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野味、中华文化、理想政治的再反思

作者：白彤东

来源：《明报》“观点”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初二日丁酉

          耶稣2020年4月24日

郑吉雄教授在《明报》撰文，对我上月在明报发表的文章，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我只是引用程颐、朱熹等文化精英的观点就得出中国普罗大众爱护动物的结论，论证可疑。但这是彻底的误解。我所针对的是练乙铮、龙振邦、袁国勇等人文章中对中华文化如何如何的断言。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稍微有一点常识和谦逊的人就应该知道，上述诸人的说法，只能是大而无当的。我文章所要论证的，只是用反例展示他们的一般性判断是站不住脚的，而我并不是要给出另一套大而无当的判断。并且，他们这种「酱缸」中华文化的做法，从新文化运动，到鲁迅，到柏杨，都非常流行。传统中国确实有问题。但是激进的反传统真的给我们带来了美丽新世界吗？欧洲激进革命以法、俄为代表，也成为清末以来中国革命者的模范，但其代价明白可见。与此相对，欧洲最成功的现代转型是英国，而其转型恰恰是保留了很多他们的传统政治与文化的保守革命。

引进传染源吃野味只是一个因素

就吃野味的问题，我不知道郑教授从哪里读出来我支持吃野味。我的文章关心的是流行病爆发，而不是生物多样性问题。在前一点上，吃野味的真正危害在于引进新的传染源。但这只是一个因素。如果世界上只有几个因纽特人或者有钱人去北极猎杀了两头北极熊，这不会造成流行病爆发，也不会造成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现在的问题是大量的中产阶级依然延续了他们贫穷时的生活习惯，或者希望享受以前极少数有钱人的生活。这两个因素（吃野味和中产阶级兴起造成的大量要求）结合在一起，才成为流行病爆发和生物多样性受破坏的充分原因。只泛泛地抨击吃野味，没有看到问题的全部。近50年的各种流行病，沙士和新冠也许与吃野味相关，但是，疯牛病与2009年的H1N1的起源是牲畜与家禽，由蚊子传播的寨卡病毒与由蜱虫所传播的莱姆病更与人类吃什么没关系。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共同原因，是全球中产阶级崛起后产生的物质需要，使得我们改变了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家禽家畜工业式喂养，「野味」的大量捕杀和人工喂养，以及为了满足富裕起来的人民的需要，人类大面积「拓荒」以及旅游导致动植物生存环境被侵害，所有这些，都是导致流行病的兴起以及生物多样性破坏的原因。中国大陆近40年的经济崛起，公共管理措施没有跟上，为这些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人类面对的这些问题，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有关，不是禁止野味、叫一声「中国病毒」就可以解决的。后一种做法，因为其无知与偏狭，甚至会导致人类重蹈覆辙。

基于儒家思想的混合政体

这次疫情，中国大陆因为封嘴而付出惨重代价，无可争议。但是很多民主国家也没有做得很好。有人就因而批评自由民主体制。我的文章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为自由民主制度中的自由与法治辩护，指出这一体制的问题来自于其一人一票的民主体制。对此，郑教授说「不知道民主选举有何可议」，并指出第三世界很多国家，通过选举，把贪腐领导人赶下台，改善经济民生。郑教授这一论断，已经被太多的经验事实、西方的政治学研究与理论分析所否定，这才是无可争议的。在我的英文著作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The Confucian Case里面，我给出了4个原因，解释为什么一人一票的选举会导致一些根本政治问题。对此，一个标准的回应是邱吉尔式的，即民主虽然有问题，但其他政治模式更糟糕。但我们真的考察了所有其他可能的模式了吗？在我的新着里面，我提出了基于儒家思想的混合政体。这一政体的前提，是自由与法治。就儒家如何能够兼容自由与法治的问题，从我上月明报文章下篇里对儒家如何支持言论自由的论证，读者可见一隅。在自由法治的基础上，孟子讲「天听自我民听」，这明显不是郑教授所说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政权的合法性最终来自于人民的感受，这一感受可以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因为我书中提到的一人一票的4个根本问题，所以人民往往在决策上，做出错误和有害的判断。对此，我们希望增加孟子所讲的「大人」的参与。一种可能的制度操作，就是在两院制的立法机构里面，让上议院由爱民且有能力的精英构成。至于如何选拔这样的精英，我在我的书里给出了3种具体操作方式。这3种方式虽然都是从儒家的一些想法出发，但是我在书中也指出，在现实世界里面最接近我的设计的，是排除了奴隶制与男女不平等之外的美国初期的政治模式。比如，当时美国的参议员和总统都是由州议员和选举人间接选举产生，其原因是联邦党人对民众能力的怀疑。从这种相通性，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是一套普世的价值，并非中国人独有。孔孟从来没有觉得他们的理念是为鲁人或邹人设计的，而是为所有的「华夏」，甚至是希望成为华夏的「蛮夷」设计的。

「华夏」非种族意义中国人而是文明人

这里就牵涉到郑教授对我文章批评的另一个问题，即他认为我说的尊王攘夷是排斥西方。但是，孔孟所讲的「华夏」并非指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文明人。清末儒者郭嵩焘出使英国，觉得那里才像三代之治，而清末的中国像蛮夷。他的说法正确与否不说，但他背后的夷夏之别，我是认同的。我讲的尊王攘夷，就是能够尽到维护人类共同生存和文明的负责任的大国或者大国联盟，能如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那样，维护普世意义上的天下秩序与人类文明。这是我在英文新着里提到的儒家的新天下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自认为是同情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学者，而我以上的规范建构与当今世界的现实都有很大差距，因此笔者对中国与西方都有批评。但这引起了中、西、左、右不同阵营从不同方向共同的辱骂与遏制。但如郑教授所说，中庸的儒者，历史上命运多舛。因此，被左右中西共愤，也算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者应有的归宿。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