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渴望自由吗?
作者:西尔翰·莱昂斯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十一月廿九日庚申
耶稣2021年1月12日
西尔翰·莱昂斯(Siobhan Lyons)发现自由意志的到来并非没有代价的。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美国系列节目《杀死伊芙》中,俄罗斯变态杀手维拉内拉(Villanelle)连同另一个同伙越狱成功。在走出逃亡的汽车时,同伙显得有些焦虑,便问到“接下来我该怎么办?”维拉内拉回答说“我不知道。跑吧,你自由了。”但是,这位同伙只是回答说,“我不想获得自由。”这下可彻底把维拉内拉搞懵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她毕竟一辈子都在争取自由---逃避警察的束缚,逃避雇主的束缚,逃避各种义务和环境的束缚。但是,狱友的反应也并非怪异得完全不可思议。《肖申克的救赎》中的黑人演员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扮演的角色瑞德(Red)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深刻见解,帮助我们认识制度化体验:“这些墙壁很好玩。刚开始你恨它们,慢慢地你就习惯它们了。等到再过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你甚至变得离不开它们了。这就是制度化。”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许是最持久不断的哲学问题之一。未来是事先已经决定了的还是由我们作为积极行动者所决定的问题一直占据着很多哲学家、失眠患者、银行出纳、抢劫犯、护士和海豚的头脑,在思考这些东西时,我们是否有任何选择仍然无法确定。在此,瑞德有关制度化的想法非常重要,因为很少有人提出过我们是否应该渴望自由的问题。
自由的概念本身在我们的个人和道德模式中根深蒂固:如果说我们并不想受到难以控制的力量的束缚,我们不愿意屈服于他人或世界的心血来潮的支配,应该不会引起多大的争议。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渴望自由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提出过。在很多人看来,质疑自由本身简直就等同于丧失理智的疯狂。尤其是当很多人遭受被人压迫的不公而且仍然每天都在承受痛苦之时,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渴望自由呢?但是,渴望自由不仅仅是渴望摆脱压迫获得自由,它还反映了自主决策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的本能欲望。该论证说,若要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就有必要对我们成为什么人和生活轨迹如何演变有某种控制。任何东西我们都无法改变的想法也有一种预言自我实现的危险,在我们看来不可避免之事,我们或许就不再愿意尝试改变了。
数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Lorenz)站在自由意志一边,论证说,
“那么,我们应该选择相信什么呢?---一切都早已定下来,还是我们能自由做出决策?我相信合适的答案显而易见,就像任何数学家那样,我们引入某些前提,然后尝试得出结论。让我们假设前提就是,我们应该相信真相而不是相信假相,即使前者很伤人,即使后者让我们快乐。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相信自由意志。如果自由意志是现实,我们应该已经做出了正确选择。如果不是,我们应该仍然没有做出不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选择,没有这么做的自由意志。”(《混沌的本质》1993,p.160)
有人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1814年,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 Place)设想了每个原子都符合时间开始之初确立的数学般精确的运动法则,因此在原则上我们完全可能预测宇宙的整个未来。这个观点逐渐成为科学决定论。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准确地将其描述为“凄凉的机械画面”(《偶然》2015,p.147)。它似乎是我们拥有的类似自由意志概念的打折版,但是,有些人不愿意宣称自由意志是幻觉,因为这超出了简单的自我形象。如果我们不能控制事件或者自我,那么我们在理论上就可以为自己脱罪,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无论如何,否认自由意志并非牢不可破。
决定论的诱惑
在其1844年的书《焦虑的概念》(最初标题是“恐惧概念”)中,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分析了与自由意识密切相关的一些特别感受。他指出“焦虑是自由的晕眩。”(p.75)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自由代表了一种具体的焦虑或担忧,这与自由带来的无限数量的可能性有关。它迫使人们陷入眩晕状态。当我们在选择买什么牛奶,渴望从事什么职业以及选择什么旅行目的地时,我们已经陷入自由带来的沉重负担中。他写道“现在自由向下看其可能性,牢牢抓住有限性来支撑自己。”他说这些的意思是,我们寻找某种方式从思想上将无限的可能性缩减到我们可选择的程度。
我们的焦虑还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决策毁掉自己的人生。克尔凯郭尔使用人的堕落当作解释这种特别焦虑的例子:不允许偷吃能够分辨善恶的知识果,亚当是非常清楚的但他还是偷吃了禁果,这就证明了人类的0堕落。
这种焦虑与法国人所说的“虚空的召唤”(appel du vide)有关(与苹果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从更高的地方俯瞰或者在飞机上坐在挨着门的出口一排,有些人感觉到一种要跳下去或在飞行中打开机舱门的冲动,这不是因为他们要自杀或急不可待地想杀人,而不过是因为他们非常好奇自己能否带来这种行为的出现---即是否能够违背最原始的自我维持和生存的本能冲动。这展示出了自由的晕眩。他们明明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但他们不敢肯定自己能否真的去做这件事,以此来验证他们在多达程度上是自由的。换句话说,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我们在生存中感受的恐惧和焦虑是我们拥有的知识激发出来的,即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证明我们的自由。
所以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自由不仅仅是自主性的短暂满足,它还提供了令人晕眩的多种可能性,其中很多未必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自由意志意味着我们能够改变厄运。单单这种自由的大量输入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无限选择已经导致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制性行为,可被称为“病理性犹豫不决”或者“意志缺乏性精神障碍”(aboulomania)。但是,当我们思考每天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环境迷宫时,可能很难认为这是一种病态。当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从一辆公交车上下来去取回她丢失的雨伞,然后再登上第二辆公交车时,她绝对不可能知道这意味着她要卷入一场导致骨盆被刺穿,余生都陷入极端痛苦之中的车祸。无论我们指责雨伞还是撞上第二辆公交车的轿车,非常明显的是,选择的自由也为我们提供了死亡的自由或者至少遭受严重伤害的自由。我们中的很多人并非意志缺乏性精神障碍,这倒是个让人觉得很好奇的事。
显然,自由意志代表了我们能够自由做出错误的选择,而且的确有错误的选择可供我们挑选。这是一种自由,有人迫切渴望拿它来换掉决定论的监狱。它的吸引力要比用“不可避免性”来安慰我们可大得多了。这里插入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0?5i?0?6ek)描述的“意义诱惑”,它往往出现在悲剧降临之时。对有些人来说,把不幸当作是宇宙施行的某种惩罚而不仅仅是单纯的随机事件要好得多。“一旦发生某些可怕的事情,寻找意义就成为我们自发的趋势,它肯定意味着什么,即使我们将灾难解释为惩罚,在某种程度上,这让灾难变得更容易接受,因为我们知道它不仅仅是令人害怕的盲目力量。”(Examined Life:Excursions with Contemporary Thinkers,Astra Taylor,2009,p.157)正如齐泽克在灾难中解释的那样,“与单纯感受到发生了一件事相比,感觉到上帝在惩罚你可能让你觉得更好受些。”如果上帝惩罚你,这就说明我们仍然是有意义的宇宙之中。(p.158)果真如此,最好将公交车的灾祸看作促成卡罗绘画的因素而不仅仅将其视为随机性的偶然事件。毕竟,偶然事故打破了她原本要当医学绘图师的计划。
而且,在决定论下,不仅杀人凶手的道德责任被消解,而且我们也能安慰自己说我们之所以没有成功或发财就是因为本来就没那命,因此我们应该热爱自己的命运(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称为“命运之爱”(amor fati))。用这种方式消解选择压力非常方便,虽然有人绝不会放弃自由来换取舒适的生活,但的确有很多其他人迫不急待地放弃自由意志概念,心甘情愿地接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观念,因为这能令悲剧的痛苦或悲惨的命运变得不那么尖利刺痛。但是,命运之爱和“意义诱惑”都倾向于在悲剧降临在我们身上之时才出现,这很难说是巧合。成功我们可以控制,而失败我们就无能为力了,这样的观念对我们往往非常有吸引力。
结果和原因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生活是面向未来超前走的,只有回顾过去,我们才能从背后了解它。罗伯特·波西格(Robert Pirsig)在《禅与摩托车维护艺术》(1974)提出了类似主张。他说,“你观察要走的路和你当下的位置,但是,这从来都模糊不清,可当你回头观望过去时,某种模式就会出现在你眼前。”(p.156)当我们在解释显而易见的混乱状态之时,每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时,在我们纳闷如何能认识自己生活中特定的模式时,或者是命运还是选择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导致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时,后见之明似乎比先见之明更加重要。路易斯(Louise)认识到她命中注定要嫁给杰瑞米·雷纳(Jeremy Renner)。
姜峯楠(Ted Chiang)的小说《你一生的故事》(1998)后来被搬上银幕,改名为《降临》(2016),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特别吸引人的立场冲突。该影片在阐释我们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式方面非常有效。
影片《降临》的开场镜头显示出语言学家路易斯·班克斯(艾米·亚当斯Amy Adams饰)和女儿一起玩耍,我们很容易相信这是倒叙的回放镜头。我们看见路易斯的女儿长大了,成了十多岁的大姑娘,接着患上罕见的怪病而被夺去了生命。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些实际上是快进---瞥见未来场景---这是路易斯沉浸在外星人语言带来的效果。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orph hypothesis)认为,你使用的语言决定了你看待现实的方式。当路易斯用新语言思考时,她与现实的联系发生了改变,因此现在她采用新方式看待时间。与依据线性发展(开始、中间、结尾)运行的人类语言不同,外星人的语言建立在共时性基础上,这意味着所有含义都在同一时间内交流,时间不是按线性发展顺序而是多点同时展开。外星人的语言彻底重新连线了路易斯的大脑,她竟然开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自己的未来可以如屏幕放映般展现在眼前。她理所应当地明白如果将来有了女儿,她的女儿可能死于一种罕见的怪病。
观众或许忍不住将这个未来看作凄惨的、命中早已注定的必然性。事实上,快进似乎说明路易斯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其他选择,无论如何,她的女儿都将在年纪轻轻时就死去。不过,这并不是姜希望表达的要点。虽然路易斯或许只是默许无法避免的东西,正如尼采建议的那样,主动选择爱自己的命运,但是,快进仍然为路易斯提供了一种选择。也就是说,她对未来的了解并不能改变她要做出选择的事实,而她明明知道可能要发生什么却依然选择生下女儿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她的决策自主性是站不住脚的。正是因为她拥有不生孩子的选项---做出另外选择的自由--姜认识到路易斯的选择令人钦佩,虽然她的决定给她的人生带来凄惨的未来。在做出决策时,路易斯利用选择为自己和女儿带来好处,同时也甘愿接受自由划定的边界。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未来,这是我们根本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至少能够改变我们回应的方式,并根据这样的认识采取相应的行动。路易斯或许不能改变女儿的命运,但她能够决定对女儿的命运的认识将如何改变她与女儿的关系。
这个故事并没有遵循通常的因果关系模式,相反,假设未来事件很可能引起历史事件的巨大涟漪,虽然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换句话说,电影采取了“先有后果后有原因”的模式。这部电影也可以被认为是相容论(compatibilism)的表现,该观点认为,自由意志与道德之间的相似性能够与因果决定论同时共存。
走出洞穴进入虚空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1865)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有必要谴责根本不存在的自由,同时要承认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相互依赖性。”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并不特别喜欢这个想法,他在《一席之地:值得拥有的自由意志》(2015)中论证说,自由意志的死亡可能导致我们所有人放弃努力,陷入一种病态的境地。不过,丹尼特仍然提出问题“缺乏这样的自由真的就像被关进监狱或者成了傀儡吗?”(p.187)我们当然不能告诉自己,我们是否可以自由选择,虽然我们或许模模糊糊地认识到有些事发生时,我们的确无能为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像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囚犯,虽然身上绑着锁链却相信自己是自由的,不仅如此,还对返回洞穴中试图劝说我们离开的开明人士感到排斥和厌恶。
我们或许至少宣称,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要么相信我们是自由的,要么相信我们不是自由的。比如,我们至少注意到,有些东西被认定为决定论,有些东西被认定为自由意志。这显然是比柏拉图的洞穴囚徒知道得更多。人们甚至猜测,了解到这两个现象本身就是说明某种程度自由的证据。反过来,如果我们这些因果论的囚徒逐渐得出我们的确是囚徒的结论,对此,我们该如何做出回应呢?柏拉图从来没有向我们明确揭示出,他的开明囚徒最初是如何辨认出自己上当受骗的;相反,他向我们郑重发誓“那么,请考虑摆脱束缚的方式是什么和如何治愈情感创伤。当人们摆脱了束缚,突然一下子被迫独立,环顾四周,然后开始走路,并抬头看见太阳光。”但是,某些东西阻止我们打开飞机舱门或跳进虚空之中来验证我们的自由:无论是自我保护还是恐惧或常识。我猜想,大部分人可能懒得费尽周章去证明自己到底是否自由。”
我们知道现在能够选择不打开飞机舱门,但是,我们不敢肯定是否能够选择跳下去或打开舱门。这种诱惑不同于齐泽克说的那种诱惑,当我们思考悲剧的时候,自由为何变得如此令人恐惧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当美国电视剧《X档案》中重新开庭审理杀害特工探员约翰·道格特(John Doggett)的儿子的凶手时,他感到很不自在,解释说“我必须相信我为了挽救他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把他安全送回家而不是让他失望。我必须相信我做了人类能够做的一切,因为如果我不能相信这一点,你在谈论的这些其他可能性如果真实的话,那就是我为了挽救儿子本来能做的其它事。”
虽然许多哲学家们对决定论盛行的世界的道德后果感到担忧,但是,自由本身向我们揭示了可怕的可能性,即我们的选择往往很糟糕而不是很聪明。在决定论盛行的世界,责任成为争议的要点。但是,由自由意志定义的世界往往要求我们承担太多的责任。所以,自由实际上令我们丧失了行动能力。
作者简介:
西尔翰·莱昂斯(Siobhan Lyons),悉尼作家和学者,并在此获得媒体和文化研究哲学博士学位。
译自:Do We Want To Be Free?By Siobhan Lyons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141/Do_We_Want_To_Be_Free
责任编辑:近复