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天人三策(当代):提高农民地位、主权在天、全球可持续
栏目:谏议策论
发布时间:2011-02-21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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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
作者简介:吴俊,深圳市儒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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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时论之总论 〕
天人三策(当代):提高农民地位、主权在天、全球可持续
——金融危机对策暨泗水(曲阜东)会议的儒家治国理念
作者:吴俊
来源:作者惠赐
摘 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不足。中国解决金融危机需要全新的思路、理论和战略。中国的新使命就是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道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是儒家思想。儒家学者们于79己丑4月(西历2009年4月26-27日)在山东泗水开会,探讨解决中国面临的就业、信用缺失、贫富悬殊、内需不足等问题,这是自77辛亥(西历1911)年以来第一次集中了儒家治国理念的最高级会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西方经济学;儒家治国理念;中国新使命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用来治国的不足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策,但无论哪种对策,都在西方的经济学框架之内。那么,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是不是存在问题呢?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事实上,在面对这次金融危机时,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屡屡失误,就暴露出西方经济学理论存在很大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可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经济不断增长。其理论逻辑是,只要经济不断增长,商人资产者就可以从现存的产业级差之中获取大于平均值的利益,就有积极性兴办公司,就能减少社会失业,社会秩序就没有大问题。这套逻辑实际上隐含了二个前提条件,一是法制相对健全,二是资源相对宽松。这二个条件都是欧美社会具备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把这二个条件当成了外部因素,不用考虑。当这二个重要的条件被略掉后,治国与经济增长就成了简单的线性关系。
可是,这是一个把真实的世界简化后的理论模型,与真实的世界并不吻合,所以把这样的模型用到并不具备以上二个前提条件的国家(如亚洲、非洲、南美洲国家),往往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模仿牛顿物理学体系建立的,牛顿物理学研究的是质点和质点之间的线性关系,只适用于简单现象,而人类社会是最复杂的现象,因此,研究线性关系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很难模拟和预测人类社会这种复杂现象。
关心国家前途的儒家学者们,于79己丑4月(西历2009年4月26-27日)在山东泗水召开了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研讨会议,这是自77辛亥(西历1911)年以来第一次集中了儒家治国理念的最高级会议。此次会议中,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和对策,以解决中国面临金融危机下遇到的诸多问题,例如,就业问题、信用缺失、贫富悬殊、内需不足,等。(*《改革开放与中国前途——儒家的义理、价值、动力及当代探索》研讨会)
二,儒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治国思路、理论和战略
儒学理论研究复杂现象,儒家的首要任务是最有效、最低成本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儒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决策目标不同。其次,儒学治国的理论模型与西方经济学也不同。因此,儒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治国思路、理论和战略。
儒学的理论模型,与西方最前沿的科学(非线性物理学)是完全接轨的。非线性物理学的创始人普里高津提出了著名的耗散结构理论。所谓耗散结构,就是指不断输入和输出物质或能量,同时又能保持自身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结构又称为“复杂现象”。人类社会就是“耗散结构”,复杂现象。
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观察并研究一种复杂现象,应该从它的五个组成部分去考察:输入、输出、平衡态意义的大量微观粒子、动态核心、非平衡态秩序。
这五个组成部分就是儒学中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平衡态意义的大量微观粒子对应于水,输出对应于金,输入对应于土、动态核心对应于火、非平衡态秩序对应于木。
这五个部分之间不是线性相关,而是复杂的非线性相关:按照木、火、土、金、水、木的顺序正向促进(生);按照木、土、 水、火、金、木的顺序负向制约(克),简称为相生相克关系。
用这个最前沿的科学理论来研究社会,则西方社会的五个组成部分是:
微观相对无序(阴) 宏观相对有序(阳)
平衡态意义的 动态核心 非平衡态秩序
大量微观粒子 输出 输入 (非衡吸引子) (耗散结构)
(五行: 水 金 土 火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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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群 制度敌犯污染 生态环境 轴心文化经典 商优政府
(公司) 原料产品服务 原料产品服务 金融
被西方经济学理论当成外部因素的二个条件:一是法制相对健全,二是资源相对宽松,被容纳进了这个理论模型,成为了内生因素。西方社会法制相对健全,由他们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形成,属于火;资源相对宽松,直接相关于生态环境和殖民过程,属于土和金。
从这个理论模型可以看出西方社会是如何治理的。
一个大地域社会一定有基层自组织群体(水),基层自组织群体主要是解决多数人的温饱、就业问题。西方社会的自组织群是公司,公司以一定数量的金钱为基础,公司存在的目的是必须不断赢利,开公司的人必然要求政府想尽办法来保证这点。对社会中的优秀人才而言,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还想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个大地域社会要想维持秩序,就必须要给这样的人提供社会升层通道(火,动态核心)。西方社会提供的升层通道是看谁赚的金钱多,谁的社会地位就高。因此,可以把西方社会称为法制钱选社会。
法制钱选社会必然逼迫政府不断扩大经济规模,首先是实体经济的规模,当本国资源不够时,就掠夺他国资源。当全球环境越来越严酷时,就不得不借助金融创新来助长虚拟经济,最后导致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是近代以来全球第三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前二次经济危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美国有智囊提出解决此次经济危机的办法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识到:“要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汤因比所说的“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儒学中的复杂科学和方法。
历史上的中国,是如何维护几亿民众的社会秩序的呢?来看中国社会的五个组成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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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相对无序(阴) 宏观相对有序(阳)
平衡态意义的 动态核心 非平衡态秩序
大量微观粒子 输出 输入 (非衡吸引子) (耗散结构)
(五行: 水 金 土 火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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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群 制度敌犯污染 生态环境 轴心文化经典 学优政府
(宗族) 原料产品服务 原料产品服务 金榜
中国社会同样存在着解决多数人的温饱、就业问题的基层自组织群体,那就是宗族(或家族)。宗族是以一定面积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口为基础,宗族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整个家族的人能够生存延续下去,这与公司存在的目的(必须不断赢利),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宗族没有逼迫政府不断扩大经济规模的动力。中国社会提供的升层通道是看谁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强,谁的社会地位就高。因此,可以把中国社会称为德制学选社会。
其次,宗族还包含了最多的中国特色。
当经济不景气时,公司就解雇员工,这是无情;当经济景气时,公司高管为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做出很多急功近利的短期有效、长期却有害的决策,高管收入是普通员工的上万倍。如果公司倒闭,员工失业问题由政府解决,这是无义。
中国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家庭观念特别强,把有血缘关系的人看得重,强调有情有义。如果是家族式企业,老板很少在不景气时把自己企业中的亲人都解雇。中国1998年水灾殃及二亿人口,一千多万难民,政府解决“住”的第一项对策就是“投亲靠友”,说明家庭宗族观念确为中华民族共渡危难的支撑。
现代社会中的很多功能,都可以在宗族中完成:
族谱相当于户籍登记,这种户籍不会因为人死了就吊销,而是代代相传、相记。每个人都在族谱中占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所以多数人都有尊严,有尊严的人才会有责任感,才会讲诚信;
祠堂相当于会堂和教堂,可以起到良好的教化作用和凝聚人心的作用;
义庄相当于社区财政预算中的收入来源,也相当于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保险基金和投资基金。中华文明较早成熟,所以先已达到了较复杂的先进阶段。欧美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正走向较复杂的阶段,即:从“社会——个人(法人)”(第一条道路)或“社会——集体”(第二条道路)走向“社会——社区——个人(法人)”(第三条道路),在走向“社会——社区(乡里)——家族(乡企)——个人(法人)”。
族田的作用类似于养老保险、教育保险、失业保险等,但它不是掌握在“机构”手中,更不是掌握在其它国家的机构手中,而是掌握在宗族手中。族田不会像纸币那样贬值,所以比缺少金本位支撑的纸币保险制度更可持续。
因此,宗族功能主要体现在:1,终身雇佣(底线:解雇罪犯,除籍),终身保障;2,泽及家属(封妻荫子);3,内部相对和谐,差异不太悬殊;4,教化及培养治国人才。
承认了宗族,规范了宗族,才能减少基层的政权建制,减少财政开支,减少乡村干部吃拿卡要,把乡财政返还村庄,以农业服务业吸收工业的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鼓励城乡联宗,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城中族人与乡村族人保持较密切的精神信息沟通与物质需求互补。
城乡联宗之后,宗族成员既可能在城市中的本族土地上长期定居,也可能在乡村中的本族土地上长期定居,因此基本上不存在城乡隔阂的问题。即使生活在乡村的宗族成员,也不是以农民身份作为个人的主要社会角色,而是以宗族身份作为个人的主要社会角色。与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农民相比,乡村中宗族成员的尊严感大大提高。在城市中鼓励城乡联宗、地方会馆、聚族而居等准宗族的自治形式。宗族族长利用现代通讯技术与各地的宗族成员保持联系。打工者不是个人奋斗,而是有宗族作后盾。
承认宗族之后,还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比较严重的信用缺失问题。
宏观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信用可以由土地来担保。
从政策上来看,向土地人口乘积较大的守信群体倾斜,如:上学,国企招工,升迁,有土地族群作担保者优先,信用高者加分,乡土信誉可作贷款抵押,族长介绍信可作信用凭证,提供核查介绍信真伪的信息平台,通过相关平台查询各宗族的信用记录,包括违规、刑案、 命案、超生记录,对超生较多且记录较差的宗族限制其成员外流,实施乡土禁闭,或整体解散。这样,土地的价值就大大地提高,就可以促使城市居民向本族土地投资。
承认宗族之后,还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就业问题。
宗族是个小社会,以农业服务业吸收工商业,每个宗族都参与乡土民企,本族独办或若干宗族合办,订单零部件和装配维修工艺,依据乡土需求,不同的乡村选择各自的优势进行终端工业品生产,相辅相成,交易互利,也可与城镇中的集约产业互补,终端装配成本略高于集约生产,但是运输成本低于集约生产,被减少的商业库存等环节收益也尽归集约厂家和乡土民企,把终端装配工序的污染减少得最多的集约厂家较易获得订单,需要分装包装的终端产品仿此。举例来说,79戊子(西历2008)年海尔集团扩展家电下乡的规模,在乡镇中招收售后服务人员,这不是农业服务业吸收工商业,而是工商业吸收农业人口。在农业服务业吸收工商业的现代化第三阶段,应该由乡村自组织的家电服务企业来在海尔集团与其他集团之间进行选择和交易。
宗族或乡土民企量力进行小风险的投资,借助网络可以形成相当规模的联盟,若干家族合办品牌超市,合创其他利民利国的项目*,从而架空跨国或不跨国的中度风险的投资放债公司,而大风险投资在各国都是军事科研,是国家行为,短代理链加志士。(*信息技术之后的创新技术是生态技术,如:减少化学农药,增加生物防治和采用变害为利的治虫新模式;人力畜力参与矿物能源;生活器具循环利用;生理健康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聚居住室内部绿化;乡土及城区园林化;垃圾处理利用,等。
宗族和乡土民企的族内就业可以吸收大量就业人口,日常管理内含耕织医,房电沼,文教艺等农业服务业,多余劳动力从事终端工业品生产,以及耕织衍品生产和天然包装,直接进入超市,这样,经营土地只是日常管理和其他生产行为的一小部分,因此,土地不但不会因劳力不足而抛荒,反倒会因人员休闲而充分利用(包括园林化),把农村生活维持在略高于普通城市居民的水平。
由于农村人口较多,可以把农产品的各种初加工甚至从农产品直至终端消费的全部加工环节都由土地上的人口来承担。也就是说:粮油加工业、乳品业、罐头腌制蜜饯果蔬加工业、纺织业、时装业、林木加工业、皮革业等等,都可以由乡土企业承担,再加上民用消费品的终端装配,可以吸收大量人口就业,即使乡土企业的规模较小,也会因经营成本较低而获取较高收益。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获得民心的二次重大转折都是依靠农民: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得人心,邓小平以农村承包得人心。如果今天的领导人以中国农村的自组织来维护农民利益,提高土地价值(作为社会信用保障)和农民地位,那么可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其道理很简单: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就稳定了。农民安,天下安,农民燥,天下乱,这个规律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例外。
正如邓小平的改革以安徽小岗乡的农民自发承包土地开始,现在中国南方很多农村正在自发地恢复宗族。中央只需要从其中选出一个优秀的样榜自然村来,使其实现真正的乡村自治,赋予其乡村管理权,同时也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建立特村和特乡,正如当年建立特区,然后总结其经验,进行宣传,一轮使中国进入长治久安的新改革就开始了。还有一个途径是,政府制定政策,鼓励现有的民企向乡土民企转轨。
三,中国引领现代化第三阶段:复杂科学(道将天地法)+只落后一步的军工
自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现代化,已经经历了二个阶段:工业体系→军工争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现代化即将进入第三阶段:相对稳态。现代化(工业体系、军工争强、相对稳态)的第三阶段要由中国来引领。
泗水会议除了提出“提高农民地位”的对策以解决目前中国在金融危机下遇到的诸多现实问题以外,还讨论了更长远的全球政治秩序问题及主权在天问题,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的使命就是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新路子,从而打破军备竞赛的困局,引领世界各国走出“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其措施是:
一,在道义上高举全球可持续的大旗,与邻国建立互信的关系,支持邻国提高乡土实际价格,帮助环境脆弱地区减少金融转嫁而造成的风险,并借助三教(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提高农民地位;以及观察民意、大清刑律之争、社会主义儒家、柔性意识形态、宗族身份认同、廉政文化、公民宗教、君子之道、家族文化复兴、以孝为本、儒家治道、民意“驯服”等问题。
二,普及复杂科学,并吸收简单科学的先端成果,保持只落后一步的军工,能够自卫反击且帮助邻国后发制人地进行防守。如果各国都在军工竞赛中落后一步,就会把集体自杀的军工争强,转轨为釜底抽薪的军工疲软,直至冷兵器自卫,化战场为赛场。
综上所述,儒家的治国方案,完全不同于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治国方案。中国若要彻底地摆脱西方的发展模式带来的种种问题,就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路子。最具中国特色的就是儒家思想。因此,中国的新道路一定是融入了儒家的治国理念和智慧,中国的高层决策咨询体系中,一定要有儒家学者的参入。
笔者简介:吴俊,曲阜儒家文化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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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