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忠德思想的历史地位、现代传承与创新

作者：欧阳辉纯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闰四月初十日乙亥

          耶稣2020年6月1日

摘要：综罗百代的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力挽狂澜，继承和转化了儒家忠德思想。他不但继承了先秦孔孟创立的公忠爱国的忠德精神，而且将忠德的精神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进行了缜密、细致、周详的论证。朱熹忠德思想的历史地位表现在：他构建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忠德价值系统，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修己安人、进德为人提供了价值依据和道德信念。现在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一方面要继承朱熹的忠德思想，一方面要创新朱熹忠德思想。将朱熹忠德思想转化为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忠，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朱熹；忠德；历史地位；传承；创新

一、忠德思想的历史源流与朱熹忠德思想的地位

尽管“忠”字出现得比较晚，但是“忠观念”在尧舜禹时代就已经产生，那个时代的忠主要是强调上对下、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忠。［1]13而“公忠”思想在先秦就已经广泛应用。《尚书》说：“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尚书·商书·仲虺之诰第二》）《左传》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八年》）又说：“以私害公，非忠也。”（《左传·文公六年》）还说：“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左传》还称赞季文子之忠，说：“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左传·襄公五年》）《韩诗外传》说：“主暴不谏，非忠也。”（《韩诗外传》卷四）还说：“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谓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是谓次忠也。以谏非而怨之，是谓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达义，偷合苟同，以持禄养者，是谓国贼也。”（《韩诗外传》卷四）这些都是强调忠德的价值和作用。

先秦时期，忠德被普遍接受，而且忠德不仅包括臣民，更重要的包括君主对臣民的忠。《左传》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桓公六年》）还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又说：“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左传·襄公九年》）在孔子、孟子、荀子那里，君臣（包括百姓在内的庶民）之间的忠是相互的、对等的。孔子是先秦第一个对忠德做出全面整合和创建的思想家，《论语》20篇，谈“忠”的就有15篇，共18处，几乎涵盖忠德内涵的各个方面。［1]55-56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荀子说：“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荀子·王霸》）还说：“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荀子·强国》）总之，从政治道德角度来看，先秦儒家把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上对下的“忠”发展提升到了忠德在实践上的平等性、互惠性的层面。［1]59这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在政治上,先秦儒家强调“公忠”，在道德上强调“忠诚”，反对“私忠”。《左传》说：“以私害公，非忠也。”（《左传·文公六年》）“私忠”是忠于某个具体的人、为了某种利益效忠于某个集团。孟子甚至认为，君主如果不忠不仁，人臣可以诛杀，像诛杀商纣王那样。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秦汉之后，中国进入皇权时代，儒家经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学意识形态化之后，儒家取得了官方地位。儒家的忠德，也被皇权拥有者们窃取和异化，将闪烁的公忠思想，变成了忠于皇帝一人的私忠。这是皇权专制拥有者们十分欢迎的。

从专制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皇帝们表面上采取儒家治国理念，其实暗地里采用的却是法家的思想。“阳儒阴法”是皇帝们最为热衷的。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在忠德的政治层面强调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和效忠。韩非子说：“为臣不忠，当死。”（《韩非子·初见秦》）还说：“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韩非子·忠孝》）韩非子认为，人臣不用赞誉、评价君主，主要一心效忠君主就是忠臣，否则就是“逆臣”“篡臣”，甚至是“乱臣贼子”。即使君王就是商纣王这样的人，人臣也不可诛杀。他说：“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非子·忠孝》）韩非子甚至认为，人臣不需要有独立人格，一切听命于君王。他说：“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韩非子·有度》）他认为，君主主要靠“势治”人臣，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实行君主专制。因此，历代的皇帝都希望臣民誓死效忠自己。

汉唐表面是儒家治国，其实也还是“法治”。如汉武帝虽然表面采用儒家，其实“法治”的严酷比汉文帝汉景帝时代更加残酷。如窦婴被“弃市”，薛泽和公孙弘虽为丞相，却不敢面诤，李蔡和庄青翟因罪自杀，而公孙贺下狱而死。唐代李世民虽为贤君，但也是非常喜欢群臣效忠他自己。他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旧唐书·太宗本纪》）《唐律》将不忠不孝定为重罪。

这些都说明，皇帝作为独裁者，他们是非常欣赏和采用法家主张的私忠。这与儒家主张的公忠形成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主张“万法皆空”，认为出家断发，就可以追求个人的内在的精神超越，实现自我解脱。人间的忠孝似乎与自己无关。他们认为，“一切皆空”。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

可以说，从佛教传入中国，经过魏晋玄学，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唐代实行三教并行，但是实际却是以佛教为重。当时许多人都信佛，而君主在统治思想上又实行法家（不排除有儒家的思想因素）。唐太宗说：“人主之体，如山岳焉。……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李世民：《帝范·君体第一》）武则天说：“故古之忠臣，先其君而后其亲。……何者？君者，亲之本也，亲非君而不存。”（武则天：《臣轨》）这明显与儒家家经典《周易》说的“有父子而后有君臣”相左，也与《孝经》说的“资于事父者以事君而敬同，先有孝后有忠”的忠德精神相违背，也不同于《大学》“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的原则相违背。这反映了君主独裁的思想。李林甫对唐玄宗的“私忠”，唐玄宗也宠用李林甫专权[①]，“悉以政事委林甫”（《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最后导致安史之乱的暴发，从此唐代由盛转衰，直到灭亡。唐代还颁布了《武德律》《唐令》《唐律疏议》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很大的篇幅是约束官吏和百姓的。这反映了统治者的专权。

到五代十国，几乎天下政治和道德秩序大乱。《新五代史》说：“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新五代史·晋家人传》卷十七）宋代理学家面对这千年以来的道德混乱，忠德败坏，凛然以“天下为己任”，续千百年之“绝学”，重振忠德思想。综罗百代的朱熹力挽狂澜，继承和转化了儒家忠德思想。他不仅继承了先秦孔孟创立的公忠爱国的忠德精神，而且将忠德的精神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进行了缜密、细致、周翔的论证。

其实朱熹忠德思想的产生是一种文化焦虑的产物。唐宋之际，佛教和道教盛行。佛教主张剃发超度，断绝红尘，一心向佛。这对儒家来说，是脱离人伦，违背人伦的举动。在儒家看来，这样斩断红尘，绝后嗣拒人伦的做法，不能促进社会持续性的发展，因为天地之大，首先是男女缔结为婚姻，有男女人后才有父子，兄弟。《周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在朱熹看来，人生在世，就是要不断学习人伦大义，朱熹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上》卷五）

而佛教和道家，一个是强调成佛，一个是强调成仙。佛教绝恋红尘，跳出五伦之外，追求自我逍遥。佛徒“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五灯会元·龙潭崇信禅师》卷七）佛教尤其是禅宗，是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内在超越”。汤一介说：“禅宗作为一种宗教，它不仅破除一切传统佛教的规矩，而且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不靠外力，只靠禅师的内在自觉，就可以成佛，这样就可以把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宗教变化成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非宗教的宗教，由出世转向入世。”［2]111-117禅宗到了宋代，尤其是经过朱熹的努力之后，向儒学化方向靠拢了，最后在现实上实现了儒佛一体化。

道教总体来说，在现实层面追求度世救人，在精神层面追求长生成仙。胡孚琛先生这样定义道教：“所谓道教，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自发的以女性生殖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在演变过程中，综合进古老的巫史文化、鬼神信仰、民俗传统、各类方技术数，以道家黄老之学为旗帜和理论支柱，囊括儒、道、墨、医、阴阳、神仙诸家学说中的修炼思想、功夫境界、信仰成分和伦理观念，在度世救人、长生成仙进而追求体道合真的总目标下神学化、方术化为多层次的宗教体系。”［3]124而在唐代时期，道家已经非常繁荣，风靡全国，唐代道教出现“两京和天下各州府皆立玄元皇帝庙，观场遍于全国，黄巾羽士充塞道路”［4]450的盛况。道教流派众多，“仙有五等，法有三成”。钟离权在《钟吕传道集·论真仙》中说：“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钟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这种盛况空前的“仙有五等，法有三成”的道教，对儒家造成强大的文化冲击。这与儒家强调人伦大义，在道德实践上是矛盾的。

佛道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冲击，引起儒家士大夫的高度关注和担忧，这其实是一种文化焦虑。所以，朱熹是在这样的文化焦虑背景下进行传统儒家文化改造和创新的，同时他也吸收了儒家和道家文化合理成分，将儒家文化推向了理学化遏路径，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朱熹忠德思想体系只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下的一个子系统。同时，朱熹的忠德思想也是儒家忠德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一，其体系是最为完备。他是将忠德从一种政治性的规范，改造和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德性，成为众德之基。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5]154李泽厚先生用一个公式表达了朱熹庞大的理学体系：“应当”（人世伦常）=必然（宇宙规律）。［6]233我们可以用整个公式来表示朱熹忠德的整个理论内涵：“自然而然之忠”（“忠”是理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之忠”（“应当如此”）→“心甘情愿之忠”（“怡然自乐”）[②]。这大概就是朱熹忠德的价值所在。

宋代文化是古代文化的高峰。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7]245邓广铭也说：“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8]138在这个文化高峰的时代，朱熹是最伟大的代表，朱熹忠德思想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之一。高令印教授说：“从佛教传入中国到朱熹时约千年。可以说，朱熹拨千年之乱而发正，重新建立起儒家的道统和树立起孔子的崇高地位，使中华文化生命返本归位，并开创出中华文化发展的光辉灿烂的未来。”［9]3这准确地概括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

总之，朱熹的忠德思想是他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价值和历史地位表现在：他的忠德走出了由唐宋五代时期“忠德的迷失”、“社会的迷失”、“价值的迷失”所构成的“意义的危机”的困境，构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忠德价值系统，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修己安人、进德为人提供了价值依据和道德信念。朱熹对忠德进行了缜密、严谨的形而上的论证和形而下的实践，影响后世数百年。

二、朱熹忠德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亦是理学忠德思想之集大成者。集大成，首先见于孟子：“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集注·万章下》）朱熹解释说：“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孟子集注·万章下》）意谓集大成，则合成小成而成其大。朱熹的理学是综罗百代，致广大而尽精微，谓为集大成。正如束景南先生说：“朱熹建构的理学文化体系，几乎可以说是完美地体现了儒家伦理性的精神。”［10]1

朱熹集大成[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儒家哲学的完成；道统的建立和《四书》体系的构建。陈荣建先生说：“朱子集大成，约有三端，即新儒家哲学之发展与完成，新儒学传受道统之建立，以及《论》《孟》《学》《庸》之集合为四子书。凡此俱关涉儒家哲学、儒家传统以及儒家资料与方法。而此一集大成，姑无论仅为一种综合，一种重建，或为一种创造，俱属仁智互见。朱子固未运用任何儒学新资料或创造任何新名词，但朱子所予新儒学之新特质与新面貌，此实无可否定。其支配于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思想者，达数百年之久。自未能视为一历史上偶然事件也。”［11]2这种评介是中肯的。这为我们在新时代中传承和创新忠德，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现实借鉴。

对朱熹忠德思想的传承和创新，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要摘下西方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朱熹忠德）的学术“有色眼镜”，带着“温情”和“敬意”去阅读中国经典。现代一些学者，带着“西方现代性”的理论，对传统思想家如朱熹的创建与努力，视之为“无创见”。有的甚至挥舞着西方理论的大旗，将西方理论“范式”、“框架”、“模块”等视为手术刀，视为前沿，视为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朱熹的忠德理论）视为腐朽的“僵尸”，随他们主观研究的需要，对其进行任意“肢解”，结果得出的结论往往以偏概全。如盲人摸象，仅见局部，未见全面，只见树木，未见森林。余英时先生指出：这些人“他们往往‘尊西人如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点，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12]一些人对朱熹的研究亦是如此。这是一种被西方“殖民化”了的学术手段，我们应当警惕，且慎之又慎。

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应当带着“温情”和“敬意”。也就是章学诚说的“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文史通义·文德》卷三）回到古人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语境去分析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这样我们才有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一》中说：“对于古人之学，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前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3]432我们不要先入为主，而要回到古人的经典中，从经典的本身得出结论。这是对古人的尊敬，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朱熹说：“读书者当将此身葬在此书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晓彻为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书上，方谓之善读书。”（《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对朱熹忠德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也应如此。

对于忠德，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思想都各有创见。忠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规范和社会道德规范，在先秦时期已存在。汉唐主要是把忠作为一种臣德来贯彻。但是，在先秦汉唐的儒学家中，尽管出现了一部托王肃之名而撰写的《忠经》，但概述也只是仿效《孝经》对忠进行了分类，并没有对忠德进行理论论证。为什么忠，忠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构建是什么，忠的行为和方式如何等问题，《忠经》都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对这些问题朱熹做了详细的论证。

朱熹从忠德本体论、忠德认识论、忠德人性论、忠德修养论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在忠德本体论上，朱熹认为，天理是忠德基础。博学审视省察是忠德认识论的基本方法。气质之性和气禀之性是忠德人性论的内容。忠德修养的目的是为了修己安人、成圣贤之德。格物致知、居敬穷理朱熹忠德修养的主要方法。朱熹认为，忠德是人的一种德性，这种德性不是天生的，需要人们不断学习和修养，才能成为忠德之人。作为一个忠德之人，为君要正心诚意，为政要公忠，谋事要忠诚。这是朱熹在忠德方面集大成的表现。

第二，不要带着现代人的自负和傲慢去先入为主地审视传统文化（包括朱熹的忠德文化）。这样既然伤害了传统文化，也伤害了现代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传统是活着的现在，它和其它文化样态一样参与了现代化的发展。美国著名学者希尔斯教授说：“现代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14]2传统“是秩序的保证，是文明质量的保证。”［14]25传统是活着的现在。因此，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看待朱熹的忠德思想。不能还没读朱熹的著作，就认为朱熹的忠德是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与现代化建设格格不入的。这是“文革”思维，我们应当摒弃。

朱熹的忠德理论流传至今已经几百年了，经历了元、明、清等三代儒家大师们的阅读、阐释与研究，流传到现在实属不易。如果朱熹的忠德理论，没有价值，早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被淘汰了，根本就流传不到现代。我们总不能说元、明、清三代学者都是迂腐的。这是现代人的一种傲慢和自负。再说，我们现代的所谓的“观点”，几百年以后的研究者来看，也许就是一种偏见和错误。因此，我们应当回到朱熹的经典中去阅读，从阅读经典中，从文本中挖掘朱熹忠德的价值、意义，从经典文本中去发现他的不足。让文本说话，是我们传承朱熹忠德思想和创新忠德的基础。朱熹说：“圣贤言语，当虚心看，不可先自立说去撑拄，便喎斜了。不读书者，固不足论；读书者，病又如此。凡看书，须虚心看，不要先立说。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后又看一段。须如人受词讼，听其说尽，然后方可决断。”（《朱子语类》卷十一）

徐复观先生说：“今日中国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扣紧《论语》，把握住孔子思想的性格，用现代语言把它讲出来，以显现孔子的本来面相，不让浮浅不学之徒，把自己的思想行动，套进《论语》中去，抱着《论语》来糟蹋《论语》。”［15]283套用这话，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能抱着朱熹的忠德思想来糟蹋朱熹。总之，我们现代人应当比古人要有更理性、更全面、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朱熹和朱熹的忠德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朱熹忠德思想的产生在宋代特定的文化语境和历史条件下。宋代三百年继承了唐代的治国理念，坚持儒、释、道三教并列，其中用儒家作为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唐朝皇帝们姓李，便以道家创始人李聃为祖，从理论上使得道教具有合法性的基础。宋代的皇帝们姓赵，便尊道教教主赵元朗为赵宋王朝的先祖，大力扶持道教，使之成为统治的工具。宋真宗、宋徽宗信奉道教竟然到了痴迷的地步。

虽然佛教和道教在“治心”、“治身”的方面具有内在的功能，但是佛教和道教悖人伦、弃纲常，对伦理纲常、经邦济世、治国理政等外在功能，显得力不从心。而儒家忠德自汉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就成为工具性的忠德思想，出现大量的愚忠、私忠等畸形现象，儒家忠德失去了理性的魅力和学术品格。僵化的忠德思想，导致唐宋五代忠德秩序大乱。朱熹继承先儒和佛教、道家的理论，对忠德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的传承和创新，重新让忠德散发出勃勃生机。这对培养人们的忠德德性、爱国情操、砥砺人们的忠德品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朱熹的忠德思想在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便成为统治的工具，在明清时代，出现了僵化。一些理学家们，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以死报国君。但是对社会、国家的发展却无济于事。谭嗣同说：“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仁学·三十二》）明清被僵化了的朱熹忠德思想具有狭隘性、机械性和欺骗性，应当受到批判。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为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忠德，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为社会服务。孙中山先生说：“现在一般人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国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得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因此，忠德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要赋予新的内涵。

当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一方面要继承朱熹的忠德思想，一方面要创新朱熹忠德思想。将朱熹忠德思想转化为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忠，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德对培养个体忠德修养、对家庭稳定、对社会和谐、对国家富强、对国际正义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现代社会加强忠德教育十分必要。习近平同志说：“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党性教育，特别要加强政治忠诚教育、道德情操教育、优良作风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坚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保证年轻干部健康成长。”［16]这里“政治忠诚教育”被列为道德情操教育、优良作风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之前，说明了忠德教育的重要性，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忠德教育的高度重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忠诚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是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上党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承诺，是建立在对时代主题和社会前进方向科学把握之上党对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是建立在对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路线的坚定信念的基础上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真实情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统一。”［17]179

因此，我们要认认真真研究朱熹留给我们的忠德遗产，同时要摈弃现代人的傲慢和自负，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继承、发扬和创新朱熹忠德理论，要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和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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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左宪民、杨奎.申论官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注释：
 
[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说：“初，上自东都还，李林甫知上厌巡幸，乃与牛仙客谋增近道粟赋及和籴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上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对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上不悦。力士顿首自陈：‘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上乃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万岁。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这导致李林甫专权。
 
[②]受到吴志翔著的《天地与我默契：朱熹理学的美学意蕴》一书的启发。参见吴志翔：《天地与我默契：朱熹理学的美学意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③]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集大成者很多。如荀子是先秦哲学集大成者，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张栻是湖湘学集大成者，叶适是永嘉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是心学集大成者，王夫之是中国哲学集大成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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