每每以两三万字的篇幅，就可以浓缩地勾勒各家的思想精髓及其得失，且能够在忠于文本的“实谓”与意义诠释的“意谓”、“将谓”之间、在文本解释与创造性转化之间架起思想的桥梁。因而，作者呈现给我们的新儒家的思想面貌既是传统的，又是跃动着生命活力的。如作者深刻地揭示了梁漱溟从“意欲-理性”出发，阐扬了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以儒家学说为生命的智慧等特征（第41页）。对熊十力的以“仁心”为本体、以“体用不二”、“生生不息”为宗纲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第65页），剖析明快，删繁就简，画龙点睛，将熊十力思想的原创性及其独特性展现出来，突出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学思想哲学奠基人的地位。另外，对马一浮以“性德”为中心的心性论、钱穆的儒学观、张君劢的儒家宪政思想、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理想唯心论、方东美广大悉备的生命哲学、唐君毅道德自我的挺立与撑开、牟宗三的本体论重建、徐复观的心性史观都有深刻而准确的把握，使得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四群十六位代表人物思想得到了具体而微的揭示。该著还以较大的篇幅从现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第370页）、易学在现代新儒家思想建构中的意义（392页）、宋明理学对于现代新儒家的滋养（409页）、以及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通观现代新儒家的一般态度（第442页）等，为整体把握现当代新儒学思想提供了准确的思想地图。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正是这样一部汇集时代儒学细流之歌。它跃动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所传承的儒家生生不已的生命活力，展现了我们民族的儒家文化基因在遭遇近代挫折历史中的成长与求索。它既回应了来自科学理性所主导的现代性的冲击，也调整了儒家乾元性理对于提振民族理论思维的作用形态，张扬了“以道德理想的提升而达到超越自我和世俗的限制，以实现其超凡入圣的天人合一境界”（第471页），将儒家的国族主体性观念、建构社群秩序的意义、形上世界的价值等攸关儒学生命力的重大问题作了创造性的转化。该著是一部既立足儒家精神传统，又具有鲜明现代问题意识的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通史。它在对新儒家思想具体而微与整体通观中，思想丰赡而深刻，恰当地再现了儒家个别思想者与整体儒学思潮之间的众沤与大海的关系，是一部从新儒家的视角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

注释：

①《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郭齐勇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版，50万字。责任编辑：方国根、段海宝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