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岁末，中国大陆正在修订中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拟用法律规定子女须“常回家看看”，河北魏县规定拟提拔干部必须出具父母写下的《德孝意见证明书》，两件事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以孝治国”观念的关注和争议，其中绝大多数观点对此持否定态度，这让笔者颇为疑虑和不安。

    在中国文化中，孝敬父母是基于血缘和人性基础之上的自然情感，经由儒家的提炼和诠释，如“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等，变成人无所逃于天地间的道德责任，同时通过“晨省昏定”等社会礼制和“丁忧”（即公职人员为父母服丧）等官方法制，演化成“以孝治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孝道既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也是中外文化的重要区别所在。

    近代以来，人们因追求“自由”和“平等”故，把孝曲解为“愚孝”甚至“奴性”而予以激烈批判，孝道传统受到严重的解构和颠覆。在这种情况下，“常回家看看”进入法律，与孔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主张和《大清律例》“游荡他乡、远离父母者，均属忘亲不孝之人”的条文，主旨极为相似，无疑是对传统孝道理念的一种肯定和重建。

    事实上，考虑到因计划生育导致的少子化、生活质量提高导致的老龄化、社会流动导致的空巢化等现象，以及个人工作“单位化”、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等原因，敬养老人已经成为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重建传统孝道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却是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

    如果说“常回家看看”进入法律反映的是“以孝治国”对普通民众的要求，那么河北魏县把孝德列入干部选拔规定反映的则是“以孝治国”对官吏的要求。一些批评者认为，后者严重混淆了公德和私德的界限，且有以“德治”取代“法治”的倾向。这是对“以孝治国”的严重误解。

    首先，按照儒家的观点，“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无论是民众还是官吏，都必须致孝于父母。而孝德之所以对官吏来说更为重要，是因为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加敬养的人，会尽心公职和惠爱百姓。所以，儒家一贯强调治国先治吏、治吏必重德，而重德必以孝行为先。

    其次，孝德是官吏选用“有之不必可，无之必不可”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绝不是说只要有孝德即是合格的官吏，即可提拔任用，更不是不注重官吏的实际才能和治理绩效。相反，一个优秀的官吏，必定是一个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人。

    第三，仅靠法律，或者仅靠道德，都无法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正如孟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强调官吏的孝德，确乎是提倡“德治”，但绝不是提倡“人治”，更不是取消“法治”，而是为官吏依法治理奠定道德上的自觉意识。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最紧迫的问题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法律不健全，而是公民缺乏法律上的自觉意识，尤其是一些官吏执法犯法、道德沦丧，造成了政治公信力的下降。重建“以孝治国”传统，必将有助于改变这种局面。

    当然，无论是“常回家看看”进法律，还是强调官吏孝德，都不能仅停留在法定条文或者制裁性措施上，而是应该予以实际的保障。比如，父母生日时，要放假一至三天，否则远在他乡的子女根本就无法给父母祝寿。古代的“三年之丧”在现今“单位人”的时代或会有些勉为其难，但放假三个月还是行得通的。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