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作者：耿志刚（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闰四月廿三日戊子

          耶稣2020年7月14日

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中国文化在当地具有重要影响。共同的文化根基造就了相似的人文脉络，朱子学等儒家学派在朝鲜半岛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朝鲜半岛的学者们对其作出了许多不同深度和广度的阐释。在李氏朝鲜时期，朱子学在朝鲜半岛始终居于思想统治地位。在现代朝鲜半岛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仍能看到儒家礼仪的影响。从历史视角梳理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和先贤哲人的思想在文明交流传播视野下展现着东方智慧，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无穷魅力。

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传入期、全盛期、衰落期三个时期。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为朱子学的传入期。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高丽王朝后期，社会危机四伏，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重整社会秩序。1289年，集贤殿大学士安珦随忠烈王出使元大都燕京时，手抄《朱子全书》并临摹朱熹画像带回了高丽。随后他在太学讲授程朱理学，成为朝鲜朱子学传播的先驱。高丽忠宣王在元大都购置万卷堂书库，派遣官员到中国的江南地区购书。元朝统治者也支持高丽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并把原宋朝秘书阁所藏书籍赠送给高丽王室，还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有关事务。曾经在元大都精研朱子学10年之久的白颐正携带大量儒学典籍回到高丽，设馆讲学。安珦的弟子权溥一生致力于翻刻朱子学著作。在他们的推动和倡导下，朱子学在朝鲜半岛得到了初步传播。

到了14世纪初，朱子学受到朝鲜半岛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其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这一时期朱子学完成了其理论学说的合法化，并成为后来指导朝鲜半岛国家、社会、个人生活的统治理念。当地的知识分子不仅研究程朱理学，还把它化为理论武器付诸社会改革实践。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代表人物以朱子学解决现实中的社会政治问题，把其作为立国和制定内外政策的理论基础，重整政治和社会秩序，强化了中央集权。

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是朱子学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全盛期。以士林派的赵光祖为代表的朱子学研究者提倡重义理、轻权势、存道心等纲常伦理，以朱子学的实理精神为理论依据，对勋旧派的思想言论和行为进行了批判，开展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改革。朱子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完成了在朝鲜半岛的民族化和本土化，不仅获得了正统学术思想的地位，而且在政治、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日常的世俗生活等领域都牢牢占据着支配地位。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朱子学研究者，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哲学理论，其中就有被称为“朝鲜的朱子”的李滉。他继承了朱子的理气论、性情说、格物致知和居敬穷理等思想，对朱子的性理学作出了全面、独到的解释。他还把理气说运用到人的伦理观念和情志变化上，提出朝鲜哲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论”，开创出“四端理发，七情气发”的“理气互发说”，解决了朱子理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朱子学进行了更深一步的阐释。他所强调的尊德性、重修养的思想，形成了“理一元论”哲学体系，这不仅有助于当时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弘扬和发展，还促进了江户时代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李滉在朱子学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对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6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为朝鲜半岛朱子学传播的衰落期。朱子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李氏朝鲜后期，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到空前破坏，民众生活困苦。许多拥护朱子学的人属于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势力，他们把朱子学变成了党派之争的工具，只顾埋头于脱离实际的清谈空论，把天命说当成挽救国家的救命稻草。朱子学随着朝鲜王朝统治的没落而日趋丧失了生机。

纵观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历程，笔者认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个缩影。朝鲜半岛的民众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诸多与中国民众相同之处，但在其本土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又与中国民众不同，使在朝鲜半岛传播的中国文化元素融合了当地的文化特征。李氏朝鲜以朱子学统一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佛教的“万理其空”。在礼仪方面，当时朝鲜半岛的士大夫不仅依《朱子家礼》编撰了如《家礼集览》《丧礼备要》《家礼源流》《四礼辑要》等大量礼学著作，而且还仿朱子立家庙，用《朱子家礼》进行冠、婚、丧、祭等仪式。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后表现出了极强的排斥其他学派的思想倾向，批驳佛教，把阳明学视为异端。这种排他特性可能源于朱子学本身“性理合一”的内在结构，把社会主体导向“天人合一”的绝对规则，否定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朱子学成为当时朝鲜社会重要的精神滋养，在朝鲜半岛长期受到推崇。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它与朝鲜半岛本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朝鲜半岛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在朝鲜半岛历史上，朱子学在安定社会秩序、振兴文化教育、塑造民族性格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儒家道德修养论的现代转化研究”（14YZD-15）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