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不可救药的残障歧视

作者：克里斯托弗·弗雷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六月廿五日己丑

          耶稣2020年8月14日

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思想传统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不仅创立了两大探索领域---形式逻辑和生物学---而且在现有的所有学科领域如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物理学、经济学、修辞学等都出版了质量卓越的一流著作。

这些了不起的成就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并不能完全解释亚里士多德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力。从古代后期开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在欧洲的主流世界以及在此后的拜占庭帝国、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哲学中占据非同寻常的支配地位。在将近1500年的时间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确定了研究议程，他的理论提供了概念框架，他规定的方法塑造了探索活动，他的逻辑支配了论证过程。在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中，亚里士多德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他们尊称他为“首位导师”。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本着同样的精神，谈及他是“唯一的哲学家”。大诗人但丁（Dante）写到“那些充满信心地熟知其读者的大师”将会辨认出他描述的情景。

即便没有其他东西，单单这个简单的总结也已经刻画出一位拥有杰出能力的哲学家形象。但是，无论多高的哲学敏锐，哪怕是亚里士多德这样特大号的名声都不能让人获得免于犯错误的免疫力。自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后的2500年中，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已经有了很多进展。在亚里士多德传世的著作中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深刻见解，持续为当今哲学家提供灵感之源，但也有数百个主张现在看来都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主张中的大部分是很容易得到原谅的。我们不会指责亚里士多德仅仅将土、水、气、火四大元素放置在其元素周期表中，也不会指责他相信大脑的主要功能是降低血液的温度。谈到这些错误，我们和亚里士多德拥有的命运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宣称的大部分认识在子孙后代眼中被认定为错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但是，并非每一种错误都值得这样乐观的接受。亚里士多德说的有些话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公然违背道德的。或许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有些人从出生的时候起就是要服从他人的，其他人则天生就是统治他人的。”（Pol.I.5,1054a22-23）亚里士多德不仅赞同天生的奴隶制，他还做出显著的努力为奴隶制辩护，“这样，非常明显，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然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1054a18）。在此，亚里士多德的巨大影响力对他很不利。很多哲学家和神学家接受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并推进和修改了他的论证过程。那些致力于持续维持奴隶制而发财的人常常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为其罪恶行径辩护。[1]

对待这种论证，我们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回应或许是严厉谴责和赶紧抛弃。继续参与这种问题的讨论，如果唯一可能的后果是让它已经产生的伤害持久存在下去，那样的话，肯定是禁止和排斥。如果仔细研究这些毫无疑问令人厌恶的和客观上有害的观点背后的不可靠论证，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至少在这个案例上，我认为收获并非微不足道的。我们能学到的东西令人吃惊。而且，它与理解对我们当今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直接有关。显示这些是一种赌博，我必须超越看似可接受的边界来质疑和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本身。

亚里士多德是通过观察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成功地进行实践推理开始其支持自然奴隶制的论证的。亚里士多德不是在描述意志薄弱者或者生性邪恶者的相对熟悉的理性失败。他谈论的是那些“有足够的理由去理解，却没有这个能力”的人（I.5,1054b21-22）。这样的人能够理解其他人在说什么，能够简单地听从指令，但他们没有能力理性地反复思考比较复杂的东西，只会追求他们身体的激情和口腹之欲。说某人能够天生处于这个状态部分就是宣称这是他们的天性。构成这种天生状态的思想缺陷是广泛的和严重的；人们可能说这些缺陷十分严重以至于这些个人“根本就没有沉思默想的能力”（I.13,1260a12）。

接着，亚里士多德求助于一般命题。如果一个人处于无法发挥其理性实践能力的位置，让他们听从实践推理能力高超者的吩咐而不仅仅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事，那就最好了。很显然有很多这样的场合，求助于他人很好，用他人的实际判断取代自己的判断也很好。如果你发现有人实际上特别聪明，我猜想他们的建议常常值得听从。尤其是当你意识到已经养成了一些恶劣的坏习惯时，求助于他人就更有道理了。如果你不懂得节制，你仍然能够在别人指导下采取节制者的行动，即使你不能像节制者的表现那样做到这一点。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存在各种各样实际上将尊重听从他人置于核心地位的关系，比如在应该做什么时，小孩子听从父母的判断比根据自己的判断更好。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将个人的实践推理能力的重担转嫁给他人就是把自己交给他人去统治。虽然当今时代的人在听到诸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等标签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刺耳，但两个个体如果出于自愿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就不适合将其描述成不寻常的或不公正的。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动态关系的例子。另外一个没有问题的例子出现在这个时候，托钵修会的一名成员公开承认上司尽善尽美的忠告，并发誓要听从其教导。以平行的方式来表述笼统的结构如政府法律及其公民的关系也不是没有合理性的。因此，如果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那么他辨认出来的认知能力存在严重缺陷的人将从实际上听从没有类似缺陷的他人的吩咐和指导中受益。因为一般来说，让别人统治你比让你的肉体（激情）统治你的灵魂（理性）更好。

如果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在此终结，他的观点可能得到原谅。对那些天生缺乏可靠的实际思考能力的人所提出的实际上听从尊重他人吩咐的要求并不需要是整体性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能维持某种程度的自我决定权和避免亚里士多德推荐的那种绝对统治（专制统治）。或许存在其他方式来组织实际依赖性的有益关系，同时不涉及亚里士多德描述的那种极端的不平等。比如，这样的社群中，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不需要帮助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相互依赖的共同生活工程的平等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服从”可以被改造成具有合理性或许甚至值得称道的一种“相互关照”。

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在此停下。他继续论证说这些案例所辩护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狭隘得多的关系，也就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我们将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奴隶制概念涉及到的承诺使其在这里的应用变得不可救药了。

在进入该论证的最后阶段之前，我愿意暂停一下，关注这个论证的展开方式中某种令人吃惊的东西。很多人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之前，假设他为当时雅典实行的奴隶制辩护，如果是这样的话，亚里士多德应该受到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或者外国人恐惧症等“现代”指控。当然，这些说法的每一个都是时代错误的。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言论破坏了所有这些论述。

首先，亚里士多德很清楚那些让人成为天生奴隶的条件正是灵魂的条件。但是，某些人的灵魂的相关缺陷并不可靠地对应“身体的某些形式”（I.5,1254b35）。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依据个人的某些身体特征来判断他们是否天生成为奴隶。其次，亚里士多德否认在战争中被征服就赋予胜利者随便奴役他人的合理性。并非所有战争都是正义的，即使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中赢得胜利所需要的卓越品质（如力气）并不意味着让人拥有成为统治者或主人的其他卓越品质（如智慧和美德）。最后，虽然亚里士多德说了些贬低蔑视外国人和非希腊人的话，他将这些人集体称为“野蛮人”－－－他认为人作为主人或奴隶的地位（或两者都不是）与他的国家没有关系。

因此，亚里士多德反对他可能实际遭遇到的那些奴隶制，这样做就消除了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排外主义作为奴隶制的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天生奴隶制论证仍然存在无法回避的一个现代指控。虽然最初并不是很明显，但玷污亚里士多德论证的东西实际上是其绝对的核心，即一种十分恶劣的残障歧视形式。如果我们看看亚里士多德是如何看待奴隶制本身，这一点就变得非常明显了。

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的描述包括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概括性特征。奴隶是财产，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或器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所有行动最终出现都是为了单一目的。这个目的，即人们行动时所追求的善就是由他是什么即他的形式来决定的。当有人就像财产那样成为一种工具时，其行为就不再指向自己的人性目标了。也就是说，奴隶的行为之所以出现不再是为了自己的善；其出现是为了另一个人的善即主人的善。亚里士多德非常严肃地对待将奴隶作为有生命的工具这个类比。一把好的斧头为匠人提供方便使其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一个好的奴隶同样提供方便让主人实现自己的目标。应用于这个类比的唯一一类善就是完全的工具性。成为好奴隶就是以能够让主人过上高贵和繁荣生活的方式行动。

虽然奴隶仍然拥有人的形式，但他们的行动已经不再是实现人的善。因此，存在一种重要的意识，奴隶过的已经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的生活。奴隶的生活不再是他自己的；他们做的一切（字面意义上是部分）都属于主人的生活。因为“部分和整体利益，身体和灵魂利益是一回事，奴隶是主人的一部分，有生命的存在，但与他的身体框架的一部分是分开的。”(I.6,1255b10-12)

那么，正如亚里士多德那样，宣称奴隶制给天生的奴隶带来利益的说法就是胡说八道，根本说不通了。如果考虑到奴隶是人的事实，奴役不可能对他们有好处的。因为“就奴隶主而言，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奴隶的用途罢了。”（I.7,1255b30-33）主人改善奴隶的生活条件就像屠夫磨快屠刀一样，他们得到的唯一好处是功利性的改善。

成为财产、有生命的工具、主人生命的一部分等说法已经远远超越了亚里士多德描述的那种实际听从和尊重。亚里士多德说的话没有一句论证远远超过尊重的服从主人统治的合理性。因此，亚里士多德支持天生奴隶制的论证失败了。而且，它坚持了形形色色的残障歧视而做到这一点，这些歧视被广泛理解为令人厌恶，这样的理解当然有道理。有时候，遵循聪明人的神圣建议更好的观点悄然转变成另外一种观点，即那些没有达到“适当功能”门槛的人最好彻底放弃作为理性人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认知缺陷严重的残疾人和其他人的边界。公平正义只能存在于个体组成的共同体中，他们平等参与到追求人类卓越的生活中。将拥有认知缺陷的人与其人体形式区分开来就是将其排除在正义范围之外。[2]

亚里士多德的论证违反了我们可以称为人类平等的原则。但是，他采用的拒绝这个平等原则的众多不平等思想并不是很多人期待的那种情况。理解为什么糟糕的论证失败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从参与亚里士多德的天生奴隶制论证中学到的东西并不是狭隘的历史性。我们通过观察亚里士多德的论证焦点在当今仍然常常被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来进一步认识其论证的重要性。

这种接受常常出现在哲学上求助于人格特征上。成为人就意味着能实现自己的理性潜能。常常被认为属于人格特征核心的理性潜能就是自我意识的潜能。要成为人就必须能把自己设想为一个自我－－－单一的、统一的、时间上持续存在的主体，也是理性思想和能动性的源头。正是个人身份使人具有道德上的显著性。成为人就是拥有内在的道德地位，只有人才有可能成为正义和不正义的主体。[3]

这种将道德考虑和个人的认知能力结合起来而不是和作为人的地位结合起来，这与亚里士多德对认知残障者的处理形成平行关系。比如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认为“作为人，在作为人类物种一成员的意义上，与杀人的错误性没有相关关系；相反，诸如理性、自主性和自我意识等特征才是区别的关键。”如果个人缺乏这些理性特征，正如认知能力存在严重缺陷者的情况，辛格说，“因此，杀死他们不能被等同于杀死普通人或任何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4]如果严重的认知缺陷将人排除在道德和正义的范围之外，无论奴役、还是杀戮或者其他任何别的待遇都不再是被禁止的了。

辛格的哲学残障歧视已经偶尔受到谴责。但是，他采用的个人性格概念发现在很多引起争议的领域得到运用，而且很受欢迎。比如在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持续“素食主义”的讨论中在讨论是否允许那些拥有严重痴呆症者或精神错乱者的安乐死问题上就求助于这个观点。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还处于子宫内的胎儿生命是很常见的情况。

对于很多人将正确地将亚里士多德的天生奴隶制的论证归类为绝对不道德的，但仍然接受其核心的和最令人讨厌的前提，这个事实当然存在一种反讽的味道，虽然令人觉得黑暗。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正义问题如何与人作为人的地位以及他们如何与自身认知能力捆绑在一起。亚里士多德支持天生奴隶制的论证具有指导意义，它栩栩如生地显示，若拒绝承认我们共同人性的不平等观念作为不可侵犯的道德考虑之源将怎样导致人们走上谁也应该遵从的邪路上去。

注释：

 

[1]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的做法在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支持者中特别广泛。请参阅：David Brion Davis,Inhuman Bondage:The Rise and Fall of Slavery in the New World(Oxford:OUP,2006),里面包含了亚里士多德在这些论证中发挥的作用的非常说明问题的讨论。

 

[2]关于亚里士多德影响力最大时期提出的残障概念的讨论，请参阅：Irina Metzler,Fools and Idiots?: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n the Middle Ag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6)and Scott M.Williams(ed.)Disability in Medieval Christia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Routledge,2020).

 

[3]这种人格概念至少可以被追溯到洛克时期，但是最著名的表现是在康德那里，“人格的存在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而取决于人性的本质，没有理性的东西只具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因此叫作物，而有理性的生灵叫作‘人’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４２８页。）(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428)”

 

[4]Peter Singer,Practical Ethics,3rd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160.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弗雷（Christopher Frey），南卡罗来那大学哲学副教授。发表过多篇有关古希腊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以及现代哲学中有关认知和心灵的论文，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有关亚里士多德生命和灵魂理论的书。

 

译自：Aristotle's Irredeemable Ableism　byChristopher Frey

 

https://churchlifejournal.nd.edu/articles/aristotles-irredeemable-ableism/

 

This essay originally appeared at The Church Life Journal on August 5,2020;used here with permission.

 

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和圣母大学英文原刊《宗教生活》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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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清除亚里士多德吗?《儒家网》2020-08-05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1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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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